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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发火的。”
“让他们发火好了。”
我又抽了一口烟斗。“我来把总部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好不好？‘西里尔跟他那两个叫鲍里斯和奥尔加的好朋友在搞什么鬼名堂？’他们说。‘问问他这个，看他会怎么回答。’”
他还是背对着我，在房间里沉着脸怒气冲冲地转来转去，要请他那闪闪发亮的世界来见证我的亵渎之举。我等待着他爆发，我知道他肯定要爆发的。可他却只是用深受伤害的眼神责备地望着我。他仿佛在说，我们是朋友啊，可你竟然这么对我。处在紧张情绪下的大脑中会同时闪现出许多形象，这会儿我面前的人不再是弗雷温了，而是我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讯问过的一个女打字员：她卷起羊毛衫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我面前，给我看讯问前一晚她自己用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伤疤都已经溃烂了。“你觉得你把我折磨得还不够吗？”她问道。但折磨她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那位二十五岁年纪的波兰外交人员，她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密都告诉了他。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冲着他安慰地笑了笑。“得了，西里尔。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就是你偷偷在学的俄语课程里的两个人物吗？他们俩一起在家用纸糊过墙？到塔尼娅姑姑的乡间别墅去住一阵子，等等？你正在学莫斯科电台的普通语言课程，每周五天，早上六点整开始，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问问他鲍里斯和奥尔加的事，’他们说，‘问问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学俄语。’所以我才问你啊。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上这门课。”他喃喃地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那帮该死的探子。这是私人的事。私下里选的，私下里上的。让他们滚蛋去吧。你也可以滚了。”
我笑出了声。但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了，别这样，西里尔。纪律你都清楚，就跟我一样。你可不是那种对规定置之不理的人。我也不是。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要书面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制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拿到了一份通知，跟大家都一样啊。”我说话时他又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躲到了凸窗那边，望着窗外长方形的花园。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奥尔加和鲍里斯。”我耐心地回答。
这下他可火了。“我问的是给你下达任务的人，蠢货！我要投诉他们！窥探个人隐私，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种行为简直太野蛮了。实话告诉你，我也要追究你的责任。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想让怒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
“第一，”他提高了声音说，两眼还盯着窗外他的那块泥巴地，“你记下来没有？第一，我根本没在上条例里说的那种语言课程。语言课程得到学校或是培训班去上，得跟一帮流着鼻涕还口臭的打字员一块坐在长椅上，还得听没教养的老师对你冷嘲热讽。第二，没错，我确实是在听收音机，这是我一向的爱好，我就喜欢在电台波段里搜来搜去，听听那些有趣的、神秘的事儿。记下来，我来签字。说完了，好吧？你可以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谢谢，我已经受够你了。不是针对你啊，是他们。”
“你就是这么碰巧听到鲍里斯和奥尔加的，”我很配合地说道，又写了起来，“明白了。你在搜索电台波段，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节目。鲍里斯和奥尔加。这没什么啊，西里尔。坚持下去呗，说不定你还能拿到一份语言津贴，如果你能通过考试的话。估计也就是几个先令吧，但揣在你兜里总比揣在他们兜里强。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继续写着，不过写得很慢，故意让他听到政府配发的铅笔在纸上写字时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沙沙声，“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没有事先报告，”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为我上司的怪毛病道歉，“‘如果他没把奥尔加和鲍里斯的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还会向我们隐瞒什么呢？’我觉得你也不能怪他们。这种事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饭碗。”
又翻过一页。舔一舔铅笔的笔尖。再做个标记。我开始感觉到追逐猎物时的兴奋。爱就是承诺，西里尔刚才说。爱是生活的一部分，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种牺牲。但这份爱是给谁的呢？我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翻到了下一页。
“我们来谈谈你在‘铁幕’国家的情况怎么样，西里尔？”我尽可能让语气显得很厌倦，“涉及到‘铁幕’国家的时候，总部是最难缠的。除了过去这些年来你已经向我们提供的名字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名字要加进去？最近的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我的天哪，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是你参加的当地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你再也想不起有别的什么人了吗？西里尔，实话跟你说，自从他们抓到你没有报告语言课的事之后，现在他们可是在盯着你啊。”
他对我的失望之情又一次转变成了愤怒。他又开始使劲吐出那些不该重读的词。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是在使劲唾骂我。
“我认识的每一个‘铁幕’国家的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按照规定原原本本地列在了名单上，而且呈报给了我的上级。如果你在这次谈话之前稍微费点心思，到外交部人事局拿出这份资料——我是说，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样没用的——”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由着他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可以让他把我说得无足轻重，这没问题。但不能贬低到一无是处，因为我在为更高的权威效力。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页纸来。“瞧，在这儿呢，我已经拿到了。你认识的‘铁幕’国家的人加起来只有一页纸。总共只有五个人，可你工作都整整二十年了。是总部审核过的，我知道，他们全都通过了审核。好吧，他们当然会通过审核，可前提是你得报告啊。”我又把那页纸夹进了笔记本。“好吧，还有人要加进去吗？要加上谁？西里尔，趁着现在好好想想。别着急。他们知道的事可多得很，我们那帮人。有时候他们简直都会让我大吃一惊。花点时间，慢慢想想。”
他慢慢地想着。花了点时间。又花了点时间。最后他换了一副自怜的腔调。
“我不是外交官，内德，”他小声抱怨说，“我不会每天晚上到外面去寻欢作乐，出入于贝尔格莱维亚177、肯辛顿178、圣约翰伍德179，戴着勋章，打着白色领结，亲近那些大人物，对不对？我就是个小职员。我不是那种人。”
“那种人是谁啊，西里尔？”
“我喜欢有人宴请，这不一样。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你喜欢，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为了掩饰越来越强烈的恐慌，他又发火了。他紧握着巨大的拳头，抬起胳膊肘，这样的身体语言简直是震耳欲聋。“自从我报告过有关人员的情况之后，名单上的那几个人再也没在我生活中出现过。名单上的名字涉及的全都是些最为随便的接触，后来就没有一点下文了。”
“但后来又遇到的新人呢？”我耐心地问道，“西里尔，你可不能把他们忽略掉。我就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忽略掉呢？”
“如果真有人要加进名单，如果真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哪怕是什么人寄来的一张圣诞卡，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加进去，这你尽可放心。没了。结束了。完了。请问下一个问题，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圣诞节。萨尔茨堡。我问话时的样子显得更吃力了。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西里尔，”我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一边说，“说真的，这个回答听起来实在有点像胡说八道。他们只想听到‘有’或者‘没有’，或者‘如果有，那么是谁？’他们想要直截了当的答案，不会退而求其次地接受胡说八道。‘他没有老实承认学语言的事，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老实承认了“铁幕”国家的情况呢？’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西里尔。他们肯定也会这么跟我说。最后都得怪罪到我的头上。”我警告他，手上还在记录着。
我又一次感觉到，我毫无趣味的说话方式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折磨。他来回踱着步，两手在身侧啪啪地打着响指。他喃喃自语，威吓似的扭动着下巴，又愤愤不平地朝我要名字。可是我一直在忙着做笔记，根本没注意这些。我是老内德，伯尔手下的普洛德警官，正在执行总部赋予的职责。
“这样行不行，西里尔？”最后我说道。我举起笔记本，大声读出了我刚才写下的话：“我，西里尔·弗雷温，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期间，除了我已写进名单的人之外，我没有结识苏联或东欧集团的任何一位公民，哪怕最短暂的接触也没有。日期、签名——西里尔。”
我又点上烟斗，仔细观察着装烟草的凹洞，看看是不是点着了。我把燃尽的火柴放进火柴盒，又把火柴盒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我的声音本来已经降到了步行的速度，现在简直慢得像在爬行一样。
“还有个选择，西里尔，我这是给你建议啊，如果你的生活里真的有这么个人的话，趁现在的机会赶紧告诉我。也告诉他们。你说的一切我都会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这得取决于我告诉他们的情况。我一般不会把事情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们，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谁都不是圣人嘛。如果真是圣人，总部恐怕都不会放他们通过审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已经点着了他的引线。他一直在等着要抓个借口，现在我把借口给了他。
“圣人？是谁说的圣人？你他妈的可别叫我什么‘圣人’，我不允许！‘圣人’西里尔，他们都这么叫我，你不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故意嘲笑我！”
面色紧张，态度粗鲁。用语言攻击我。弗雷温背靠着绳网，猛烈反击着对他的一切进攻。“如果真有这么个人——实际上并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者是审查组那帮爱窥探人隐私的家伙——我肯定会以书面形式，按照规定向人事局——”
我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我不喜欢让他来控制谈话的节奏。“但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对吧？”我追问道，我扮演的被动角色最多也只能这样了，“一个人也没有？你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吗——聚会、联谊会、会议——正式的、非正式的——伦敦、外地，甚至是国外——在这些场合难道‘铁幕’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都没出现过？”
“我是不是得一直不停地跟你说‘没有’？”
“除非你的答案是‘有’。”我回答时带着一丝笑意，西里尔显然不喜欢。
“答案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再重复一遍：没有。明白了吗？”
“谢谢你。这么说我就可以写上‘没有’了，嗯？意思就是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也没有。你可以签字了。嗯？”
“嗯。”
“你的意思是不签吗？”
我说道，又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我们必须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否则的话总部就会从高层找我们的麻烦。瞧，我已经帮你写下来了。签个字吧。”
我把手里的铅笔递给他，他签了字。我想把这个习惯灌输给他。他把笔记本还给我，冲着我凄凉地笑了笑。他对我撒了谎，需要我来安慰他的苦恼。于是我给了他安慰——要是真能安慰他就好了，因为我很快就会跟他翻脸。我把笔记本揣进衣服里面的口袋，站起身伸了一个大懒腰，仿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谈话要暂时告一段落，最麻烦的部分已经谈过了。我揉了揉后背，上了年纪的人老是会背疼。
“你在外面挖什么啊，西里尔？”我问道，“在给自己挖防空洞啊，是不是？现在好像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觉得。”
我的视线越过他，落在窗外泥巴地角落里堆着的一摞新砖头上，砖垛上盖着一块防水油布。我看到有一条还没挖好的水沟，大约两英尺深，穿过草坪一直通向砖垛那边。
“我在修水池，”弗雷温反驳说，他很感激我开着玩笑转移了话题，“巧得很，我特别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观赏水池。”西里尔的好心情一下子恢复了。他放松了，露出了微笑，那热切的、毫不做作的笑容让我也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我打算这么干，内德，”他亲热地靠近我解释说，“我要砌出三层水池来，最高的离地四英尺，然后每层往下降一英尺半，一直延伸到水沟那边。然后我要在每个水池的底部装一个隐藏式的灯，来提供照明。然后我会用电动水泵让水循环起来。到了晚上，我就不拉窗帘了，往窗外一望，就能瞧见我自己的有灯光的水池和瀑布！”
“再来点音乐！”我大声说，对他的热切情绪报以充分的响应，“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棒了，西里尔。你真是个天才。我太佩服你了，真的。真想让我太太过来瞧一瞧。对了，萨尔茨堡那地方怎么样啊？”
他还真的晃了一下，我心想，看着他的脑袋摇摇摆摆地从我面前转开。我击中了他的要害，打得他晕头转向。我等着他清醒一点，然后又来了一下。
“他们跟我说，你会到萨尔茨堡去听音乐。他们说，在你们这些音乐家的心目中，萨尔茨堡就是个像麦加一样的圣地。圣诞节的时候萨尔茨堡会演歌剧吗？还是说你去那儿就是为了听圣诞颂歌和赞美诗？”
他们肯定已经封锁了这条街，我心想，听起来外面简直鸦雀无声。弗雷温还瞪着花园，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也在这么想。
“你干吗要问这个？”他回答说，“你对音乐一无所知。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还特别擅长打探别人的隐私。”
“有威尔第吗？我听说过威尔第。莫扎特呢？他是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