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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秋的死亡即是一个例证。
二、补给线路的增长，使英军有粮草不继之虞。当时英军临时性的“征发”，就军事常识而言，对人数超过2000的部队似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且有英、印独特的饮食习惯。
三、三元里等地民众的抗英活动，使自1841年5月19日便由香港开拔的英军，在连日作战之后，得不到及时充分的休整。
以上三点理由，可以用英军撤回香港后病疫大行来作为证明。
由此看来，英军撤离广州，主要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大体得以实现，其次是英军此时亟需休整，其中也包括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作用。但是，我们似还不能夸大此作用，如梁氏所言，英军惧怕民众；而应当将其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
实际上，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规模和战果都有限、对战争进程并无重大影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竟能如此被当时的人们所看重，留下了如此之多的传说？
我在绪论和第三章 中都提到，按照儒家的“天下”学说和“天朝”的既定国策，对于桀骜不驯的“逆夷”，“剿”是唯一正确之途。然而，道光帝派出的主“剿”将帅，杨芳和奕山，都屈辱地附和英“夷”，上奏通商；道光帝从湘赣鄂桂滇黔川七省调派的“征讨”大军，仍不免一触即溃，遇敌辄奔。由此，将帅无能更兼兵弁无力，清王朝又将以何种力量去战胜英“逆”，这是许多主“剿”且悉广州战况的官绅，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犹如黑夜中升起的一盏明灯，许多人由此而将他们心中的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由此因情报的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若非如此，人们就得回到承认失败的绝望境地。
1841年8月18日，由四川按察使调任江苏按察使的李星沅，在途中接到粤信，在日记中写道：
知逆夷于四月初七、八日（5月27、28日）在省城北门外三元里等乡村抢掠、强奸，该乡举人何玉成等纠集万余人，斩获该逆、汉奸多名，并将兵头首级一颗送辕门领赏，义律大惧，即退出各炮台逃匿下船，并乞制府出示安民。恨当时不一鼓作气，聚歼恶党大快人心，然亦见同仇共愤。大府果能奖激，未必如青侯云云也。一言偾事，自坏藩篱，可恨，可恨！[149]
此种人云亦云的传说，激起了这位留心“夷”务官员的愤怒。感慨之意，溢于笔端。
1841年6月10日，以知识渊博、分析冷静而颇具影响力的江南名士包世臣，收到茶商探子送来的“三元里义民示谕”两件，“愤发如云，义形于色”，为“当事”（指余保纯）苦为“逆酋”乞命而扼腕。次日，他致书此时尚在广州的杨芳，谓：
……逆夷之掘塚淫掠，义民立歼其贵人颠地、伯貊（伯麦），交恶已成，鼓其气而用之，犹当有济……窃谓夷好不可恃，海防不可废，粤人素羡水师丰厚，且三元里奇功碍难声叙，似宜选义民使充水师，以其渠率为其汛弁，义民必皆乐从。逆夷惊魂未定，岂敢出头与较？仇深隙巨，旬月内断难撮合。相持数月，便可乘势兴工，将大角、沙角、三远、横档虎门各炮台并力修复。吾圉既固，或可以直收香港……[150]
包世臣也完全相信了这种宣传性的“示谕”，认为义民是一支可以替代已经废弛的清军水师而足与英军抗衡的力量，若将义民部勒成伍，编为水师，即可收固“吾圉”，复香港之神效。包世臣的这一建策，虽若构筑神话，却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
由于余保纯的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三元里等处的民众未遭英军的攻击而失败；由此不仅维持了这一神话的不灭，且推论出这种神话未获神效，只是由于余保纯的破坏。联系到余保纯先前与英“夷”的种种交涉，尤其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中所起的作用，余氏被推至百喙难辩的“汉奸”地位。战后3个月，广州开文童试，余保纯坐轿而来，文童哗然，宣称：“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151]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广东巡抚怡良只得勒余去职。
这里似应为余保纯作几句辩解，以还历史的公正。余保纯，江苏武进人，1802年中进士，未入翰林，放广东高明、番禺知县，后迁南雄知州。他是一位资格极老的地方官吏，但官运不佳，总不得升迁。1838年奉旨以知府补用，但未遇缺出。林则徐赴粤禁烟，携其赴广州，与外人折冲。1840年初，林保举“办理夷务”出力员弁，余为第一人，林的评语是“巨细兼施”，“最为出力”。[152]从此之后，与“夷人”打交道成为余的专业。这一方面是其署理广州知府（后真除），身为首府，职司所在；另一方面是后任者多借用这位精明老臣的经验，琦善、杨芳、奕山无不倚为臂膀。[153]就余的表现而言，不过是奉命办事，一切责任都不应当由他而应当由他的上级来负。
1841年5月31日，余保纯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民众，但真相非如一些记叙所言，系其私自的行动。据梁廷枏透露，余保纯收到英方的书函后，立即向两广总督祁建议：调派新至广州的福建水勇，协助民众捉拿义律，“监而勿杀”，持为人质，挟令英军退兵，交出汉奸。余并称此痛惩之机失不可得。可是，在广州的各将帅无敢当此任者，祁命令其出城劝散民众。[154]余保纯此计虽未必可行果效，但据此记录，他绝非汉奸当属确定无疑。
从余保纯汉奸案中，我们又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文献会有这么多的对“汉奸”的指责。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作为这一调查的结论，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妻子受到调戏的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引用。
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以农、工为主体，以农民为领袖的三元里抗英的新说，明显地带有着当时的政治时尚和时代背景。此说依据的资料，是该馆组织的调查访问记。这种经历100多年的口碑，往往为历史学家所疑惧，恐其失真，更何况这些调查访问记的本身，又有着政治倾向性的痕迹。
严格地说起来，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尤其如此，倾向性特别强。
按照奕山的奏折，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155]奕山如是说，表明他竭力将此事件纳入官方抗英的轨道，从中攫取名利。
按照梁廷枏的著作，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为当地举人何玉成，事件是由他“柬传”各乡而起。[156]梁氏曾任广州越华书院的监院，对在籍士子的举动，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又据何玉成的族弟何壮能的诗注，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157]
按照林福祥的记录，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他本人，这里就不无自我标榜之嫌；而参战的中坚力量又是具有强烈家族色彩的林家水勇。[158]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
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谁是这次事件的领导者呢？
当每一种史料都流露出史料作者的倾向性时，历史学家似不应跟着史料走，去争论韦绍光或何玉成或其他人的领导作用，而应当进行分析或综合。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在当时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已全失意义；重要的在于，通过领导人的辨认，弄清参加这次事件的主体。
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乃至数万的民众参加斗争，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此现象，可以认定，此时广州北郊的乡村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组织，否则不可能有此效率。
就此分析，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有家族色彩的“水勇”；而唯独韦绍光的背后，似乎一无所有，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参战的打石工人、丝织工人时，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
但是，从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中，我们又可看见一些迹象：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成为天地会的重要领袖。广州附近农村的会党势力甚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9世纪50年代的红兵反叛中可以领略到他们的力量。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测，当地农民中的会党组织在此事件也起到了某种作用。到了这里，韦绍光是否为会党中的龙头老大似无关紧要，我们的注意力应置于农民的组织形式之上。
由此，我们可以简略地分类：官府的“义勇”，乡绅的“社学”，农民（或下层民众）的“会党”。
所谓“义勇”，即团练，是官府不出资不征调的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
“义勇”也罢，“社学”也罢，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群众）。当“义勇”、“社学”、“会党”三方都在发展时，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
“会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为官府极力压制，但其首领中亦有中上层人士，某些人就是乡绅。因此，“会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组织的武装，实际上是公开化的变相的“会党”，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硬性地将上述三类组织析解为界线分明的阵垒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当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立即又成为官府所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最强，各种长红、示谕、檄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不会引起官府的疑惧，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但是，当何玉成的“柬传”能在一天之内于“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人们也不免怀疑，何氏的“怀清社学”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无“会党”的暗中操作？要知道，当时的天地会（三合会）是一支遍及南中国的地下军！
综上所述，我以为，参加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似为多样的，但“义勇”似无根基；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这似乎是一个含混的结论，但对此的辨认越明确、越具体，就有可能越失真。
由此而推及，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那一结论，似有片面性，伴随着当时人们的政治信念的一份牵强。
昔日寂静的三元里，因抗英事件而名扬天下。事隔百年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再纠缠于当时活动中的细微末节，而更注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元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最近几十年的宣传，将之提升为人民群众（或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夷夏”观念。三元里民众无法置身事外。尽管他们在外来侵略面前持武装抵抗的姿态，但此中体现出来的当属由屈原、岳飞、史可法等英杰代代相传的传统样式的民族主义；而他们在长红、谕示、檄文中毫无躲闪地公开宣布对一切外国人的鄙视，又与“天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即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当人们还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虽可以产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壮举，但毕竟不合时代节拍。
我以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民族的压迫。而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诸环节，使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了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助长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很早便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又如何从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就这一层面进行讨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就不是毫无贡献的了。
若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为正常现象，那么，中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