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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使曾望颜的信中称：1841年5月30日，英军从城北越秀山一带撤军，取道泥城回英舰，三元里等处一百零三乡民众数千人，中途设伏，歼敌百余名，斩兵目二人，围困英军。义律请广州知府余保纯弹压。余保纯私自出城解和，民众逐渐离散。[132]类似此种说法的还有《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但战果却有扩大，称斩英军将领伯麦、霞毕，歼英军200人至300人不等。
二、靖逆将军奕山对此曾上过三道奏折，说法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称（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东北各乡团勇首领，分路搜捕，结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并称南岸义勇斩英军头目一名，可能是伯麦。第二次奏称（6月22日）：5月30日，英军在城北唐夏乡（三元里西北）焚掠，义勇与之相战，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第三次奏称（8月6日）：5月28日，大雨冲没在城北抢掠的汉奸和英军官兵100余人；三元里等村义勇砍毙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该奏未称具体时间，联系前奏，当为5月30日）。[133]奕山的奏折，将三元里抗英事件说成是团练、义勇所为，而战果也缩至10余人。
三、当时担任水勇头目的林福祥，于1843年写道：1841年5月30日，英军经由三元里往牛栏冈方向抢劫，由于林福祥事先与各乡约定联防，三元里等80余乡数万民众将英军包围，歼敌200余人，后由余保纯解围，英军方得出围回归。[134]林福祥将作战目的说成是反抗劫掠，同意这种反劫掠说的，还有《广东军务记》等资料。
四、时在两广总督祁幕府的梁廷枏于道光末年出版的《夷氛闻记》中称：由于英军的暴行，当地举人何玉成柬传各地，三元里等90余乡聚众数万人“率先齐出拒堵”。英军出战，民众佯退，诱至牛栏冈围歼，斩伯麦、毕霞。英军被围困而不得出，义律派人求救于余保纯，余保纯奉祁命而进行劝解，民众始退去。[135]
五、刊于1872年的《南海县志》称：1841年5月28日和29日，英军分扰三元里等处，民众愤甚，“歼而瘗之。”5月30日，英军大至，前来报复，民众十余万与之相战，斩其头领，歼敌数百人。5月31日，民众继续战斗，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离散。[136]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或内容不够系统，或资料的形成时间太晚，不再详录。
从以上五种文献对照来看，有关此次抗英事件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战果均有区别，这是因为：一、文献的作者除林福祥外，均未亲历，王庭兰、奕山、梁廷枏均在被英军围困的广州，而《南海县志》的作者又据30年后的采访；二、此次抗英斗争的组织者们没有留下有关的文献。因此，仅凭这些记载，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
让我们对照一下英方的记载。
英方的记载可谓是众口一词，[137]又以其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最为典型。
1841年6月3日，郭富从广州撤往香港的途中写下了给印度总督的报告，称：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其阵地之后三四英里处的山脚下（似为白云山一带）集结列阵。他遂率军进攻。对方且战且退，随即又聚合反攻。由于大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对方与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对方因作战不利亦后退。回到四方炮台后，他又发现有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即派海军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前往救援。救援英军发现该连被数千民众包围，开枪驱散民众，救回该连。5月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余保纯，若不停止此类行动，将中止先前达成的停战协定。至当日中午，民众聚集了1.2万至1.5万人，包围英方阵地。余保纯前往劝解，民众撤离。[138]
若将中英文献参照互核，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其中又以梁廷枏的说法与英方记载最为接近。由此，我们似可以认定：一、三元里等处民众于5月30日首先集结，准备一战；二、三元里等处民众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有既定的战术；三、英军在与民众的交战中遭受了损失；四、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四方炮台；五、由于余保纯的劝解，民众方退。从此五点中，我们可以大体辨明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实。
这里，还须说清两点：
其一，按照英方的记载，是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起英军的进攻；而中方文献多称是英军的“撤退”、“抢劫”、“报复”而开战，未称民众方面的率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这一疑点不难解释。
1841年5月28日，即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的次日，奕山发布告示：
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139]
根据这一告示，任何有组织的主动的军事行动，非但无功，而且有罪。三元里抗英斗争有许多乡勇和水勇参战，组织者自然不敢明言系其主动。就是叙事最详的《夷氛闻记》，对此也是含混其词“率先齐出拒堵”，用“拒堵”一词来表明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
其二，关于此战的战果。这里面又包括两项，首先是斩获英军的军官，其次是歼灭敌军的数目。[140]
有关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中方文献，大多宣称斩伯麦、霞毕等英军主将。此非事实。
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于1841年3月31日去印度请兵，6月17日返回，此时他不在广州，自然不会有被击毙之事。中方文献最早提到斩伯麦，为奕山6月13日之奏折。该奏折称，系附城左近的南岸（似在城西）由义勇所为，非为三元里交战之时；又称义勇们将伯麦首级藏于密室，“夷人愿出洋银万元购求其尸”，很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据奕山战前开出的赏格，伯麦的身价为洋银5万元另奏赏五品翎顶，这么高的赏格就使人怀疑此系冒领之事。实际上，奕山等人完全明白，被斩者绝非伯麦，但为了掩饰其败迹，取悦于道光帝，故意在此事上反复做文章，以至后来传讹。[141]
霞毕，在奕山奏折上的头衔是“先锋”，又在奕山赏格上的身价与伯麦相等。他很可能是指英前锋舰队指挥官、加略普号舰长荷伯特（Thomas Herbert）。自英军攻破虎门之后，轻型舰船驶入内河，组成前锋舰队，归其指挥。此职与奕山所称的“先锋”相似；而粤语中“霞毕”的发音，也与Herbert相近。当地民众根本不认识霞毕，却报称刀斩霞毕，也有冒领赏金之嫌。至于荷伯特本人，当时在省河的英舰上，未参加三元里之战，当无被击毙之事。战后又“功”封爵士。
三元里抗英之战中确有英军军官之死亡，其为英陆军少校、军需副监Beecher。据郭富的报告，他因中暑兼疲劳过度而倒在郭富的身边死去。Beecher一般译为比彻，齐思和先生译为毕秋，与霞毕毫无关系。但是，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将霞毕写作毕霞（不知何故，恐手民误植），姚薇元先生又将Beecher作毕霞，此后各论著多从姚说。
根据郭富的报告，5月30日的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又据麦华生的回忆录，在该战中，第26团有3名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名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毕秋（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宾汉的回忆录称，第37团有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说法，与宾汉相同。[142]看来，数字的分歧主要在第37团的伤亡。但是，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相对于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定海之战、虎门之战，以及我在后面将要介绍的诸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但是，中方文献却有歼敌10余人、100余人、200余人、300余人乃至748人诸种说法，其中又以200余人占为多数，且为时下的许多论著所引用。可是，这些说法全无可靠依据。[143]
而在当时颇有消息来源的梁廷枏，可能对上述这些数字都有怀疑，干脆在其著作《夷氛闻记》中，不写具体歼敌人数。
从以上我们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史实的探讨中，已经可以看清，在许多时下盛行的宣传中，传说的成分究竟有多大。
即便按照英军的记录，毙伤敌28人至49人，仍是不小的战果，一支毫无训练的民军，已经取得了鸦片战争诸次战斗歼敌人数名列第4位的战绩。[144]以手执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相抗，不但没有像清军那般逃跑，反予敌以杀伤，并乘势包围了敌军营地——越秀山四方炮台，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若对此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是无视时代局限。
即便按照中方文献的记录，歼敌10余名至748名，也算不上是一项大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向，英军此后仍肆虐于中华大地，清王朝最终仍归于失败。
因此，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观察，三元里抗英之战虽有意义，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其战果大小的分歧并无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不是战斗的结果，而是战斗的可能发展趋势。这些论者们宣称，若不是余保纯的劝解，拥有获胜能力的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表露。例如，三元里抗英之战结束不久的长红，[145]长红不久后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146]以及战后士子何大庚于1842年11月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147]等。这三篇文献为当时流传甚广的民众方面的宣言，多为后人援引。然而，就此排比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宣言的调门是越来越高。第一篇仅称若非余保纯劝解，英军首领不得下船。第二篇提升至民众方面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第三篇又再提升至英军因恐民军之威力，方肯以600万元退兵，否则将“破城焚劫”；若非余保纯的釜底抽薪，就不会再有“数省祸延”的灾难！
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之战所以获此战绩，主要原因在于天时地利。那天的大雨，打湿了英军的燧发枪和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这就使民众在兵器上提升至与英军同等的水准，皆为冷兵器。又由于英军不谙地理，纵深追击，结果一个连迷路而被民众团团包围。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像5月31日那样，以万余民众去攻打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局势完全会两样。
世界各国民众反对侵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最为有利有效的战法是游击战，即凭借地理环境的熟悉，抗敌斗志的高昂，设计消灭单独活动的敌军小部队，切忌使用正规的阵地战。以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组织指挥不严密的三元里等北郊各乡的民众，强攻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阵地，其结果将会与民众在宣言中的说法完全相反。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元里等处民众的各种长红、檄文，都是写于英军退出广州之后的。这种事后的张大其词，很有可能就是鼓动民众的宣传，原本不必一一引用而作检讨。但是，这么一种宣传，不仅使广州地区以外的官绅民众所深信不疑，写入其他官私文献，为这场极有可能获胜的抗争被扼制而叹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宣传次数的增加，宣传者本身似乎也相信了这种说法，这可见证于1843至1849年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时的各种官私言论；到了1858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陷落，相信这种宣传的咸丰帝，竟然命令在籍官绅组织民众收复广州并攻占香港！
时为两广总督祁幕客的梁廷枏，头脑稍为冷静，其著作《夷氛闻记》中并没有采用民众方面的这些宣传，而是提到另一种说法，即三元里等处民众的抗英，使“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克日全帮退虎门外”。[148]时下流行的各种论著，大多采用了梁氏的这一说法。
英军为何退出广州，我在前节中已经说明，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之规定。据英方的文献，至6月1日，广州当局已经付清了600万元赎城费，城内清军也已撤退，英陆军司令郭富认为，协定已执行，遂下令撤退，撤退时还雇佣了由广州当局提供的800名民伕。按照郭富的这一说法，英军的撤退与三元里抗英事件毫无关系。
但是，就细节来看，广州当局对停战协定的执行并非没有折扣。纳银600万元，其中100多万非为现银，而是行商的期票；撤军200里之外，据英方观察自5月31日开始，且未至200里，仅至距城60里的金山寺。无论是中方文献或英军记录都表明，6月1日英军撤退时，清军并非按照协定全数撤离广州城。
在停战协定并非完全执行的情况下，英军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撤离广州地区呢？
我以为，有下列几点原因。
一、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一带后，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和简陋不适的宿营条件，对英军的身体非常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