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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差远了。谢尔盖不会像个二流子似的拖着脚走进来，他简直像是一阵风暴。按响门铃，进门时好像这房子是他买下来的一样，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不过比你更警醒些——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长，他这人有点坐立不安，连听歌剧的时候都也是那样。然后他像精灵似的咧嘴一笑，举起了杯子，里面是他自己带来的伏特加。‘祝贺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叫你C好呢？你赢得了比赛，我就是你的头奖。’”
他用手背抹了抹嘴，我注意到他刚才是在偷笑。“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谢尔盖这家伙。”
他大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一起笑。莫德里安是他虚幻的自由，我在想。就像萨莉对我一样。
“他甚至连大衣都没脱，”他继续说道，“开门见山地说起了他的事。‘咱们要谈的第一件事就是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一点都不招摇，就是我的几个朋友——碰巧就是鲍里斯和奥尔加，还有委员会里的一两个显要人物，他们要给你和你在莫斯科的众多崇拜者之中的几位举行一个小招待会。’”
“‘在你的大使馆吗？’我问。‘我可不会到那儿去。我办公室里的人会宰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C先生，我说的可不是大使馆——谁会在乎大使馆啊？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语学院，他们要正式举行典礼接收你为荣誉学生，享受平民学生的全部学时。’”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就像死了一样。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能感觉到。我这辈子连比多佛184远的地方都没去过，更别说是苏联了，尽管我在外交部工作。‘到莫斯科去？’我说。‘你疯了吧。我是个译码员，不是什么腐败的工会领导人。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跑到莫斯科去，哪怕到了那边真会给我授奖，有奥尔加和鲍里斯等着跟我握手，还承认我是荣誉学生，不知道还会有其他的什么。你好像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从事的工作非常敏感，接触的人倒是没什么，但工作确实很敏感。我能长期、经常接触到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我可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老百姓，坐上飞机去了莫斯科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觉得这些事我已经在作文里提到了，应该有一部分。’”
“‘那就到萨尔茨堡来吧，’他说，‘谁会注意到啊？坐飞机到萨尔茨堡来，就说你去那里听音乐，然后溜到维也纳，我会准备好机票——好吧，虽说是苏联民航，但只要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之后不会有人跟你啰嗦护照的事，仪式也都是家里人参加，谁会知道啊？’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卷轴似的文件，边缘还故意做了旧。那是一封正式的邀请函，上面有委员会全体老师的签名，一面是英语，一面是俄语。不妨告诉你，我读的是英语。我可不能抱着词典在他面前坐上一个钟头，对不对？要是那样的话，我这个顶尖的语言学生看起来就是个十足的白痴。”他打住了——是觉得有点惭愧，我心想——“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名字，”他说，“我不该那么干，真的。可是我已经厌倦了扮演尼莫。我想成为我自己。”
看到这儿你恐怕有点弄不懂了，就像我没弄明白西里尔的意思一样。到现在为止，西里尔提到的所有情况我都能跟得上。在敢冒险的时候，我还故意引导他往某些方面去说。可是突然之间他说话就挣脱了束缚，我得拼命跑才能赶上他。他那时候去了苏联，我却没有。西里尔事先没给我一点警告，就说出了他们俩一起去苏联的事。他说起了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再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而是长相如何；他说鲍里斯伸出胳膊搂住了他，奥尔加则给了他一个苏联式的吻，端庄却不失热情——他通常不太喜欢亲吻，内德，但苏联人的吻跟戈斯特的那种亲嘴可不一样，所以他也就不介意了。你甚至还会很期待，内德，因为那是苏联人对待同志的一种礼仪。弗雷温看上去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说他们对他好得不得了，还为他庆祝了许多次他从没庆祝过的生日。是奥尔加和鲍里斯本人啊，内德，他们一点都没有架子，自然得很，就像在课程里一样。
“‘祝贺你，西里尔，’她对我说，‘祝贺你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非凡进步。’呃，当然了，这话是口译员翻译给我听的。我还没学到那种程度，我跟她也是这么说的。然后鲍里斯把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能帮助你学习我们感到很自豪，西里尔，’他说，‘实话告诉你，我们有很多学生都是半途而废，但那些人并不能代表全部。’”
直到那时，我总算才看清西里尔用如此粗率而出人意料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场景：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弗雷温来说应该也是他过得开心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对此毫不怀疑），谢尔盖·莫德里安就像是陪伴着他的马戏团指挥。他们在莫斯科某地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顶悬挂着枝形吊灯，有讲话，有颁奖仪式，还有莫斯科中心选角公司精心挑选的五十位临时演员，弗雷温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天堂，而这恰恰是莫德里安希望达到的效果。
接着，弗雷温就像刚才突如其来地主动对我说起这段往事一样，又突如其来地闭口不谈了。他眼里的光芒黯淡下去，头歪向一边，两条眉毛挑了起来，仿佛在评判他自己的行为。
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东西在哪儿呢？”我问道，“他给你的那个卷轴？在家里吗？那个卷轴，西里尔。授你为荣誉学生的。在哪儿？”
西里尔瞪着我，慢慢地苏醒过来。“我把它还给谢尔盖了。‘等我们到了莫斯科，西里尔，’他说，‘你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裱上金边。放在这儿可不行。我可不想让你有什么危险。’谢尔盖他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他说得很对，你和你的总部不就在日日夜夜地偷偷调查我吗？”
我没让自己的声音出现任何停顿、任何变化，甚至连那种随随便便的感觉都不能改变。我垂下眼睛，又在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摸索起来。我是西里尔为了取代谢尔盖而找的候选人，他正在追求我。他在向我展示他的本领，想让我接纳他。我的本能告诉我，要让他再费点劲才行。我又埋头做起笔记来，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问他外公的姓名。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谢尔盖提供英国机密的？”我问道，“哦，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机密，当然啦。显然，几年以前的机密跟现在的机密并不是一回事，对不对？我们赢得‘冷战’靠的又不是保密，对吧？我们靠的是开放。是公开化。”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传递机密的事了，但是这一回我替他越过卢比孔河185的时候，他也跟了上来。可是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河的另一边。
“没错。我们就是靠这个赢得战争的。谢尔盖呢，他一开始根本也不想要什么机密。‘机密啊，西里尔，它们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说。‘我很乐意这么说：在我们生活着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机密就像是市场上的毒品。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维持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不过，如果我真的需要那方面的某些东西，放心好了，我肯定会告诉你的。’与此同时，他跟我说，如果你能就莫斯科电台节目的质量写几篇非正式的报告就好了，这样能让他的老板开心。比如说，信号接收好不好。这些情况按理说他们应该知道，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说实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苏联人到底是什么地方无知。这并不是批评，这就是事实。谢尔盖说，他还希望我给课程提提意见，比如普通教学应该是什么标准、对鲍里斯和奥尔加今后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本人就是个非同寻常的学生。”
“为什么改变了呢？”
“改变什么？请你说清楚点，内德。我不是什么无名小辈，你知道。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肯从你那儿获取机密的态度？”我问道。
“是他的大使馆。那帮野蛮的家伙。他们总是这样。他们说服了他。他们不愿承认历史的进程；他们宁愿继续当躲在洞里的老顽固，继续搞他们那荒唐的‘冷战’。”
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他的话让我有点听不懂。
“好吧，嗯，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么跟你说吧。使馆里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把时间花在——比如说建立文化友谊上。各个派系之间搞起了内讧。我是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鸽派的人赞同文化，这是自然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赞同公开化。他们认为文化能填补敌意消除后留下的真空。这是谢尔盖解释给我听的。可是那些鹰派——也包括大使本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却想让谢尔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系旧有的态度上，不管那态度还剩下什么。他们想让他搜集情报，想让他始终采取一种更咄咄逼人的、耍阴谋诡计的行为方式，无论世界趋势会如何改变。大使馆的死硬派根本不管谢尔盖本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从来都不在乎。唉，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对不对，就像戈斯特一样。坦白地说，谢尔盖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一会踩在这一边，一会又踩到了另一边。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职责所在。我们一起探讨文化上的事，谈点语言，谈点艺术或是音乐；然后我们还得谈点机密，好让鹰派的人满意。我们得让方方面面的人对我们都满意，就像你得让总部满意，我得让‘水槽’满意一样。”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都快听不清了。我只好再一次挥起鞭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别跟我耍小聪明，西里尔，行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看看时间吧。你是什么时候给谢尔盖·莫德里安提供信息的，给了他哪些信息，为什么，换来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停止的，为什么要在一切都能顺利继续下去的时候停止呢？我想去度周末，西里尔，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的老婆也想去。我想坐在电视机前跷起脚来。没人给我加班费，你知道。全都是按件数计酬，他们开的条件就是这个。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审的人到底是谁根本就没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成本效益的时代，或许你还没注意到。他们对我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点，就可能被私有化了。”
他没听到我的话。他是不想听。他在四处游荡，身体和心灵上都是如此，要寻找能转移注意力的地方，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我的怒气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开始憎恨莫德里安了。我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得依赖单纯的人的轻信才能生存下去。我觉得很恶心，因为像莫德里安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雷温的孤独来让他叛国。把职责和爱对立起来，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很受威胁。
我刷地一下站起身，还在生我那位同行的气。弗雷温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把雕花的亚瑟王式凳子上，椅垫上还绣着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的玩具给我看看。”我命令西里尔。
“什么玩具？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小婴儿。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记起了莫德里安的谍报技巧，他用过的那些东西，他给手下的情报员配的装备。我也记起了自己的谍报技巧，当年我也曾指挥像弗雷温这样的人去刺探苏联的情报，虽说他们没有弗雷温这么疯狂。我在想象，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怎样来处理像弗雷温这样一个在高层工作、主动投诚、头脑还不太清楚的家伙。
“我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行不行？”我暴躁地说道，“还有你的高速发报机，对不对，西里尔？你的暗号表、一次性密码本、晶体发射器。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你的隐蔽手段。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公文包准备星期一上交，然后就回家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你也许不喜欢看球，但我碰巧喜欢。我们能不能往前走一步，不再扯那些鬼话了，好不好？”
西里尔的疯狂劲已经没有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已经精疲力尽，我也是一样。他坐在那儿低着头，双膝分开，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我感觉到他的结局已经在自己心里渐渐展开——一旦忏悔者厌倦了自己的忏悔，也就厌倦起了迫使他去忏悔的种种感情。
“西里尔，我可有点坐不住了啊。”我说道。
看到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大步朝他的电话走去，蒙蒂的那帮假工程师已经把它搞得永远畅通了。我拨通了伯尔的直线电话，听到他那位高傲的秘书在那一头接了起来，就是没听说过我名字的那位。
“亲爱的？”我说道，“我还得再过一个小时左右，要是运气好的话。手上这件事实在太慢。好，好的，我知道，对不起。我都说了对不起了。是啊，那当然。”
我挂掉电话，责备地瞪了他一眼。他慢慢站起身，带着我走上楼梯。他的阁楼是一间空卧室，天花板很高。他的无线电接收机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是德国造的，跟蒙蒂说的一样。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西里尔正瞧着我，我们听到里面传出了一个带着口音的苏联女人的声音，正愤慨地谈论着莫斯科罪行累累的黑手党。”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干？”弗雷温冲着我爆发了，仿佛我应该对此负责，“苏联人。他们为什么要一再破坏自己的国家？以前他们可从来不这样。他们很自豪。我也很自豪。玉米地、没有阶级之分、国际象棋、宇航员、芭蕾舞、运动员……就像天堂一样，直到他们开始搞破坏。他们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这简直太丢人了。我对谢尔盖就是这么说的。”
“那你怎么还听他们的节目？”我问道。
他都快哭出来了，不过我假装没注意。
“得收听讯息啊，对不对？”
“说话爽快点，好不好，西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