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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如果能做好扬弃，充分利用传统的资源，把上述这些优势全部发挥出来，中国即使在晚清时期，也照样会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遗憾的是，因为晚清政府的软弱无力与主动性不足，中国自身的这些资源优势被白白浪费掉了。
当欧风美雨铺天盖地洒向神州大地的时候，面对机遇和挑战，清政府最需要抓紧做的事就是发展经济，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因为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才能带动近代交通、通信、矿山与商业的发展。也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中国也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钳制，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晚清政府亟需成就的硬功夫。历史不是没给清政府这种机会，从乾隆皇帝到光绪皇帝统治的初期，中国发展自己的机遇与空间都很大。可是因为清政府发展观念的滞后与进取心的不足，大好时机转瞬而逝。
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自强运动，还是在20世纪最初10年新政自强中，清政府均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致力建立中国现代工业化体系上。既然清政府不去利用自己的权威资源打造工业化体系这个过硬的拳头或者说是强国品牌，当然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也就成为了一个梦想。当梦醒时分，民族危机严重之时，中国民众不能不发出倒清的吼声。
三、战略五步棋
今天，站在后知后觉的角度，重新检讨晚清政府的战略规划，仍然说带有很多的遗憾之处。
在晚清，由于西方列强的恃强凌弱，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来，致使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成为一条铁的规律。而要想生存，就必须有一套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自己的战略计划。可是在晚清，清政府缺乏世界眼光与全球观念，拒绝交往，一再被动，能拖就拖，就事论事。洋务运动，旨在国防防御体系之建设；戊戌变法，旨在政治体制之改革；清末新政，则鱼目混杂、泥沙俱下，国防、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胡子眉毛一把抓，明确的战略目标并未见诸于任何史料记录之中。
纵观晚清国家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明智的发展战略应该分为五步走，实现的时间至少应考虑一个世纪甚至更长久的时段。在晚清，真正能实现前面两步已属不易，后面三步根本就没有实现的条件。这五步是：
第一步，致力国防建设，打造出一个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
客观地说，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已经开始了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但纵观历史，这项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中央政府为了迎接挑战，高瞻远瞩、认真规划、积极出台的结果，而是一些地方有识疆吏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与努力的结果。既然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意不在此，这项工程的建设过程就自然困难重重，阻力巨大，扯皮、钳制与财政拨款步步困扰，30多年间，处处遭遇传统社会的碰撞与保守势力的阻挠。既然起步维艰，前头就自然渺茫。1894—189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彻底戳穿了这个纸老虎的真面孔。
甲午惨败，举国震惊，建立新式军队，重建现代化国防体系，再次摆到了清政府的桌面之上，清政府此时虽已觉醒，但因为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中国已经暂时无力再像从前那样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了。加上此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不断加剧和升级，编练新军的计划也只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稍有起色。
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役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心自强，但由于《辛丑条约》极严酷的限制与9.8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建立国防现代化几乎又成为泡影。清政府虽然用有限的财政，编练北洋六镇与各省的新军，但最终因为控制不力，北洋军的真正实权落在了颇具有野心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手中，各省新军的领导权也落到了留日归国的士官学生如蔡锷、吴禄贞等人的手中。最终，这些新式军队不但没有起到保卫国家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清王朝自己的掘墓人。
第二步，致力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这是富强国家，真正挺直民族腰杆的前提条件。近代社会70年，由于中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之下，救亡图存是当时的主旋律。清政府对国家工业化问题显然重视得不够。实际上，要想真正建立起自己国家有效的现代化防御体系，工业现代化势在必行，这是因为工业化牵扯到各个方面，要想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就需要发展现代交通、通信、矿山以及相配套的一系列轻工服务行业。也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实际上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国防现代化防御体系来，以免各种设施需要进口而处处受制于人。
第三步，全面启动经济现代化。
在清末最后10余年间，清政府启动了经济现代化。但因为没有成功有效的强大国防与实力雄厚的工业化做基础，再加上还处于探索阶段，无经验可资借鉴，这项努力的效果自然是微乎其微。
第四步，致力文化现代化，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养。
这本是承平之世所要做的事情，是在拥有自己强大国防与工业现代化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清政府连一个主权国家所享有的起码尊重都得不到，国防与工业化都没有能力完成，文化现代化只能留给后世之人去完成了。
第五步，实现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全面发展到了一个很高水平时的必然实践，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实现了真正独立、自主、富强、民主与国民已经完全具备一定现代文化程度之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清末，中国饱受列强压迫，主权上不能完全独立，领土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举国上下传统文化与封建意识浓厚，加上积贫积弱，根本就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土壤和条件，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还是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都不顾国家实际情况，片面强调制度决定论，推动清政府过早地迈开了政治现代化的步伐，这只是一种建立在美好愿望基础上的盲动急躁心理，以此治国，岂能不败？
四、历史的启示
晚清变局数十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社会进步了，政府权威却丧失了，王朝也灭亡了。其具体症结究竟聚焦在何处？
笔者认为，尽管晚清政府在大变局下政治运作过程十分复杂，但其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仍然有迹可循：
1.从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封闭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府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出路的，而一个开放的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府是可以持续的，是有前途的。
2.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的信任、认同与支持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创新能力显得十分的重要。政府能否持续做出让民众得益与赞同的事情，是否能够代表与维护民众的利益，是政府前途光明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府能否具备强大动员力的一个基础。
3.社会在发展，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种政治的常态。能否抓住时机实现成功的转型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尺。执政者如果能够充分打好改革创新这张牌，对其统治与政局的稳定显得十分的重要。晚清历史表明，当改革停滞不前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就会加大，革命的进程就会悄然而至。
4.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新兴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的阻力，往往来自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旦个别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凸显，政局不稳定因素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到难以动摇，敢与中央政府争利与叫板，不仅仅是它们拥有强大的物质财富或者别的资本，而在于它们与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以至于当政者想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时，却不知从何入手。
5.腐败是吞噬政府生命力的癌细胞。它足以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与支持力。
6.百尺之虫，死而不僵，根本的问题还是搞好统治者内部的团结。一个有着200多年执政历史的政府就像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尽管问题很多，危机重重，但如果统治集团内部不出现争斗与内耗，外部的风雨是不能轻易撼动它的根基的。
7.单纯的中央集权或是过度的地方分权，都不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办法。中央政府传统的过度的集权与集利的模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过度的放权与放利，又会因为纵容地方而出现地方割据与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局面。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中央与地方在权力资源配置上的平衡与协调的关系。中央政府既不能过分集权集利，地方政府也不能过度分权分利，双方应该平衡发展，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
8.近代以来，传统的治边问题已因全球一体化问题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正确的治边政策是应该具有世界眼光，具有新的战略意识，应将军事、外交以及对边疆地区全方位的开发与政治治理等多方面有机结合的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对边疆地区采取灵活适当的政策、策略与对边疆地区的有效开发，是处理好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的最佳方案。
9.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政治变革必须慎之又慎，必须以尊重自己民族特色和传统作为改革的前提，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不作为主义，包括不负责任的自由利己主义，都会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与文化的土壤，学习与引进外国的先进制度是应该的，但引进时不仅一定要注意持重稳妥、不急不躁，更要注意是否能够不出现排斥的反应。这既要有汉唐兼容并包的拿来精神，又要有消化一切的能力与良性的政治机制的保障才可成功。
10.兵民是立国之本。民众利益问题、军队权力问题说到底是支撑政府存在的基础。在任何时候，政府施政皆必须考虑与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妥善得到解决，政府的统治就会固如磐石。
11.发展才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在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之上。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这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急剧地降低，从而给反对派提供颠覆政府的口实。
12.“强”政府在任何时期都是工作之重。很难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的国度，一个权威弱化的政府能够凝聚与动员起社会各阶层，担当起开创与稳定的重大责任来。
13.政治就是搞好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平衡艺术，是一种将各阶层利益与诉求最大程度普遍化、均衡化的过程。能否具有这种政治管理的能力，对执政者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与挑战。
14.政治民主与开放的程度，官民之间的矛盾，对利益集团的驾驭，克服政府执政能力的不断弱化，消弭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有效地处理好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外交等等问题，是政府在改革与创新进程中必须要不断花大气力处理好的重大课题。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晚清政府没有这种智慧与能力，这是导致它败亡的很重要的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一、档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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