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600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
奕山对此的方法，与杨芳同，捏谎；但其胆量和水准超过杨芳。
5月26日，即广州城已被围困，清军已升起白旗时，奕山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军轮船1艘，焚毁英“三桅兵船”1艘。道光帝阅此极为兴奋，连批“甚好”、“好极”、“可喜”等字样。而在这份报捷奏折的最后，奕山又留了一条阴暗的尾巴，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106]
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称英舰全数驶入攻城，而“汉奸凫水登岸，自陆路抄赴我兵之后”致使英军占据城北炮台，“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省民命”。写到这里，奕山编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据守垛兵丁探报，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升埤看视，见有夷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何语，即唤通事（翻译）询之。据云，要禀请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段永福向奴才等禀请询问，即差通事下城，问以抗拒中华，屡肆猖獗，有何冤抑。据称，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广州新城，此指省河），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旋据众洋商（行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
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真正愧煞戏剧家、小说家。且不论“以手指天指心”、“兵仗投地”等动作描写，可直接搬上舞台，仅是捏称英军从西侧抄袭城北越秀山，只是因为省河一带“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也足以堪称想象之绝唱。在这里，奕山完全颠倒了历史舞台上的正反角色，将自己扮演的乞和一角，转套于英方身上。而借段永福之口说出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大将军“奉命而来，惟知有战”，一何壮哉！
于是，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已失，内洋无所凭依，不若俯其所请，先让英军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从虎门到广州的防守，以使将来办理有所措手。
在这份奏折中，奕山还公开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杨芳先前为隐匿真相而设置的种种遮挡手法，此次已全然不用。至于600万元赎城费，奕山换了个说法，改称“商欠”，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了其中一部分款项。[107]
6月18日，道光帝收到了这份奏折。他虽然没有识破奕山的谎言，但毕竟从先前的“大兵兜剿”、“捦获夷酋”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英方的“桀骜不驯”使之由主“抚”转向主“剿”：一直到了杨芳奏称只要准许通商，便可达到和平时，[108]仍不依不饶；此次，他似乎打算就此罢手，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109]
奕山的欺骗成功了！
在道光帝的内心中，以准许通商而结束战争，原是他处理中英争端的底价；虽奕山又垫付了商欠银280万两之巨，但此数将来由行商分年归还，不用他出钱，且比琦善原允赔偿被焚鸦片600万元（当然也由行商支付）并不为多。尽管对肆虐的“逆夷”未能重创严惩，就“天朝”的颜面而言，也颇有一些“苟安”的意味，但道光帝在先前杨芳奏折中“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一语的影响下，在此奕山奏折中“不敢滋事”一语的蒙混下，将一省的停战误为全国的和平，以为事情将要解决，便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的那一份威风和惬意了。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7月14日，再次出奏，声称向英商宣布了准许通商的圣恩后，“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同时，因外省（主要是湖南）溃兵扰民，兵、勇械斗猛于战争，广州城厢内外不得安宁，奕山又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能节省粮饷。[110]
奕山这个谎说得太狡猾了。
本来奕山与义律达成的停战协议，范围仅局限于广东，义律在停战之后的6月5日，照会两广总督祁，谓：
两国交争诸事，既未善定，仍须向皇上讨要伸冤，秉公定事。且未秉公善定以先，仍须强自冤屈，与朝廷交攻。而在粤省，既为约议戢兵，如非钦差将军等自行失信，则斯省定无扰害之情……[111]
而义律收到祁关于道光帝批准英国恢复通商的照会后，于7月15日的复照中再次声明：
……所有议定戢兵之事，止关粤东一省。至于他省，仍须旧交战不息。迨至安待皇帝允准，将两国衅端尽解……[112]
由此可见，奕山与杨芳不同，完全知道英军将会北上进攻，可这么重要的情报却纹丝不向朝廷透露。“粤省夷务大定”一语，从字面上细看确也有广东一省的限制词，但在道光帝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诸如“闽省夷务未定”、“浙省夷务未定”之类的问题。就如通商仅限广州一口一样，在“天朝”的概念中，“夷务”也仅限广东一省。
道光帝收到奕山上述奏折后，果未细究，以为战争已经结束，7月28日，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113]这位生性苛俭的皇帝，平生最不爱听用银子的事，而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数万兵勇，一天得花多少钱！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114]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谎言使是非颠倒，赏罚颠倒。就此功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呢。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奕山的谎言并非天衣无缝，不难拆穿。
广州战败的消息，是时以多种方式传至各地官员。闽浙总督颜伯焘据广东按察使王庭兰致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函，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115]道光帝此时并没有像上次锁拿琦善那样冲动，而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仅命由广西巡抚调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私下调查密奏。[116]官场老手梁章钜不愿开罪广东各大员，上奏时含混其辞，但却将其派往广州的密探收集的情报附奏上呈。[117]就这些情报的内容来看，虽不能完全反映真实，但也不难看出广州战败的事实。可是，道光帝没有继续究诘下去，仅在梁折上朱批“各报单留览”，便不了了之。他似乎已经倾意于奕山谎报的“和平”，不愿意继续打下去，[118]独自吞下了这枚涩果。
对奕山的谎言说来，另一幸运之事便是英军推迟了北上进攻。
英军自广州撤回香港后，痢疾和疟疾在军中流行，病员超过1100人，海军指挥官辛好士病死。如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600名士兵中，仅约百人可以继续参战，18名军官中，病死2人，生病15人，只有1人能值勤。这场瘟疫使英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北攻厦门的计划只能推迟。[119]
当英军从病疫中缓过劲儿来时，正值南中国海的台风季节。1841年7月21日和26日，凶猛的台风两次袭击香港，共有6艘船沉没、5艘船被毁或吹至岸上，22艘遭到程度不同的损伤。其中，义律座船路易莎号沉没，英舰硫磺号折损桅杆，英军雇佣的运输船亦有被毁或受损。[120]两次台风再次推迟了英军北上的行动。
而台风过后不久，义律又收到国内的训令，知道自己将被免职，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在途中。义律的使命结束了，他精心策划的北攻计划只能留待新使来执行了。
若不是这些阴差阳错天灾人祸，英军舰队将于6月出现于厦门海面，至此，奕山的谎言也用不着颜伯焘来举报，将被英舰的大炮直接戳破。然而，时隔2个多月，英国又派新使，使得奕山滑过了最最难过的关键时刻。
这里，还应提一件有趣的事件。
1841年7月20日，由印度返回不久，继懿律而荣任全权代表的海军司令伯麦，[121]在澳门与义律一同登上了路易莎号，准备前往香港与英军会合，途遇台风，路易莎号沉没，义律、伯麦等20人爬上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夺走了他们的衣物，义律提出付款1000元请他们用小船送之回澳门。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久，从1000元升至3400元。7月23日，义律等人终于返回澳门。[122]看来这些村民并不知道“番鬼”们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在广州，奕山开出的赏格为：[123]
义律 10万元 奏赏四品翎顶
伯麦 5万元 奏赏五品翎顶
两桅船（路易莎号） 2万元
白“夷” 每名200元
黑“夷” 每名50元
这些村民若将落水“夷酋”等共20名送至广州，赏金总额将超过17.3万元，可他们只拿到了一点零头。
若是村民真的将义律等人执送广州，真难想象奕山又敢吹多大的牛呢？
三 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
随着近十年广州城市的飞速发展，今日的三元里，已经成为市区。可是，在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三元里只是广州城北约2公里的寂静的小村庄。它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是因为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时期，爆发了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
150多年来，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实，已经经历了多次人为的放大。且不论别的，就是知名度甚高、时常被人提起的“平英团”，即非当时的真实，而是后人的称谓。作为今天的研究者，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清厘，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方可得出实在、牢靠、中肯的结论来。
据各种中文文献，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英军“开棺暴骨”，二、英军劫掠财物，三、英军强奸、调戏妇女。[124]
对照英方文献，其第一项“开棺暴骨”的指控当为事实。1841年5月29日，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以后，一部分英军官兵进入了城北的双山寺。在该寺庙中，存放着许多外籍人权厝的棺榇，准备将来护送归葬故土，以偿亡人叶落归根之愿。英军打开了一些棺盖，观看里面的尸体。[125]尽管英方文献将此举的动机归结于好奇，但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将会降祸于死者子孙的不敬行为，只有禽兽才干得出来。当时还流传着“开棺戳尸”、“发掘坟墓”等说法，很可能由此而引申而传讹，并有着极大的鼓动效果。
英方文献中虽没有正面提及“劫掠”，但其中的许多痕迹又可使我们大致推测出其场面。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进攻广州，陆军司令郭富下令，“各部须携带两天的干粮”。[126]由此推算，英军将于5月26日粮尽。对此给养的补充，英方文献中不乏“征发”的记载，并称他们“满载各种家畜而归”。[127]这种“征发”很难摆脱“劫掠”的干系。
最后一项，即对妇女的犯罪，较难考证清楚。这一方面是英方当时的记载中全无此类情节，另一方面是中方文献极其含混，只谓“轮奸老妇”云云。[128]案此类事件有损当事人的名誉，不宜张扬，中方文献作者隐去具体的时间、地点、姓名、情节，也属情理之中。但毕竟给人模糊不清的感觉。
事隔近8年之后，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督的德庇时，在1848年2月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了印度士兵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129]再隔100多年之后，广东文史馆于1951年至1963年重新调查，发掘出新的说法，谓1841年5月28日或29日，英军10余人在三元里东华里，“恣意调戏”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130]
由此看来，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北高地期间确有对妇女犯罪的事实，尽管“调戏”李喜一事在情节上还有使人生疑之处。[131]
以上事实，使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众的反抗。关于这个结论的意义，后面还将分析。
翻检中文历史文献，对整个事件的描绘，眉目不清，且各有说法，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有：
一、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在战后不久写给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