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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吧？我看过那部电影180。我敢打赌，他们那儿圣诞节的时候准会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肯定的。是哪些曲子啊？”
又是沉默。我坐下来再一次做好准备，要记下他说的话。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道。
“当然。”
“一直是一个人去？”
“当然。”
“上一次也是的？”
“对！”
“到了那边也还是一个人待着？”我问。
他放声大笑。“我啊？一刻也不得消停。怎么可能呢？我一到，房间里就有好多舞女在等着。每天都要换几个新姑娘。”
“不过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听音乐，一夜接着一夜地听，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了？”
“接连十四个晚上。应该是十二个吧，你得把来回的旅程去掉。”
“可能是十二个。可能是十四个。也可能是十三个。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很震惊。他说话的声音显得很遥远。
“你去那儿就是为了这个。去萨尔茨堡。你花钱也是为了这个。对吧？对吧，西里尔？给我个信号，西里尔。我总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去年圣诞节你去那儿也是为了这个吧？”
他点了点头。
“去听音乐会，一夜接着一夜？听歌剧？圣诞颂歌？”
“是的。”
“可是问题在于，总部说你在那儿只住了一夜。他们说，你在预订的第一天到了那儿，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你付了全部的房费，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从第二天起旅馆里就压根看不到你的人影，直到你在假期结束前返回。所以说，总部理所当然得问一问，你到底跑到哪个鬼地方去了？”我使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大胆的一招，“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在那边是不是有朋友？就像鲍里斯和奥尔加一样，只不过是真人。”
我又把笔记本翻了几页，在一片沉寂之中，纸页发出的哗哗声像是砖头砸到了地上。他的恐惧也影响了我。那就像一种共同拥有的邪恶。真相离我们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但无论是想把真相拒之门外的他，还是想把它放进屋里的我，似乎都觉得非常害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情况给写下来，西里尔，”我说，“然后就不用管它了。只要写下来就能摆脱掉，这法子最管用。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哪怕交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能把他写下来。他是外国人吧，我估计？不过呢，我感觉你好像还有点犹豫。我得说，他肯定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如果你为他放弃了那么多音乐的话。”
“他哪儿也不在。他根本不存在。他已经走了。我挡着了他的路。”
“哦，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没走，对吧？那时候你应该和他在一起啊。他是奥地利人吗，西里尔？”
弗雷温脸上看不到丝毫生气。他睁着眼睛，却像是个死人。我给他的打击太多了。
“好吧，这么说他应该是法国人，”我提高了嗓门，想把他从沉思默想之中拉出来，“他是个法国佬吧，西里尔，你的那位好朋友？……法国佬他们是不会介意的，虽说他们不喜欢那帮人。行了，西里尔，那他是美国佬吗？美国佬他们肯定不会反对！”没有回答。“他该不是爱尔兰人吧，啊？但愿不是，这可是为你好！”
我替他笑了笑，可是没有什么能让他从忧郁中解脱出来。他仍然站在窗前，弯起大拇指使劲把指节顶在前额上，仿佛想要钻出一个弹孔。他喃喃自语了什么吗？
“我没听见，西里尔！”
“他超越了那一切。”
“超越了国籍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他是个外交官喽？”
“他没到萨尔茨堡来，你他妈的没听见吗？”他猛地转过身来冲着我，开始大喊大叫，“你他妈的就是个笨蛋，知不知道？别管什么答案了，你连问题都不会问！难怪我们这个国家乱得一团糟！你的聪明劲儿到哪儿去了？你难道连人话都听不明白吗？”
我又站了起来，动作很慢。就让他一直盯着我。又揉了揉自己的后背。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我摇了摇头，仿佛在说这样根本行不通。
“我是在帮你，西里尔。如果你去了萨尔茨堡，然后就在那儿待着，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又跑去了别的地方——唉，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比方说，假如你那位好朋友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你假装去了萨尔茨堡，却跑到了——呃，我也不知道——比如说跑到了罗马去，或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唉，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不能什么事都替你干。那不公平，就算我替你干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
他的眼睛睁得老大。他把他的疯狂转移给了我，却把自己当做理智清醒的人。我重新给烟斗装满烟丝，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烟斗上，同时接着往下说。
“你这个人很难取悦啊，西里尔，”——我用食指把烟丝压实——“你总爱戏弄别人，你知道么。‘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样，但只能做一次。’我的意思是，我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划着一根火柴去点烟斗，这时我看到他把指节移到了眼睛上，好像自己并没有待在这个房间里。但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好吧，萨尔茨堡咱们就不提了。如果萨尔茨堡提起来太让人痛苦，咱们就把它放到一边，重新聊聊你在‘铁幕’国家认识的人，好不好？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落。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明显反对。我继续往下说。他想让我说下去。我能感觉到他把我的话当成了一座桥梁，靠着这座桥他才能把真实的世界和恍如置身地狱的内心联系起来。他想让我替我们两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必须要替他坦白交代，因此决定打出手里最危险的一张牌。
“这样吧，为了便于讨论，咱们姑且把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名字加到名单上，然后到此结束。”我漫不经心地建议道，声音放得很低，尽可能让这话听起来不带任何威胁，“只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补充了一句，“你觉得呢？”他还是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地继续解释这条最新向总部提出的有用建议。“好吧，咱们这么跟他们说：‘把那位可怜的莫德里安先生算进去好了。别再跟我们玩什么花样了，我们什么都能说清楚。把他算上，回家去吧。内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摇晃着身体露出了笑容，就像个被绞死的人。在笼罩整片居住区的沉寂之中，我觉得仿佛能听到屋顶传来了自己说话声的回响。但弗雷温似乎根本没听见。
“莫德里安就是他们希望你能坦白交代的人，西里尔，”我通情达理地接着说道，“他们跟我说了。只要你承认了莫德里安的事，只要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正写着呢——而你也同意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止我，对不对？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俩对他们不够坦白。‘没错，我就是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好朋友，你们都可以滚蛋了’——怎么样？‘我和他一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做了这事，干了那事，还说好要干点别的什么事，我们过得很愉快，也许并不愉快。话说回来，如果我都不能跟这么有文化的一位苏联人交朋友，搞那一套公开化还有什么用？’……怎么样？哪怕有些地方不连贯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以后再补充。照我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准备明年再用，咱们俩就都可以好好过周末去了。”
“为什么？”
我装作没听懂。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了？”西里尔问道，他起了疑心，“像他们那样的人，这么简单就会把文件收拾起来？他们难道不会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谁都不会问的。像他们那样的人不会问。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他们不会改变的。改变不了。”
“得了，西里尔！”他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我跟他之间的沟通变得有点困难了，“西里尔！”
“又怎么了？什么事？别嚷嚷。”
“这年头身为苏联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可要担心得多！我刚才提到法国佬只是想给你下个套。我不该那么做，我道歉。但如今的苏联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说的已经不光是友好国家了，简直就是合作伙伴嘛！你知道总部那班人。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一样。我们的职责就是开创潮流。你在听我说话吗，西里尔！”
就在那一刻，一时间我还以为我已经输掉了整场游戏——他不肯再跟我合作，不肯再依赖我，不肯再心甘情愿地暂时放下戒备之心。他像个梦游者似的从我身旁走过。他又走到了凸窗旁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命中所有尚未完成的梦想，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梦想永远都没法实现了。
接着，我松了一口气，他开始说话了。不是说他做了些什么。不是说他是跟谁一起做的。而是为什么。
“整天都得跟一帮蠢货关在一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吧，啊？”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未来的境遇，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水槽”。
“成天听他们讲那些下流笑话，被他们的香烟味和体臭熏得半死？那滋味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是特权阶层的，不管你装得有多寒酸。日复一日，窃笑着嘀咕些奶子啊、裤衩啊、月经啊，还有小鸡鸡。‘得了吧，圣人，也给我们讲个下流笑话嘛！你可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圣人，我敢打赌！你好哪一口啊——女学生制服？还是喜欢来野的？圣人星期六晚上都想玩点什么小花样？’”他的精力又全部恢复了，而且我发现他竟然还有模仿别人的天赋，这让我大为震惊。他装腔作势地说着话，俨然成了音乐厅里的女王，咧起嘴微笑着，那可怕的笑容把没长胡子的脸都扭曲了。“‘那个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的故事你听过吗，圣人？高潮就在帐篷里头。哈哈！’这种事你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圣人啊，那玩意儿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掏出来一下？时不时也得撸一撸，看看它还在不在？你会变得麻木，知不知道？那玩意儿都会掉下来。我敢打赌你那玩意儿很大，对不对？就跟驴子的家伙一样，都垂到大腿上啦，得塞在吊袜带里头……’这种事你不会知道的，对不对，从早到晚，办公室里也说，餐厅里也说？你是个绅士。知道他们愚人节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吗？来自巴黎的绝密电讯，仅供弗雷温阅处，由本人手工译码，哈哈。特急电讯，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不明白。于是我就坐到小隔间里头，翻出译码本来，对不对？我就开始译码啊，对不对？还是手工译的。所有人都低着头。谁都没发笑，也没人先拆穿。我译出了前六组数字，下流啊——那是个下流笑话，说的全都是避孕套181。是戈斯特干的。他特意让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小伙子们发过来的，就为了开玩笑。‘别急啊，圣人，别发火啦，给我们笑一个。就是个玩笑嘛，圣人，玩笑你都开不起啊？’我跑去投诉的时候，人事局的也这么说。搞个恶作剧而已，他们说。开开玩笑有助于提高士气。他们看得起你才跟你开玩笑嘛，他们说，你得表现得大度一点。我要是没有音乐，早都自杀了。这事我还真考虑过，我不介意告诉你。问题是，等到那帮人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我却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了。”
叛徒需要两个条件，史迈利查出比尔·海顿背叛圆场之后曾苦涩地对我说——他得恨某个人，还得爱某个人。弗雷温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了。现在他要开始说他爱的人是谁。
“那天晚上我转遍了全世界——波多黎各、佛得角、约翰内斯堡——可是根本没找到任何我喜欢的节目。一般来说我最喜欢听业余电台了，那帮租电台做节目的。他们更有智慧，这一点我喜欢，刚才我跟你说过。我都不知道天已经亮了。我家楼上挂着三层的厚窗帘，花了我三百镑呢，还加了衬布。特别安静，从‘水槽’回来之后，宁静对我来说简直乐趣无穷。”
他脸上露出的笑意和刚才不一样了，就像个过生日的小男孩。
“‘早上好啊，鲍里斯，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然后她再用俄语说一遍，鲍里斯则回答说他觉得有点低落。他常常心情低落，那个鲍里斯。他容易陷入斯拉夫人的那种忧郁状态。不过奥尔加会照顾他，你注意。她会跟他开个玩笑，但从来不会带有恶意。他们俩时不时也会争吵——唉，这太正常了，他们俩做什么事都在一起。但他们总会在同一期节目里和好如初。他们从来不把怨气带到第二天。奥尔加做不出那样的事，说实话。有什么事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奥尔加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俩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俩就是这样的。很积极。很友好。说话文雅。当然了，也喜欢音乐——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苏联人嘛。我本来不是很喜欢柴可夫斯基，直到听到他们俩在节目里谈论他。但自那以后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看法。鲍里斯对音乐的品味其实相当高。奥尔加嘛——嗨，她不管听什么都觉得挺不错。话说回来，他们只不过是在演戏，在读着台词。但听他们说话、想去学那门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他们。”
而且你还会把书面作业寄过去，西里尔说。
他们会免费订正，提出建议，他说。
除了第一次寄信，你甚至都用不着把作业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设了个邮箱。
西里尔又沉默了下来，但这没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恍惚状态会结束得太快。我起身走到他的视线之外，站到了他身后的一个角落里。
“你给他们留的是什么地址，西里尔？”
“当然是这个地址。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啊？难道是什罗普郡的乡间宅邸？还是卡普里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