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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问题上，却最终采取了一致的立场。
立宪派之所以会转向革命，主要是由于清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参政愿望。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不再满足于现状，不断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甚至不惜采取激烈的请愿行动。
由于要求与申斥屡次遭到政府的拒绝，士绅们不知不觉从和缓的立宪请愿而走向激烈的革命途径。他们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虑，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主张不要信任清廷，要推倒它，由人民自己组织政府，来管理我们的国家。”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拒绝召开资政院临时会议，特别是成立皇族内阁，申斥要求改造内阁的立宪派，非法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使得“民气郁愤怨结上通于天”。立宪派人士切齿痛恨，纷纷弃政府而去，咨议局联合会立即提出对内斗争第一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是采取合法手段，可是腐败的清政府绝不会允许其在合法范围内如愿以偿，而立宪派在原则上也不会让步，旧的斗争方式肯定将会被新的更加激烈的博弈方式所取代，更多的立宪派人士势必向革命立场转化。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已有众多的立宪派人士在思想上或行动上有了革命的准备，所以反政府革命一旦爆发，他们就会迅速响应，投身到革命阵营，成为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立宪派因为其政治诉求不得而搅局，因为怨恨而投入革命的阵营，这是清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7页。
六、影响国家稳定之两大祸胎
地方主义是清末期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
什么是地方主义？
美国学者弗朗茨·迈克尔在《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一文中认为：“所谓‘地方主义’，是指在中国的一些关键地区，出现了军事和政治权利的中心，它们承担着政府的某些重要职责，但它们仍然处在国家的体制中。当朝廷中央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朝廷政治上的跌落要求建立这样的地方政府机构的危机时期，地方权力的中心就应运而生了。”[1]
刘伟在《晚清督抚政治》一书中说：“晚清地方主义不仅是地方权力，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它是一种以地方权力为支点，以地方经济为后盾，以地方认同心理为背景的力量和势力。这种力量和势力虽然还没有突破原有的政治体制，但是却可以对中央产生重要的影响。晚清地方主义的代表力量是两个：地方督抚和地方绅士，而他们联系的加强和联合，是地方主义形成的标志。”[2]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伴随着战争的需要，地方督抚逐步取得了地方上的财政权、用人权、军权，甚至司法与外交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扩大明显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督抚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较前大大加强；二是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当督抚意见不被重视或者地方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很容易产生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虽然在承平的日子里，中央政府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能够有效地行使对督抚的处置权。但一旦天下大乱，督抚马上就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倒戈相向。辛亥革命时期的事实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士绅在地方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与其经济财富的增长，他们开始不断要求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进入20世纪后，他们更是在举办新政的活动中日益产生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当他们的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激进的心理马上就膨胀起来。在清末最后的几年中，他们先是要求立宪，继而要求召开国会。正是他们的宣传与鼓动，清政府才真正在政治上迅速丧失了民心。
清末，太平天国等内乱导致清政府手中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的瓦解，军队这个重要的国家机器逐步转移到了地方督抚的手中。特别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用朝廷的钱，却培植出了不受中央控制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随着军权潜移到地方实力派的手中，他们就实际上操纵了清政府的命根子。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就是凭借这个重要的法宝迫使清室退位，迫使孙中山让出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的。应当说，督抚与绅商的离心与背离，地方主义的抬头，这是清室在辛亥革命时期不得不交出政权的政治基础。
地方主义与军人干政这两个病菌一旦产生，就会遏制不住地反复更生。清亡后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造成了政治与地域上与中央政府的实际分裂，国家利益也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害。
[1]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2] 刘伟：《晚清督抚政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
七、高层团结则政局稳定，高层权争则政权削弱
如果说，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期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权威的话，那么，咸丰以来中央政权自身的不断衰败则是因为高层不断的权争、党争造成的。中央政府内部高层官员的权力争夺与倾轧，直接削弱了它的统治效力。
晚清的历史显示出这样一条规律：大清王朝是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官僚共同掌政但由满洲贵族主宰的一代王朝，中央大政由满洲贵族操纵，地方事务则由汉人实力派说了算，满洲贵族拥有政权，汉人官僚则拥有实力与实惠，二者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依靠汉人实力派的支持，是满洲贵族政权能够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法宝，满汉关系尤其是高层满汉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这个王朝的存亡。
历史进入晚清，有三次大规模的民间运动瓦解与葬送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三次大规模的民间造反运动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摧毁了清王朝多年来依靠的武装力量——八旗与绿营，因为满洲贵族依赖了曾国藩集团的支撑，才渡过了统治的危机，但已形成军政、财政下移地方督抚的局面。义和团运动差一点导致清王朝宗社倾覆，又是因为依赖了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汉人督抚的支撑得以再一次转危为安。对于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其在辛亥革命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地方督抚、立宪派与袁世凯集团的相继背叛，最终导致了这个已经虚弱至极的王朝十分窝囊地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
作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执政能力成长于内忧外患之间，因而她深知培养与依靠汉人实力派的重要性。在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后，她又不失时机地重点扶植与借重袁世凯集团，倾全国财力让袁世凯练北洋新军，将满洲贵族最重要的地盘直隶与东三省交给袁世凯集团管理，就是慈禧太后借重袁世凯集团的最有力证据。但是，扶植与借重并不是无限度的，当袁世凯集团将手伸进中央政权这个满洲贵族视为禁脔的地方时，慈禧太后就不能不对之予以制裁了。剥夺袁世凯的军权，将他明升暗降调入中央，扶植其他汉人官僚与满人官僚与之对抗，采取以汉制汉、以满制汉的均衡策略是慈禧太后的明智之处。但即使是在抑制袁世凯集团的同时，慈禧也只是小心翼翼，并不主张打掉这个新膨胀起来的汉人实力派集团。制衡是维持满汉君臣关系稳定的手段，借重袁世凯集团来消弭与镇压其他汉人反叛清王朝才是慈禧太后的最终目的。应该说，在借重与防范袁世凯集团，维系高层团结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做得是成功的，袁世凯也是心服口服。可是，继慈禧太后之后执掌清朝政权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却因为成长于深宫大内和缺乏统治经验，一上台就将慈禧太后生前安排的高层满汉联盟关系彻底破坏。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条简单的道理：离开汉人官僚士绅与实力派的支持，特别是离开慈禧扶植起来的袁世凯集团的支持，在当时的形势下，满洲贵族是无法将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下去的。载沣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罢黜了权臣袁世凯，迫不及待地扫荡袁党，不仅极力避免中央大权落入汉人的手中，还要将咸同年间落入汉人督抚的军权、财权剥夺回来；不仅收取汉人官僚的权力，而且还要剥夺慈禧太后生前安排与倚重的铁良、端方等有一批颇具阅历、人望与实际能力的满人官僚的权力。他们认为集权皇室、集权中央、强化专制是维系统治的最好办法。可惜南辕北辙，在这种政策下，立宪派、地方督抚、袁世凯集团心灰意冷，最终在辛亥革命中相继站在了革命者的一方。载沣这种抛开满汉联盟、抛开慈禧太后的以汉制汉的政策、单纯采取以满制汉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啦。
客观地说，继李鸿章集团之后，袁世凯集团已经成为清王朝维系统治与镇压下层民众反抗的一个有效工具。袁世凯虽然在清末势力膨胀，但他并没有觊觎帝位的政治野心。1905年官制改革中他之所以极力建议设立责任内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即害怕有朝一日光绪皇帝会算昔日戊戌的旧账。1908年慈禧在病重时商议皇帝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见光绪皇帝复出无望，也就放下心来，主动提出“以醇王载沣长子溥仪如承大统”，并立即派袁克定将此事密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得到朱尔典的同意后，袁世凯又将朱尔典的态度转告载沣，以此示好载沣，希望他念其拥戴之功，能够和衷共济。慈禧太后在临终之时，也将载沣托付给袁世凯、张之洞、奕劻等人，顾“而泣曰：‘汝辈皆先皇老臣。今皇帝冲龄，虽有载沣摄政，亦唯汝辈匡辅是赖。’复泣顾载沣曰：‘汝应拜诸老臣，汝年幼，唯诸老臣之谋是用。’”[1]随后载沣、袁世凯伏地相互跪拜。如果载沣听从慈禧太后的临终遗言，不那么偏狭短视，不把事情做绝，或许袁世凯集团与满洲贵族之间的合作不至决裂。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那拉后当热河奔遁之余，委任汉大臣坐致中兴”，“其识力手腕均有不可及之处”；“所可恨者，嗣醇王不能听老人临终嘱托之言”，“三百年之帝位轻轻以一手断送之”。“使醇王摄政之初，稍有知识，懔然于天命已去，大局将危，遵先后之遗言，礼重耆硕，相与补苴罅漏，夙夜犹危，或尚有祈天永命之望。乃听信谗言，袭用国初忮克汉人之习，以威名赫赫、天下仰望之大臣，首与为雠，几以托孤受命之身，蹈亡身赤族之祸，虽张文襄、鹿文端诸臣极力保全，犹使罢职以去。殊不知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有太公鹰扬以为之师，故周公负扆，始延孺子之命，而乃自毁长城！”“国不自亡，谁能亡之？”[2]诚斯言哉！
[1] 袁克文：《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版，第6～7页。
[2] 王锡彤：《抑斋自述》之三，《燕豫萍踪》，第37、40页。
第八章 瞻前与顾后：现代化与战略发展
一、不该动的奶酪
近代中国政治是古代中国政治的延续和发展，对晚清变局下政治得失的探讨，当然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察。本章拟在前一章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清王朝失鹿之原因。
毫无疑问，传统的政治制度、传统的思想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社会风俗习惯等等都会制约、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速度。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在过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及观念，以利用传统、逐渐发展传统，最终提升传统，建立一个更高更完善的全方位机制的过程。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以儒家文化与文官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博大精深，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侵淫在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和中国政治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真实的生活中，真正影响历史前进的往往并不是那些走马灯似的天天不断翻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事件，而恰恰是那些经久不变，或变化很少的极具稳定性的因素。
实际上，传统既是现代化的阻力，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阻力与助力之间，关键要看人的因素与社会客观条件许可的程度。
自周秦以来，中国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自己文化传统基础。这主要表现在：
1.儒家文化。
周王朝建立以后，以儒家道德文化治国，在国家的法令条文中融入了许多的道德文化因素。周王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特别注意加强对民众道德意识的养育，这种观念，久而久之，积淀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互助的相互关系；儒家强调，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应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儒家认为，君民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样，双方都应该自觉维持共同的礼仪秩序。对于臣民，君主应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实行道德教化，“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对于君主，臣民应该像子女对待父母那样表示绝对的恭敬忠诚，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正是在继承这种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清政府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继续推崇和利用儒家政治文化，任用大批汉族儒生，极力改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