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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号 炮16门
女神号 炮4门
保皇党人号 炮10门
伯兰汉号 炮74门
塞利亚号（Thalia） 炮44门
安度明号（Endymion） 炮44门
加略普号 炮28门
先锋号 炮26门
培里康号 炮18门
哈利昆号（Harlequin） 炮18门
基尔德斯号（Childers） 炮16门
冒险者号（Hazard） 炮16门
黑獾号（Wolverene） 炮16门
巨蛇号（Serpent） 炮16门
阿尔吉林号 炮10门
轮船14艘：
伯劳西伯号（Proserpine）（铁质） 复仇神号（铁质）
弗莱吉森号（铁质） 伯鲁多号（铁质）
麦都萨号（Medusa）（铁质） 驾驶者号（Driver）（木质）
威克森号（Vixen）（木质） 阿克巴号（Ackbar）（木质）
西索斯梯斯号（木质） 奥克兰号（Auckland）（木质）
皇后号（木质） 谭那萨林号（木质）
梅姆隆号（Memnon）（木质） 洪哥厘号（木质）
此外还有运兵船6艘、医院船1艘、测量船2艘。[108]雇用船约60艘。[109]
由此可见，英国远征军的海陆总兵力达到2万名。[110]这在西方的殖民扩张史上是一支罕见的强大军团。
英军在得到增援后，除加强香港（调派1团）、厦门鼓浪屿、定海（调派1团）、镇海招宝山的守军外，主力源源北上，直入长江。
1842年6月19日，吴淞、宝山的英军得到第一批增援后，沿黄浦江水陆并进，占领被清方放弃的上海。随后派轮船溯江上驶，直逼松江地面。6月27日，南方开来的援军大部抵达吴淞，英军又从上海撤离，留军舰2艘封锁吴淞口，主力编成1个先行舰队和5个纵队（共计战舰12艘、轮船10艘、运兵船和运输船51艘、陆军4个旅近7000人）[111]，7月5日，浩浩荡荡航行扬子江，直取镇江。
镇江，古称京口，北濒长江、西临大运河，是交通的枢纽，航运业的中心，也是长江下游一大繁华城市。
就民治而言，镇江本是府城，而常镇道亦驻于此地，可见其非同一般；就军治而言，清军入关南下后，一直在此驻扎重兵，并于1658年设京口将军，以对付郑成功等反清势力。1757年，撤京口将军，改为副都统。至鸦片战争时驻防八旗兵为1185人。[112]
尽管鸦片战争刚爆发时，两江总督伊里布就在镇江布防，但这种防御措施仅仅为调江宁旗兵400名进驻镇江。伊里布的后任们，始终把目光注视于吴淞，而对长江防御未予重视。牛鉴上台后，不认为英军会深入长江，仅在江阴的鹅鼻嘴派兵580名、丹徒的圌山关派兵及练勇430名便了事。[113]1842年初，驻守镇江的江宁旗兵被撤回，改派青州旗兵400名。[114]
1841年初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圮的城墙。但他无权调兵无钱铸炮，能办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他曾要求招募水勇巡查江面，[115]为牛鉴所拒。[116]他又想给手下兵弁弄点钱改善生活，以激励士气，反遭牛鉴的弹劾，结果受到降两级留任的处分。[117]他得知吴淞失陷后，为防止英军内驶长江，上奏要求阻塞长江航道。
海龄的建议实属异想天开。本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上海失陷后，下令中国海军舰船自沉江阴，以阻止日本舰队溯江而上，结果效果甚微。至于阻塞长江的巨大工程量所需要的时间、金钱，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国计民生、生态环境诸方面的影响，海龄恐怕想都没想过。道光帝接到此折后，朱批：“费力无益。”[118]
英军撤离上海再度集结于吴淞口时，清朝上下对英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判断失误，以为将北攻天津。牛鉴还认为江苏战事即将结束，奏请不必由浙江派大臣、军队援苏。[119]当英军的舰队连樯内驶长江时，牛鉴等人才发现自己的失算，连忙火速调兵增援镇江。
图十二 镇江之战示意图
1842年7月12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4日，攻占丹徙圌山炮台。15日，英轮船2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
与此同时，清军也在行动。7月13日，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率兵700名到达镇江。16日，署江南提督刘允孝率湖北兵1000名开到。19日，由浙江派来的江西援兵1000名赶至。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1600名防守城内，齐慎率援军2700名驻守城外。
两江总督牛鉴也于7月13日赶到镇江。他与海龄、齐慎的关系显然不那么协调，第二天晚上便离开镇江，前往南京，但据其奏折，就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备办火攻船、木排约150只。[120]而牛鉴离后不久，7月15日，英两艘轮船开至，清方立即实施火攻，毫无效果。[121]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
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方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进攻西门的英军第一旅最初受阻，只得转攻南门。而配合陆军驶入运河的英海军小船在西门一带遭城墙上的清军火炮、抬炮的轰击，损失惨重，狼狈退出，于是便再次组织由300名水手组成的船队强行突入，用炸药轰开西门。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122]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123]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惊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战前的侦察使他们误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入据该城，一如先前进占宁波、宝山和上海。这种自信使他们自负地决定将获胜的荣誉完全交予陆军，就像海军在吴淞独享战功一样。镇江濒临长江，英军的舰炮完全可以将炮弹射入城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仅有个别战舰在掩护登陆时开过几炮。鸦片战争中先前各次战斗清军主要是被英军舰炮轰走的或吓跑的，而此次城外清军齐慎部也因遭英陆军火炮轰击而溃，但城内清军因未受重炮轰击，仅与敌手持火器或小型火炮交战，故能坚持长时间的抵抗。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据耆英战后的调查，清军此次战斗的伤亡为：
部别 战死 受伤 失踪
京口八旗 170人 161人 24人
青州八旗 55人 65人 24人
镇江绿营 3人 6人 17人
湖北绿营 7人 8人 3人
四川绿营 3人
河南绿营 1人 1人
江西绿营 23人
其中京口、青州八旗的伤亡为30%，而湖北、四川、河南、江西绿营即由齐慎等统率的援军，相比八旗兵，其伤亡微不足道，仅为1.6%。道光帝见此大为感叹，朱批曰：
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124]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海龄。这位曾经做到正二品总兵的老将，七年前因琦善的弹劾降至正四品的二等侍卫，发往新疆，充古城领队大臣。此次复任正二品的京口副都统，道光帝曾予朱谕劝激。[125]作为一名军人，他已竭尽全力，战败之际又举家自尽，按传统道德可谓尽忠成仁。可作为镇江城内的最高军事长官，举止又不无暴戾之处。特别是7月15日英轮2艘初至时，他竟下令紧闭城门。逃难的民众因不得出城而抗议，他以“汉奸”罪名拘之，杀13人于小校场。城门的关闭导致市集的中止，民众无处买食。而早晚在街巷中行走的民人，纵兵用鸟枪打死，又在城内大肆搜捕“汉奸”。如是者六天，民怨沸腾，满汉矛盾激化。这位副都统似乎并不知道，除了军事上的意义外，保卫一座城市的终极目的正是保卫该城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战前疏散平民是守将的责任。而当民众感到威胁不是来自敌方而是自己的保卫者时，势必诱导以敌待之的举动。正因为如此，这位副都统虽慷慨殉国，但民间盛传其被愤民暗杀，以至在京的御史将此流言上达天听。[126]一百多年来，与其他殉国将领相反，海龄的名声不好，恰是因其口碑恶劣。
1842年8月2日，英军留下其第二旅及炮兵一部继续占领城东北的北固山，主力撤离镇江，登舰继续溯江上驶，准备进攻当时长江流域乃至南中国最大最重要最著名的城市——南京。
两江总督牛鉴经历了吴淞、镇江两败后，自知再行抵抗将无济于事，其工作重心从部署防御转移到与英方讨价还价赎城金的数额上来，同时不停地向道光帝发出奏折，要求议和。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军事角度而言，战争实际已经结束了。
三 求和的历程[127]
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职衔伊里布南下杭州后，为浙江局势之糜烂而震惊，立即从在京时“与银与地均非办法”的立场上后退，不顾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谆谆教谕，决计“羁縻”。
可是，这样一来，耆英、伊里布反而处于“两面作战”的窘境：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九重之上的道光帝不愿俯首，前者以兵势迫之，后者以权势压之。本非睿智的耆英者流只得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作鬼脸了。
由此，耆英主持的求和活动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经历了奇特的历程。
1842年5月17日，刚刚放弃宁波等地的英军重兵逼迫乍浦，耆英闻讯后惊骇失色，未经请旨，于次日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128]待伊里布至嘉兴时，乍浦已失，即派先前充其对英交通员的外委陈志刚向英方送去了一份照会，伊里布开出的停战条件还是一年前的老一套，即以通商换和平。[129]他似乎并不知道，在杨芳、奕山的允诺下，广州的通商已恢复一年。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此时尚在香港，陆军司令郭富于5月21日复照，称赞伊里布昔日善待英俘的行为，欢迎其前往乍浦并保证其安全，但又声称谈判非其“职分”，须转告璞鼎查“查办”。照会最后称：“倘若贵国按照叠次所致文书内条款，一切允准，即结平和无难。”[130]伊里布接此照会，一方面喜出望外，英方愿意和平；另一方面又如坠云雾之中，他实在不知道“叠次所致文书条款”为何。他不敢贸然去乍浦，于是在复照中称，既然须由璞鼎查“查办”，那就等到璞氏的照会到来后，“再行酌商办理”。[131]
英方立即看出伊里布未解其意，5月26日由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联名发出的照会中明确宣布停战谈判条件：
一、须由清朝皇帝表明，情愿按照先前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及璞鼎查在浙江发出的照会中各条件办理。
二、清方的谈判代表须是“钦派操全权之大员”。
此外，英方还提出了释放英俘的要求。[132]
钦差大臣耆英因乍浦失陷而于5月23日赶至嘉兴，与伊里布会合。此时盛行的英军为夺战俘而攻杭州的流言，又使奕经慌忙将英俘于27日解到嘉兴，以送乍浦归还英方而保全省城。耆英看到这份态度强硬的照会，对英方的两项条件无权也不敢作出答复，更不敢如实上奏，于29日的折片中专门挑好话说给道光帝听：伊里布派出的陈志刚在乍浦见到了“郭姓夷人”（郭士立），“传述晓谕之言，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言词尚为恭顺”。耆英为了道光帝能批准他们擅行的“羁縻”之策，将已经陷入的绝境描绘得一片光明。他还说明其对策为：“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133]这里的“镇静”二字又该作何解释，只有天晓得！
局势说变就变。5月28日，即耆英上奏的前一天，英军撤离乍浦，北上进攻吴淞；5月30日，即耆英上奏的后一天，又收到命其携带钦差大臣关防南下广州的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