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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征服者的形象，才最终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
2.文官制度。
在中国古代，儒生官僚制是一个庞大的制度系统，其核心就是由皇帝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集权制。
在传统中国，皇帝制度由秦始皇首创。
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皇帝就拥有至高无限的权力，可以终身任职和世袭，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全体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以皇帝为中心，组建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官僚制政府。政府根据统治需要，依各个官员的职位和职能进行分工，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严格的分层式管理。文官制度为政府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各级官员如何行使权力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规则，并依靠社会广泛存在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宗法制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对其进行监督和影响。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实践一再证明，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体制的确是维持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有序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组织保障。
杨松华在其所著《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将中国的儒生官僚制度概括出如下特点：
第一，遵守王法。即组织里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和直接上司的指挥，并以维护王权和国家统一为自己的最高使命。
第二，明确分工。从横向看，各级官员和每个部门都明确规定了各自具体的职责、权限、任务和管理范围，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得推诿或越权。
第三，权力分层。从纵向看，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权力由上往下层层授予，明确规定每一个管理人员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官员职位的设立是相对固定的，不过也可以依据政府对管理和效率的实际需要而进行适当调整。
第四，任职资格要通过考核与任命。官员的任职资格要通过正式科举经考核获得，他们进入仕途并占据一定职位的依据，是他们的儒学功底和对中国传统掌握的程度。除皇帝外，所有的官员都是上级任命产生的，他们是专职的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水。皇帝对于官员的晋级和查处有统一的管理部门进行，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钦点。
第五，等级森严。官员的行动与行为都受到严格的礼仪束缚，不得越级篡权和妄议朝政。
为了维持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皇帝的绝对权威，中央政府的中心任务是防止分裂，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
分裂的可能性主要来自两种情况：
第一，各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在权重的官员周围会形成帮派，在中央政府旁边再出现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第二，由皇帝封赏的贵族和大臣，功高盖主，权大狂妄，不执行皇帝的命令，会形成新的诸侯割据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
对于上述这两种情况，皇帝是绝对不允许的。皇帝一方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灌输儒家忠君爱国的政治观念来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在组织上也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在复杂而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因某些环节出现问题而使中央政府的运作失灵。因此，中央政府在那些可能带来动乱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上，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和实行严格的监视。比如，防止官僚势力强大到与皇帝争夺政权；防止地方势力背着中央搞分裂；防止民众因为不满发展到造反行动；防止在思想上出现偏离儒家正统的异端文化；防止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失去控制，从而限制土地买卖和市场规模，并辅之以严格的户籍、土地和税赋管理等；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谋反等等。皇帝对中国社会实行的有效管理，是依靠从中央到地方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官僚行政体制实现的。
在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高度统一过程中，发达的交通条件显得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中央政权对全国各地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对朝廷命令的传递要做到“十日而海内毕至”。自秦始皇建驰道始，各朝各代都十分注重通讯和交通的建设。以驰道上的短途乘马接力传递皇帝圣旨为例，其速度可达到每昼夜500—1000里，这在信息沟通十分困难的古代世界已经是堪称一绝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行政效率与执行能力。
另外，皇帝在行政集权和官员管理上还动了不少脑筋，比如皇帝钦点各地的主要官员，牢牢把握用人权；实行各级官员轮换制；由中央政府建立监督机构，随时检查和审查地方官员的任职情况等等。
到了清代，皇帝对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和管理更加完善。清王朝仿效秦汉以来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适合自己统治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清代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行政、监察、司法三种权力分割，但都只对皇帝负责，由它们对全国实行条块结合的分级管理。
第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的制度，通过科举制度等方式使民间的优秀人才得以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第三，军队由皇帝实现绝对领导。
第四，采用任官回避制度，防止官员结党营私与尾大不掉等等。
但问题是，在晚清，恰恰在利用儒家文化与官僚制度进行有效统治这两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上，清政府却犯了致命性的错误，从而导致了它的不可挽救的命运。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张之洞、袁世凯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儒学作为国家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新旧时代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因为选拔人才标准的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迅速、彻底、全面地发生了改变。
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它毕竟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通过苦读，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穷苦人家的子弟通过自己刻苦读书，就可能成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入社会最上层。无论这条路有多么窄，多么难，仅凭这一点，都应该为它谱上一曲赞歌。
然而，科举制度的消极之处也是明显的：
第一，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手段，其真正目的在做官，求得个富贵坦途，封妻荫子。所以，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儒家经典的双重依附。
第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与创造性。如果说，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科目门类还算齐全、设计还算科学的话，那么，到明朝经过朱元璋的改革后，考试内容只不过剩下了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对于现实社会不起实际作用的典籍了。
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八股文和试贴诗。童试首场、乡试首场、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是在四书中抽取词句为题，乡试和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以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之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既然是代古人说话，就只能讲些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考生只要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就可以成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但他们可以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对于亚非地理、欧美的风情，则更是一无所知，闭目塞听。
在政教合一的科举教育体制之下，塾师所能做的，不过是机械地传授规定的知识。既然科举杠杆限制了教育的独立性，教育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即使偶尔有些萌芽，其思想成果也不可能得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诞生的。显然，这种考试虽然有利于培养思想僵化的卫道官员，却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治国安邦之才。
废除科举制本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议题并未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被长期拖延。
就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清政府宣布新政并且号召臣僚提出建议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上奏章，建议重新推行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学和改革考试的措施，要求逐渐废除科举。于是8月，朝廷谕令废除八股，科举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朝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意见，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积累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制的废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国家政治的重建可谓意义重大。
首先，它切断了读书人与“八股—经典—国家体制”之间的必然联系，使读书人的前途不再系于经书和官场。当然，一些读书人的确为此后的道路选择感到茫然，为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突然消失而感到无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却伴随着某种解放。他们不必再进行八股文枯燥无味的训练，不必再死守儒家经典，不必再为做官而拥挤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
其次，它改变了中国教育制度，使中国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化。在科举时代，即使是“私塾”，也只具有一个私人性的办学形式，而教学内容是国家指定的。四书五经是固定的教材，教师的讲解不能离经叛道，因而不可能通过教学培养出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科举制度除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学校的培养目标不再只是官员预备队，而是各方面的人才；教学内容自然不再只是经书，而是包括了来自西方的许多学科。办学堂以西方为榜样，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教学内容丰富而自由。中国的学堂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这种独立，但它毕竟不同于以往的科举，因而使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独立创造和传播新思想的空间，国民的价值观也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重新定位。
但是，废除科举制度，对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却不能视为一件喜事，实际上是雪上加霜之举。当执政者为科举制度划上句号的时候，传统教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告终。当清政府甩掉旧包袱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又增加了一个更大的新包袱。结果非常明显，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国家吸收和垄断精英士子的正常渠道，造成了传统人才资源的大面积流失和政府对读书人的失控。大批士绅知识分子突然失去了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指望，多年奋斗的道路被突然打断，一时想不出别的出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陌生的新道路，因而，他们对现实产生了严重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的废除不仅使清王朝失掉了本来的支持者，还把这个知识群体转化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废除后，旧的人才选拔制度虽然可以在一夜之间取消，然而新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却又无法在短时间内相应配套地建立起来，办理新式学堂的条件远远不会因为单独废除科举制度而相应地自然成熟。人们观念的转化、师资、教材、经费、校舍、毕业出路等等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妥善的解决。应该看到，废除科举制度是一柄双刃的利剑，它对清政府统治带来的弊端，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最明显的情况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旧式的读书人找不到出路，新式读书人却在迅速增加，大都市充满了因无法就业而深感前途渺茫的新旧知识分子。他们处于游离状态，社会地位很不稳定，前途渺茫，心理失衡，因而对于现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急速蹿升。在这个基础上，反政府的情绪很容易在这个人群中蔓延开来。同时，随着清末新政期间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日益扩大，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清王朝仍然试图加强控制，结果不仅无效，还加剧了双方的矛盾。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挫折不断聚集为反对现行体制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当旧式知识分子对当政者怨恨达到一定程度，当反政府的新式知识分子大面积成长达到一定程度之日，便是这个专制王朝行将崩溃之时。
晚清历史充分证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以中央集权为核心、以官僚制度为特征的政治管理制度，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如何扬弃与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慎重思考的问题。
[1] 《论语·颜渊篇》。
[2] 《论语·为政篇》。
[3] 《论语·八佾篇》。
二、软实力与硬功夫
实际上，在晚清，中国的软实力并不亚于任何外人。
第一，中国地大物博，许多地方几乎没有得到开发，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潜力。
第二，中国有四亿人口，消费市场容纳量大。
第三，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富于进取精神的优良传统的民族，只要政府政策得法，这种巨大的潜在能量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第四，中国长期因封闭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俗话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在如何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人没有包袱。
第五，中国的文官制度、儒家文化以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