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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安突德等人外，风鸢号被俘船员29人亦可一同释放；二、先前英方来函中提到的“通商”一事，亦可“代为奏请”。[99]
伊里布复照时，伯麦不在舟山，由英舰伯兰汉号舰长辛好士（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上校主持舟山军务。他和伊里布于9月25日和28日互换了照会。[100]
9月28日，即发照给辛好士的当日，伊里布上了一道长篇奏折。他先是吹嘘了一下水陆并进收复定海的设想，表明自己已“密为部署”；然后笔锋一转，声称天津的情况已证明英方已“俯首贴耳”，“有向化之忱”，浙江此时宜应“招抚”，以符合道光帝“弭衅息兵”之意；最后，他才托出了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表示将效法琦善，等到伯麦回到舟山之后，将“备文向其开导”，“令其迅速撤兵，归我疆土，以免劳师费饷”。[101]这道奏折于10月7日到达北京，道光帝颇为欣赏，朱批多有褒语，立即批准。
9月28日，正是伊里布上奏的当天，他所等待的伯麦未到，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等人，由北方南下抵舟山。他看到伊里布的照会后，即于9月29日复照，言词强硬，声称若不释放被俘人员，将认为清方已开始了“敌意行动”，他将可能“亲自到镇海”。[102]
伊里布见懿律有交战之意，连忙复照解释。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拿获英俘事在奉到钦差大臣琦善南下广东会谈的谕旨之前，当时“彼此正在两相拒守”，不能视为交战之举。他仍将释放英俘和归还定海联系在一起。[103]
10月2日，英全权代表义律和翻译马儒翰赴镇海，伊里布、余步云等人与之直接会谈。英方要求释俘，清方要求归地。参加会谈的伊里布家仆张喜曾录下一些伊里布的话，让人可以了解其内心想法：
“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尔通商，尔等将何以报答？”
“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亦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104]
前一句话说明了伊里布对“通商”的看法，实际上也托出其对解决中英争端的底价；后一句要求互给台阶“下得去”的话，已不见“天朝”大吏对“逆夷”应有的敌忾之气，而其中的老辣只有官场老手才能为之。这一次会谈理所当然地毫无结果。但伊里布听到义律曾脱口说出“不欲久据定海”一话，觉得此事还有希望。[105]此后，10月3日，懿律又送来一份照会，10月4日，伊里布复照，内容仍是一方要求释俘，一方要求归地，与前并无二致。[106]
用今天的知识作判断，很显然，伊里布的计划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肯定行不通。英国在其殖民史上，对战俘一事，大多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迫对方屈服。然而，此时中英刚刚进入对等直接谈判阶段，预定的广东会谈尚未进行，懿律和义律虽曾发出不惜动武的暗示，但毕竟不敢轻率行动，只是希望通过交涉来解决。可是，伯麦、辛好士、懿律等人一次次的文书，义律亲赴镇海谈判，反使伊里布误以为安突德是一个重要人物，更觉奇货可居。由于错误的情报，伊里布以为英军原有定海撤军一半的计划，他曾打算英军真的撤走一半后，他将“酌量释放”英俘，以便使其“即赴粤东，听候查办”。
定海英军撤退一半的消息，伊里布得自道光帝，道光帝得自琦善，琦善得自白含章，而据琦善的奏折，白含章得自与英军军官的交谈。从英方资料中，我还找不到相应的记载，看来此事难以对证。从情理来判断，英方在天津谈判期间似乎还不可能对定海驻军的数量作出决断。但是，当懿律和义律回到定海之后，确实有放弃此地的设想，前面提及伊里布听到的义律作“原不欲久据定海”一语，并非空穴来风。
9月28日，懿律和义律一踏上舟山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便是此地英军正处在可怕的病疫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水土不服。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军住院为5329人次，死亡448人。[107]就死亡数字而言，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就住院人数而言，以1841年1月舟山驻军数量作标准（1762人），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
尽管严重的病疫使英军难以久留，但他们也不愿白白放弃。9月29日，懿律和义律回到舟山的第二天，给外相巴麦尊写了一份报告，提到撤出舟山的条件是，订立一项包括赔偿鸦片、割让广东岛屿、开放通商口岸诸条件的条约。[108]这与伊里布的释放俘虏、恢复通商的承诺相比较，差距实在太大。
尽管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未能落定，但伊里布和懿律之间还是有着某种约定，这就是后来被人广泛宣扬的《浙江停战协定》。
1840年10月5日，懿律收到伊里布10月4日的照会后，复照伊里布，没有要求释俘，反而称先前的交涉中双方都有“误解”。他声称自己没有注意到安突德被俘时，浙江方面尚未奉到“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他要求伊里布在“咨会”中明确表示已奉到这一谕旨，同时，他也将下令英军停止敌对行动。至于归还定海一事，他提议，将在与琦善的谈判中连同其他问题一起解决。[109]
懿律此处提到的“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当指英军从天津南下后，道光帝下令对南下英军“不必开放枪炮”一事。伊里布先前的照会亦提及此事，但未说明谕旨的内容。可是，懿律的这份照会，如同鸦片战争中诸多英方文件一样，汉译不甚明白，伊里布未解其意。[110]于是，他在复照中仍坚持归地释俘的说法。[111]
10月13日，懿律照会伊里布，再次询问是否奉旨“著令戢兵”。[112]伊里布这才明白懿律的真正目的，于10月14日复照，谓：
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钦奉上谕，以贵统帅在天津投递禀词，情极恭顺，已遣直隶爵阁督部堂琦赴粤查办，饬令本大臣不得攻击等因。本大臣自奉到此旨，即经饬令将佐约束弁兵，不得越境滋事，此正本大臣恰遵圣训，戢兵不战之明证也。本大臣现仍严束士兵各守口岸，如果贵国不相侵扰，断不称兵相向，……至于定海各岙居民以及往来商渔船只，贵统帅亦宜严饬所属，不得再向滋扰，以期相安无事。（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此照会中，伊里布还询问懿律何时“起椗赴粤”？[113]
伊里布的这份照会，提出了浙江停战的关键性的条件，即互不进攻。它扭曲了道光帝谕旨的原意，[114]搁置了经道光帝批准的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自作主张地承认了英方在与琦善达成协议之前可暂时占据定海。此后，他只是一味地催促懿律早日南下，与琦善谈判。其策略是送走这尊难对付的“瘟神”。
懿律收到此照会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整整搁置了9天。10月23日，他照会伊里布，提出停战的条件：一、清方不得阻碍舟山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二、舟山在英军占领期间，应视为是属于英国女王的；三、停止向舟山派遣军队或密探，停止煽动民众反抗。他还声称，伊里布若同意这些条件，须发布“告示”。[115]
从伊里布后来的奏折来看，懿律的这份照会，汉译也颇成问题，使其不得要领。他仅仅看出英方要求他“出示”，“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该夷滋扰”，以便使英方大员可以早日南下。于是，他在复照中，谎称已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贵国之人”。[116]同时，他见英方既不肯退兵归地，又不肯南下，遂派其家人张喜前往定海，与英方直接谈判。
张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里布充家仆，随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边并无名分的小太监权势盛于朝廷命官一样，张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来论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为黑箱作业，张喜深谙此道，放着小官不做，宁充家人而增其权禄。此次伊里布为了增加交涉中的官方色彩，让他戴上六品顶戴，权为折冲樽俎的使臣。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毫无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表演。张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两部记录自己交涉活动的著作——《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今日读起来颇有“晏子使楚”的韵味。这却是张喜乃至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根据张喜自己的记录，他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渡海。第一次登上英轮船，见到了义律和马儒翰，第二次登上了英旗舰威厘士厘号，与懿律直接面谈。张喜根据伊里布的指示，要求懿律等速赴广东，并称英俘在关押期间不会受到伤害。英方所关心的是伊里布是否肯出“告示”，懿律还当面取出地图，“指明地界，暂归夷人管辖，俟广东事定后，即行纳还”，并让张喜将此划界地图带回交给伊里布。[117]10月28日，张喜返回镇海，还带回了英方要求出“告示”的照会。[118]
伊里布此时急欲送走“瘟神”，同意了英军提出的将定海问题放在广东会谈中解决的方案，于10月30日照会懿律，声称其“已缮就告示十道，发往张贴”，至于释俘和归地，将在英人与琦善“会议完竣”后解决。[119]11月4日，懿律照会伊里布，表示即将南下，并称将约束部属，“不得驶至大港巨河，惊动士民”。[120]11月6日，懿律发布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浙江停战是伊里布的“杰作”。他以“臣子”的身份，巧妙地改变了道光帝“圣旨”规定的任务。停战使他避免了毫无胜利希望的武力进攻定海的战事，避免了难有中意结果的外交谈判，而原本由他承担的收复定海的责任，此次竟不动声色地转移到负责广东谈判的琦善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原本作为军事统帅的伊里布，无需进攻，也无需防守，什么坏事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坐等好事吧。
“天朝”中的大吏，聪明过人者莫如伊里布。
有论者谓，伊里布瞒着道光帝，私下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书，称伊里布仅仅奏报了“告示”一事，未言及“协定”。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所谓《浙江停战协定》，并不是一项双方签字画押的条约之类的文件[121]，而是由伊里布和懿律多次照会等文件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伊里布的《晓谕定海士民告示》和懿律的《停战通告》。伊里布的《告示》称：一、清朝皇帝“敕令本大臣不得复行攻击”；二、要求定海居民“各安耕读，各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累，尔等不得复行查拿”。懿律的《通告》称：一、“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划归对方的地界”；二、“不得阻止民众的往来”；三、英军“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中国人”。[122]所有这些内容，双方在照会中都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地界的划定，[123]懿律曾让张喜带回地图，而伊里布在后来的照会中没有提出异议，可视作默认。
其次，《筹办夷务始末》所收伊里布奏折皆有删节。从档案来看，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之事，先后上有7道奏折，而在这些奏折之后，又附呈了懿律11通照会和他自己的10通照会。[124]可以说，伊里布时时事事均有奏报。
相对于鸦片战争中许多地方大吏匿情不报而言，伊里布可谓是大体诚实的。他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种诚实之上。他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折中一味大话，结果无所措手；他始终保持了某种低姿态、低嗓门。正因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审讯时，并未受到过重的处分。
如果说伊里布对道光帝隐瞒了什么，那就是隐瞒了他的内心。他已经看出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但就是不说，使得中枢不能及时地明了前线的实情。而后来的形势变化，又使他欲说不能。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部分英军南下广东，伊里布随之遵旨裁减镇海一带的清军和雇勇，[125]等待着广东谈判带来好消息。
但是，在当时“天朝”的氛围中，顺昌逆亡本是“制夷”的唯一正途，而对攻城略地的“逆夷”居然停止“攻剿”，自然无法为官僚士子，尤其是江浙官吏所接受。伊里布的停战举动，极不得人心，很快成为同官们的众矢之的。
先是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发难，奏称英军在舟山肆虐，并有久据之心，暗喻和平收复计划不可行。然后是途经浙江的钦差尚书祁寯藻上奏，称舟山父老乡亲纷纷要求进兵，并将民众公呈附奏御览。而最使伊里布不适的，是他的下属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裕谦的言论。他本与浙江事务无涉，但出自“天朝”大吏的义愤和责任感，上奏要求武力进攻舟山，且一次次报呈进攻方案。至于京城的言官，更是纷纷扬扬，奏章不绝。
就内心而言，伊里布对这些人的攻击并不惧怕，上奏时左遮右挡，自我辩护，甚至反唇相讥；他真正担忧的是广东谈判的进展。当伊里布将收复定海的责任转嫁到琦善身上后，万万没有想到，同官的攻击使他的命运与广东会谈紧密相连。万一定海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