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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圣怒必然发作，自己必定牵连进去。伊里布熟知道光帝的性格，更清楚官场上本无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恶为标准。
可是，广东传来的偏偏是琦善谈判不利的消息。
道光帝决计开战，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这时再也不能固守其计了，只得在奏折上大谈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动作：
1840年12月31日，伊里布奏称，他将加强镇海等处的防守，而对舟山的英军，则打算购备火船，进行骚扰。
1841年1月9日，伊里布奏称，浙江防兵万名仅够防守，不敷“攻剿”，要求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4000名援浙。
1月17日，伊里布奏称，已拟就进攻舟山的作战计划，但“炮尚未齐，兵尚未集”，须等到炮、兵诸项准备就绪，然后乘英军“骄惰懈弛”之机再动手。
1月29日，伊里布再次奏报其作战计划，但除了上次提出的炮、兵两要素外，又提出须“添造二十四桨快船，雇备商舟渔艇，招募熟识水性水勇”后，再“设法进剿”。附奏的夹片还建议，利用美国来钳制英国。
2月2日，伊里布奏称，广东谈判尚未有最后结果，浙江不能贸然进攻，以免英人得讯后在广东更加猖獗。[126]
如此看来，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
面对道光帝一道道迅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表面上仍大谈如何进兵，但又层出不穷地预设种种条件，用意正在于延宕时日。他始终不肯进攻，甚至不肯明确答复进攻的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期待着时局的变化。尽管他在镇海一带铸炮、造船、修筑工事，拉开了架势，显得轰轰烈烈。但场面闹得越大，就越有摆摆样子之嫌疑。他虽然曾在奏折中隐约暗示进攻没有把握，但在道光帝的严旨、同官们的批责下，始终不敢说出其避战的内心判断。他知道，说了必遭重罚。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骗不了同官们。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与路过杭州的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密谋后，联名出奏，要求启用已被罢斥的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切攻剿事宜”。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也触怒了道光帝。1841年2月10日，他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的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127]
就在这关键时刻，伊里布的转机到来。
1841年2月7日，伊里布收到琦善由广东发来的六百里飞咨，告之英军将归还舟山（详情见后节）。他闻讯大喜，当日一面奏报道光帝，一面派家人张喜去舟山，准备履行他与懿律的前约，一面释俘，一面归地。
此后的中英交涉，因照会中的抬格、代售舟山积压英货、先释俘还是先交地等细故而颇费周折。2月20日，伊里布突然收到新任钦差大臣裕谦的咨会，知其已被免差，旨命返回两江总督本任，不免大惊失色；而更让他心慌意乱的是，这位新大臣对老上司还有一通毫不客气的咨会，“安突德等不可释放，本大臣尚须查讯！”[128]
伊里布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作补救而挽帝意，不愿让眼看到手的功劳反为裕谦享有；他更知裕谦鲁莽激越，若将英俘交到他的手中，还不知会惹出何种乱子（关于此事，详见第五章 ）。于是，他一反官场常规，不是坐等新大臣到来，而是加紧收回舟山的交涉。
到了2月22日，一切尚未议定，伊里布心急如焚。当晚，他与余步云紧急商议至二更，最后决定：一、由张喜先携部分英俘去舟山释放，劝英军退出舟山；二、派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兵3000人，押解英方最看重的安突德，随后跟进，收复舟山。
派兵前往，是伊里布不得已而用的险着。这反映出他遭道光帝严谴后破釜沉舟的一搏。[129]
可是，实际的行动，却不免有些滑稽。
2月23日晚，张喜按预定计划出海，次日晨至舟山，释放了部分英俘。当英方问及安突德等人时，张喜依计答复：若英方归还舟山，便释放安突德；若英军不归还舟山，便杀了安突德，大军开战。可正当张喜唇枪舌剑驳斥辩难之际，只见安突德驾小舟而归。过后，押解安突德的清军两名下级军官赶到，称途中英军劫走安突德，清军尚未跟进。本以武力为后盾的张喜，顿时成了孤身求情的乞儿。24日下午，英方同意撤军，收缩部队，准备离境，而此时接收定海县城的不是派出的3000大军，而是3人（张喜和两名下级军官）。张喜连夜返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这两名无奈的军官只能四处寻找熟人，代为看守城门和仓库。25日，英军登船南下广东。26日，葛云飞等部才会合齐集，收回舟山。[130]
而在伊里布的奏折中，情况就不同了。
2月24日，他派出张喜和葛云飞等部后，忙不迭地上奏道光帝，声称已与英方约定24日交还舟山，裕谦尚无抵浙日期，若按常规等待新大臣的到来，须得与英方改期，迟碍收复失地；且他策划已久的进兵计划亦有可能泄露，往后难期得手。因此，他为了不失时机，自行作主，仍于2月24日收回舟山。明明是一场抢功的把戏，竟被他说成是不诿卸责任的勇为。针对道光帝历次武力攻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还在同日专上一折，胡编了所谓的进攻计划：派兵3000人为主力，另捐银1万两，在舟山密雇乡勇；若英军拒不归地，内外结合同时并举，进攻县城；若一时不能获胜，便在岛上据险分驻，以图后举，云云。明明是一项仓促的决策，竟被他说成是计划周全奇正交用的行动。[131]
尽管伊里布在奏折上大话连篇，但心里并没有底。上奏后的当日夜晚，张喜返回，告知清军并未到达。不久，裕谦又来咨会，宣告2月27日到职视事。而葛云飞等前方将领出发后，一连3天居然全无消息。这可吓着了伊里布，连忙派张喜再次渡海探听确情。原来这些迟到的将军们，正在为何部率先进入这座被英军放弃的空城而争功，吵得军报无法定稿。当伊里布终于得知清军复据舟山后，总算松了一口气。2月27日，他再奏道光帝，又生编了一段收回舟山的详细情节：
我兵丁初四日（24日）午刻齐抵定海，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此时舟山英军的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城外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剌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并饬赶紧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132]
这一段无一字为真的言语，把滑稽可笑的丑剧改编为堂皇气派的正剧。值得注意的还有，伊里布为掩盖事实的真相，还一改其先前的做法，2月24日和27日的奏折，都没有附呈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
不料伊里布为顺合帝意而胡编情节的奏折到达京城时，反使道光帝以为若伊里布遵旨及时进兵，完全可以消灭这股盘踞舟山而人数不多的“逆夷”。当广东军事失利的奏章频至时，深为倚重的伊里布竟然放虎归山，让一股本可全歼的“丑类”滑脚而逃，又怎能不使道光帝大发雷霆。伊里布本来只是撤销了钦差大臣的差使，却因收回舟山而加重了处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133]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本是游离于鸦片战争主旋律之外的一段插曲，大可几笔带过。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逐一记述，原因有二：一是过去的人们对此研究不多，致使许多细节模糊不清，有必要一一厘订清楚。二是过去的人们往往在不清晰的记述中，使用了清晰的道德批判，使得伊里布有如乖戾小人，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言行。
伊里布与琦善一样，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大吏。这种观念的转变，起因于无渡海作战的船艘，后因张喜而更清楚英军的实力。[134]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与“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壮气概，希望能与英方达成双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协。很显然，他的想法与前节所叙道光帝的主“抚”思路，并不吻合，而到了后来“天朝”上下一派欲逞“剿夷”之痛快的氛围中，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罪过。他很幸运未奉派主持中英谈判，还可以不公开说出其真实思想，但在其主持的浙江范围内，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激起同官们、道光帝以及许多人的憎恶。
这里面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 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但是，我们在行为上为伊里布辩护之后，又会发现，我们无法在动机上为他辩护。所有一切表明，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非出于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损失的考虑，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他恐怕在战败之后，其声名官禄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没有拼死一奏，将真相说个明白，使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决策，能立于可信可靠的基础之上。他的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无疑是错误的。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从以上我对他的叙说中，可以看出他施展的种种手段。也算是他的幸运，局势的突变，竟使他能收回舟山，本来是无路可投，竟也给他一条出路。[135]
在研究伊里布的这段经历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的过程。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由于伊里布并没有说出真情，由于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真情，社会对他的批判，自然（甚至必然）出自道德的角度。就连20年来一直对他深信不疑的道光帝，此时也不能了解他的想法，派裕谦多方调查，最后怀疑他是否接受了英方的馈赠。1841年5月3日，道光帝收到裕谦的密片，称英方“另有送张禧（喜）礼物，因甚秘密，即同去之陈志刚亦不得详……”以为其中必有勾当，立即下令将伊里布革职，命其携张喜进京听训。[136]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从以后的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清朝的前敌主帅后来无不循从伊里布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对他批判甚严的刘韵珂和颜伯焘。这其间的差别在于，后人多在战败之后倾心妥协，而行延宕之计、欺骗之策，伊里布以其聪黠在未交战之前便悟出此道。
后人的效法证明了伊里布的做法有着那个时代的“合理性”。也因为如此，这位革职拿问发遣军台的阶下囚，未等到8年，而是定罪后的8个月，便东山再起。
四 琦善与广东谈判[137]
琦善与伊里布旨趣相投，却没有伊里布的那份幸运，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条。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还价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作为英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向清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一、赔偿被焚鸦片。
二、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商欠。
五、赔偿军费。
但是，以上五项并不是英国的全部要求。1840年2月20日，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一并发给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的，还有巴麦尊的第1号训令，其中包括了更多的要求。为了使全权代表能充分理解不致有误，巴麦尊还拟就了对华条约草案，供懿律和义律在谈判中使用。该草案共有十条：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
二、英国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被焚鸦片。
五、中国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赔偿军费。
七、未付清的赔款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