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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了。
这一切使英方大为满意。一英军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得意的话：
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199]
中国被一女子（指女王）征服了。
* * *
[1] 《清史列传》第12册 ，第3797—3798页。邵懿辰：《记汶上刘公抚浙事》，钱仪吉、缪荃孙等纂：《清朝碑传全集》第3册，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第2237—2238页。
[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750页；第3册，第520页。
[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582—583页。
[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592—593、650页。
[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8—19页。
[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18-19.
[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088页。
[8] 《林则徐集·日记》，第400—404页。关于此期的刘、林交谊，还有一些记录：“林少穆制府以四品卿衔来镇，与玉坡中丞相度形势，安置炮位。”（陆模：《朝议公年谱》）“中丞……与林少穆制府共相筹画”，制成新式炮车“磨盘四轮车”（龚振麟：《铸炮铁模图说自序》，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第2022—2023页）。
[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01页。
[10] 刘韵珂此时曾向难民查询前方情况，得知英军宣称：蒙伊里布以礼相待，又以俘虏易舟山，本不敢再来扰浙；因裕谦到浙后宣称必剿灭英军，对英俘剥皮抽筋，是以前来报复。刘韵珂将此情况入奏，试探道光帝的态度。后得旨知琦善南下，更是明言奏称：“伏查前任钦差大臣已革两江总督伊里布，老成谨慎，镇静深沈，服官数十年，清操著于中外……现在逆夷又在定、镇等处，称中国好官惟伊钦差一人，并称张喜为张老爷，称其现在何处，言此人实系好人，如伊钦差、张老爷在浙，伊等断不前往等语……今值浙省需人之际，琦善拟罪较重，尚蒙恩宥，该革员情罪尚轻，且已到城数月，可否亦赐矜释，饬令带同张喜来浙效力赎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55—1357页）由此看来，刘韵珂的情报是错误的，而分析更是大谬。他将璞鼎查奉英国政府之命，扩大战争，当作报复裕谦而来。而他企图用伊里布的“德惠”，去阻滞英军的攻势，更是异想天开。
[1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49页。
[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604页。
[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94页。
[14] “十可虑”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88—92页。以下引用该折处，不再注明。
[1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53页。
[16] 《林则徐书简》，第183页。
[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99页。
[1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02页。
[1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067页。
[20]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5—137、142—144页。案，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时，亦发布“安民告示”，但该告示发布较晚，为1840年10月9日，即懿律从天津南下之后，而定海民众亦已擒获安突德（同上书，第26—27页）。此外，定海民众亦不了解英军的情况，以为遇上了诸如历史上的倭寇之类的匪徒，纷纷逃难。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的后期，不少难民亦返回家园。
[21]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468—469页。
[22]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363—365页。
[23] 《林则徐书简》，第183页。
[24]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371页。
[25] 在清朝利用民众力量的具体方式上，有三点似值得注意：一、依靠他们在乡村统治的基础——乡绅来组织团练、义勇一类的武装，力图将民众收缩到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使之蔓延壮大；二、官府招募的“勇”，主要是无业游民或平日认为斗殴凶猛、极不可靠的人群，以防被英军勾去，转为敌用，且对这批人的使用主要靠赏格、雇值所激劝，并无思想的发动。三、他们对那些组织起来的民众，并不是放手进行骚扰、破坏英军统治区域的战法，而是尽力组织他们参加官方组织的战斗，作为清军力量的补充，这就用其短而避其长。就上述问题而言，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要害，是对任何有组织的民众力量的恐惧。我曾在第二章 第四节、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五节中对其原因进行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2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10页。
[27] 《入寇志》，《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25页。
[2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684页。
[29] 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所花战费，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称为7000万两；二、《清史稿·食货志》中称1600余万两；三、陈庆镛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上奏称：“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现在截销，尚有陆续补报等项。”（《籀经堂集》卷1）。陈庆镛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上奏时任江南道御史，其说自有材料来源。但他所说的只是“动拨银两”，即由户部大库支出及经过户部指令由各省藩库中支出的银两，而非实际开支数字。就报销情况来看，大多数省份应晚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陈庆镛也无从了解实际报销情况。
[3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5—477页。浙江巡抚梁宝常奏称：一、浙江共收拨银7682821两，支出7480521两，其数字与拨银大体吻合；二、“尚有官绅士民捐办乡勇粮米，雇船出洋助战，并各口沉船钉桩，及定海火攻船只，制办兵勇衣帽枪刀，收缴器械价值，并奏准赏兵棉衣，封禁卤船口粮，一切例销未经请项之款，均划出另外分别办理”，即捐纳银两未入报销之数。
[3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85页。其中“应付兵差”用款19.9万两，“防堵”用银2.4万两，另钱1.1万串，全部由捐输经费项下支出。
[3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87—591页。其中军费来源为：一、部库及各省拨款，共计225万两；二、本省藩库、关库、盐库及没收银两，共计约172万两；三、官绅商人捐款，共计202万两，可见其捐纳银两已占其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
[33] 四川总督宝兴折，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其中出师广东官兵例支俸赏行装及各州县的夫马口粮9.3万两，撤回兵弁支付夫马口粮1.1万两；出师浙江用银3.7万两，撤回用银5893两；出师江宁用银1.8万两。
[3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14—418页。耆英奏称：“未便概行列入正开销，现于动用捐输案内另行奏报。”也就是说，捐纳银两的开支情况不在此1302400两的数字之内。
[35] 陕西巡抚杨以增奏，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档朱批奏折》。其中例入正开销83191两，不入开销31600两。不入开销者由本省分摊分4年归补。
[36] 湖广总督裕泰折，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其中借支行装银约5万两，其余27万余两，将从“各官养廉公捐兵差津贴”中分16年扣还。
[37] 署理广西巡抚孔继尹折，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其中例入正开销者为32490两。
[38] 我目前已经查到的材料有：一、浙江省：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七日上谕称：“刘韵珂奏，商人情殷报效一折。浙江四所商人金裕新等以该省调兵防剿逆夷，军饷要需，呈请捐输银一百二十万两，着赏收……”（《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3册 。此事又见该抄本第4册刘韵珂奏；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刘韵珂奏，《筹办夷务始末》第4册，第1675页）。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扬威将军奕经奏：浙江试用道黄立诚等共捐银7.96万两，钱1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奕经等奏：冯镜等捐银1.93万两，钱8.7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四日户部尚书恩桂等奏：慈谿县革员叶仁捐钱3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刘韵珂奏：省城一带练勇、助赈共得捐钱11.4万串（《宫中档朱批奏折》）。另奕经奏，叶仁等续捐钱98860串，银19500两（《军机处录副》，原件无日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梁宝常奏：官绅管贻棻等捐钱21.3万串（《军机处录副》），以上浙江省共捐银131.84万两，钱55.2万串。二、江苏省：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淮南商人包振新等捐银50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裕谦又奏：淮票贩王益太等捐银30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2册）。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牛鉴奏称：扬州商人捐银100万两，其中50万两留备扬州防堵，50万两解赴省城（《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两江总督耆英奏称：元和县程桢义等捐银46300两，钱283674串（《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耆英奏称：“尚复劝谕该商（淮南盐商）等筹捐现银一百万两报效军需，上年十二月内完银六十余万两，本年正、二月间即当全数交库。”（《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耆英奏称，蔡世松等捐银60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耆英奏称，颜怀景等捐银1.1万两，钱1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十日，两江总督璧昌等奏，莫载捐炮50尊，用钱13100串（《宫中档朱批奏折》）。以上江苏省共捐银344.73万两，钱30.67万串。值得注意的是：盐商捐银为获得盐票；大多数捐纳银两，用于支付赔款而不是战争。
[39] 详见第五章 第二节。
[40]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奏：“一切应支银两，自上年七月起截至本年十月止，共用银九十八万七千余两。除本年二月间奏蒙拨银五十万两外，俱于司库内”动拨或垫用，请求拨银50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4册 ）。道光帝于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批准（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八月，讷尔经额奏：“臣于五月间，因直隶军需紧要，奏请拨银三十万两，仰蒙圣恩添拨银二十万两，共拨银五十万两来直。”并再次请求拨银30万两（《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38—239页）。道光帝于九月初六日批准（同上书，第283页）。
[41] 山东巡抚托浑布奏称：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五月间，两次奏蒙圣恩，于司库正项内，先后提借十八万两，核实支发”，“今防兵重调，未撤之兵酌留”，“请予库现贮正项内，再行借动银十五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3册 ）。道光帝于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批准（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道光帝批准托浑布在司库现贮正项内再提银15万，以备支放（《清实录》第38册，第658页）。此后山东拨款数额未见材料。
[42]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盛京将军耆英奏：“奴才等伏查奉天军需，自上年七月以来……陆续支用银两，将及十万两之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196页）。此后未见有关军费数字。
[43] 北方各省因不如广州有行商、扬州有盐商，捐输数量较少。我所见档案材料有，一、山东省：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山东巡抚麟魁奏，杨持衡等捐银40200两，捐钱125400串（《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山东巡抚梁宝常奏，黄县官绅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先后捐银32478两（《宫中档朱批奏折》）。二、直隶：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长芦盐政德顺奏称，为天津海口改筑炮台，“盐政倡捐银四千两，运司三千两，天津道三千两，盐商五万两，海船户五万两，典商六千两，绅士四千两，共捐十二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