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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他！”她尖叫着说，“杀了这个掠夺我们人民的家伙！杀了这个毒害我们高棉血统的人！杀了这个西方的骗子，他竟然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替人民报仇！”
“学生”最后做了一些笔记，接着叫人把玛丽带走了。
“我祈求上帝宽恕她。”汉森说。
在小屋里，我意识到天已经亮了。汉森站在窗前，两眼盯着雾霭笼罩的海面。那个姑娘躺在两用长椅上，她在那儿躺了一整夜，闭着眼睛，身边丢着空的可口可乐罐子，头还枕在胳膊上。她的手垂了下来，看起来疲惫又苍老。汉森的话变得越来越简洁，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是晨光让他憎恨起我来。接着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跟我生气，而是在跟他自己。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愤怒，当时他们只是捆着他，没再上镣铐，把他拖到栅栏里去睡觉——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能不能算是睡觉——你已经快疼死了，耳朵和鼻子里全是血。他的愤怒是针对自己的，他恨自己在孩子身上灌注了这么多的憎恨。
“但我还是她的父亲，”他用法语说，“我不怪玛丽，一切都只能怪我自己。我要是早点逃跑就好了，不应该指望着她来帮助我。我要是趁着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拼出一条路就好了，不应该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我根本就不应该为你们工作。我的秘密工作让她受到了危害。我诅咒你们所有人。现在也是一样。”
我说话了没有？我关心的就是别说错了话，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讲述。
“她被他们吸引住了，”他替玛丽找着借口，“他们和她是自己人，是为了信念不惜牺牲的丛林战士。她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
“我是她被自己人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他替她解释说，“我是个闯入者，是让他们堕落的人。他们都对玛丽说我不是她的父亲，她又为什么要相信我是呢？”
汉森还躺在木栅栏里，想起了年轻的政委给玛丽穿上黑色嫁衣的那一天。他想起了玛丽低头看着他时脸上那嫌恶的表情，他脏污不堪，遍体鳞伤，就像躺在她脚边的一个乞丐，一个蜷成一团的西方间谍。站在她身边的，是那个头戴红色发带、长相英俊的政委。“我已经嫁给了安卡，”她对汉森说，“安卡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汉森说。
夜色笼罩了木栅栏，他觉得如果他们打算杀了他，也会等到天亮。但一想到玛丽这辈子心里都会明白是她自己害死了父亲，这个念头让汉森惊恐万分。他想象着玛丽人到中年的情形。那时候谁会来帮助她？谁会来听她忏悔？谁能够让她解脱，赦免她的罪过？汉森觉得自己的死亡这件事越来越可怕。他的死也就意味着玛丽的死。
他说，有些时候他肯定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为天一亮他就看到木栅栏里的地上放着一碗米饭，他知道前一天晚上还没有；即便是痛苦难当，他也能闻出米饭的香味。米饭没有捏成饭团，也没有贴肉藏在身上，而是白花花的一大堆，足够吃五天。他实在太累了，一开始都顾不上吃惊。等到他趴过身子吃起米饭，这才注意到周围一片寂静。到了这个时候，空地上本应该充斥着士兵们醒来后忙着做事的响动：节奏单调的说话声，河岸边传来的洗漱声，铁锅和步枪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还有政委领头念口号的吟诵声。可是他侧耳聆听，却发现似乎连小鸟和猴子都停止了叫声，一点儿人声都没有。
“他们走了，”汉森在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说，“他们连夜拔了营，把玛丽也带走了。”
他又吃了点米饭，打了个盹。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是玛丽劝他们不要杀我的，玛丽换回了我这条命。汉森开始在木栅栏的围墙上蹭绑着他的绳索。到了天黑时，浑身溃烂、叮满苍蝇的他已经躺在小河边清洗着伤口了。他爬回木栅栏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带着剩下的米饭就动身了。这一次他们没带囚犯，也没带牲畜，所以没留下任何踪迹。
尽管这样，他还是去找玛丽了。
好几个月，汉森觉得可能有五六个月吧，他一直待在丛林里，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不安顿下来，任何人都不相信——我觉得他是有点儿发疯了。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设法打听玛丽那支部队的下落，但因为描述不出什么特征，他的寻找根本就没有针对性。他听说有些部队里有女兵。他还听说有些部队全都是女兵。他听说有女孩子被送进城市里做妓女，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他想象着玛丽在这些情况下会怎么样。一天夜里，他偷偷溜回以前的家，希望玛丽会躲在那儿。可是整座村子都被烧了。
我问他，他藏起来的电台有没有人动过。
“我没去看，”他回答说，“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我恨你们所有人。”
还有一天晚上他去了玛丽的姨妈家，她住在一座偏远的村庄里。可那个姨妈拿起锅碗瓢盆就朝他乱砸，他只得逃走。但汉森救出女儿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地坚定，因为他知道，现在拯救玛丽是为了防止她伤害自己。汉森心想，她也受到了我的绝对主义的影响。她性情暴烈，脾气执拗，这都得怪我。我把她锁进了我的冲动性格造就的牢笼。可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却让他始终没意识到这一切。现在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看到女儿被残忍和野蛮吸引，她以为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看到女儿也在重复自己当年那漂泊无定的追寻，可是她并不具备他的智慧和宗教准则——女儿像他一样，模模糊糊地相信只要投身于伟大的梦想，就能够实现自我。
汉森几乎没怎么说他是如何一路走到泰国边境的。他沿着西南方向朝拜林151去了。他听说那地方有一个高棉难民营。他翻山越岭，穿过了瘴气弥漫的沼泽地。一到那儿，汉森就找遍了寻人中心，还把玛丽的体貌特征钉在营地的告示牌上。他没有证件，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竟然能在偷偷溜进泰国之后始终不为人所知，这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但汉森毕竟是个训练有素、久经考验的间谍，虽说他已经不认我们了。一旦下定了决心，什么都阻止不了他。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朗贝洛帮忙，他只是轻蔑地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信，除了我女儿。”
有一天，汉森在一家救援机构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好像还记得玛丽。
“她走了。”那个女人说得很谨慎。
汉森逼着她继续说。玛丽跟另外五六个女孩子在一起，那个女人说。她们都是妓女，但身上能看出战士的那种自信。不接客的时候她们就自己待着，不接触任何人，跟她们打交道非常困难。有一天她们从救援机构里逃了出去。她听说那些姑娘被泰国警察抓走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见到过她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还想着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汉森没给她别的选择。
“我们都替她担心，”那个女人说，“她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她跟我们说了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但她的话前后矛盾。医生们也拿不准她是不是疯了。在来这儿的路上，她不知怎么忘记了自己是谁。”
汉森不请自来地去了泰国警察局，不知道是靠威胁还是动粗，他查出玛丽在一家警察开的旅馆里待过，那地方是专门为警察寻欢作乐而设的。那些警察好像始终没问过他是谁，有没有什么证明材料。他是个西方人，是个欧洲人，会说高棉语和泰语。玛丽在旅馆待了三个月，然后就不见了，他们说。她很奇怪，有位好心的警长说道。
“有什么奇怪的？”汉森问道。
“她只肯说英语。”警长回答说。
还有个女孩，她是玛丽的朋友。她待的时间要长一些，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士。汉森问到了她的名字。
他不再说话了。
“你找到她了吗？”沉默良久之后，我问道。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汉森的故事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只不过自己还没意识到而已。他坐在那姑娘的床头，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她慢慢地坐起身，用那双苍老的小手揉了揉眼睛，装作刚睡醒的样子。我觉得她整夜都在听我们说话。
“她现在只记得这些。”汉森一边用英语解释，一边继续轻轻摸着她的头。他说的是他找到玛丽的那家妓院。“她不想做什么大的选择，对不对，玛丽？不说大话，不承诺什么。”他把玛丽搂进怀里。“她只想被人喜欢。被她自己国家的人。被我们大家。我们都要爱玛丽。这样她才能觉得宽慰。”
我没说话，我觉得汉森误以为这是在谴责他，因为他提高了嗓门。“她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有什么错吗？她只想一个人待着，他们都这么想。要是我们有更多人能这么想就好了。你们的轰炸机，你们的间谍，还有你们的那些空话，这些对她都没有用。她不是基辛格博士的孩子。她只想卑微地生存着，能让别人觉得快乐，不伤害任何人。哪一个更坏？是你们的妓院，还是她的？滚出亚洲吧。你们根本就不该来，谁也不该来。我帮助过你们，这让我觉得很可耻。别来打扰我们。”
“这些事我不会告诉朗贝洛。”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说。
“你想告诉他什么都行。”
走到门口，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那姑娘正盯着我，我想她当时在铁链的圈外也是这么盯着汉森的——眼神毫不畏缩，深邃而又宁静。我觉得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给了她钱，却没跟她上床。她在想我会不会把钱要回去。
朗贝洛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和汉森一样，我也不想跟这家伙打交道，但我们还有事要谈。
“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惊恐地大喊。
“我告诉他，他可以拿到一笔安家费，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保护他。我告诉他，你会给他送去一张五万美元的现金支票。”
朗贝洛怒不可遏。“我给他五万美元？我亲爱的伙计，他会连着喝醉六个月，把自己的生平故事传遍整个曼谷。他那个柬埔寨婊子呢？她也知道内情，我敢打赌。”
“别担心，”我说，“他没接受。”
这个消息让朗贝洛大吃一惊，他的怒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之后一直到机场，他都没再开口说话，好像受到了伤害似的。
上了飞机，我喝了许多酒，却几乎没怎么睡觉。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里冒出了一个对朗贝洛和五楼大不敬的念头。我希望我能把他们那帮人全送到丛林里去，跟着汉森走上一回，包括史迈利在内。我希望我也能迫使他们抛下一切，就为了某种并不完美而又无法实现的热情，到头来却发现这热情的对象朝他们反咬一口，证明爱这种东西是没有回报的，能得到的只有爱的经历。从爱当中你什么都学不会，除了谦卑。
可是我觉得很满足。直到今天，每次想到汉森的时候我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一个像我一样的男人，但他在探求意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值得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付出了一切代价，却并不把这种付出视为牺牲；他如今还在付出着，而且会一直付出下去，直到生命终结；他从不妥协，不在乎自己的尊严，不在乎自己或是别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生命缩减到了他唯一在意的事物上，从而得到了自由。我心底沉睡着的那个叛逆者找到了自己的偶像。我心底那个愿意去爱的人也找到了一个参照系，可以借此去衡量自己关注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
所以，几年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处处长、眼看着我手下最有价值的一名间谍因为爱情背叛祖国时，我怎么也没办法像上司们要求的那样大发雷霆。人事组的头儿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这件事他做得倒是不蠢。
10
马格斯，我手下那个令人不快的假记者，正打算引着史迈利去谈我们工作中超越道德的层面。他想让史迈利承认，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人逮住就行。我怀疑他想听的其实是：这一准则适用于生活的全部。因为马格斯不仅残忍无情，也没有丝毫风度，他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找到某种凭据，好借此抛掉他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其他顾忌。
可是史迈利不会让他这么容易得到满足。一开始他似乎就要发脾气了，我也希望他发个火。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他开始说话，可是又停了下来，支支吾吾的，我不禁心想这个活动是不是该就此打住。好在他又恢复了平静，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史迈利只不过是因为想到了只有他知道的某件事而有点分心，他那隐秘的自我正是由无数那样的记忆组成的。
“你们要知道，”他解释说——和平常一样，他回答的是问题的实质，而非问题本身——“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应该保持永不妥协的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没错，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魔鬼共进晚餐，而且手里的勺子往往还不够长。大家都知道——”他狡猾地瞟了一眼马格斯，这引起了一阵快意的大笑——“魔鬼往往比上帝要好相处得多，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对道德的坚守。自私自利会严重地限制你们。权宜之计也是一样。”他又停了下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想说的其实是，你们的确会时不时地遭到人性诱惑的侵袭，在这种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缺点，而是给它一个表达的机会。”
是那对袖扣，我灵光一闪，一下子想起来了。史迈利想起了那位老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不通，那个故事为什么会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后来我意识到，碰巧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和我儿子阿德里安的关系恰好处在最低点。他老是说不想去读什么大学，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就得了。我错把他的躁动不安当成了拜金主义，错把他渴望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