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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他的座椅，亨利的头差点直接撞穿挡风玻璃。汉森下了车，把亨利拖到街上。这之后，汉森把亨利拎起来，一下子甩到街对面，把几个正要睡觉的乞丐吓得够呛。乞丐们开始又哭又闹，汉森大踏步走到亨利身旁，低下头怒视着他。
“你告诉朗贝洛，他要是来找我，我就杀了他。”他用泰语说道。
然后他带上那姑娘沿着街往前走了，想找一辆好点的出租车。那姑娘在打瞌睡，汉森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
听完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突然感到疲惫得要命。
我把他们俩打发走了，让朗贝洛第二天早晨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得睡一觉倒倒时差，然后才能做出决定。我躺了下来，却一下子变得极其清醒。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欢乐海洋，花五十美元买了一张门票。我按照当地的风俗脱了鞋，没过多久就穿着袜子站在装点着霓虹灯的小包厢里，盯着十九号姑娘那张没有表情、浓妆艳抹的脸。
她穿着一件廉价的丝绸上衣，衣服上印着老虎的图案，但衣服从领口以下全敞开着。里面什么都没穿。浓艳的日式化妆遮住了她的肤色。她朝我微笑着，一只手迅速地伸向我的胯下，但我拿开了她的手，放回她身旁。她的体格十分纤弱，竟然能胜任这种工作，实在是让人费解。她的腿比大多数亚洲姑娘的腿都要长，皮肤也白得非同一般。她扔掉上衣，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跳到了那张磨损的躺椅上，摆出了一个自以为很淫荡的姿势，一边爱抚着自己，一边发出欲火中烧的喘息声。她翻了个身侧过来，屁股向外撅着，把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让小小的双乳从发间的缝隙里露出来。看到我并没有上前，她又仰面躺下，冲着我分开大腿，挺起髋部，叫我“亲爱的”，还求我“快点”。接着她又猛地别过身去，好让我欣赏她的后背，大腿仍然敞开着邀请我。
“坐起来。”我说道，于是她坐起身，又等着我主动上前。
“穿上衣服。”我说。
她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就帮她穿上了衣服。亨利用高棉语替我把要说的话写了下来。“我想和汉森谈谈，”纸条上这么写着，“我准备帮你和你的家人弄到泰国的证件。”我把纸条递给她，看着她仔细地读。她识字吗？我看不出来。我递给她一个普通的白纸信封，是给汉森的。她接过信封打开了。信是打印出来的，语气并不温和。信封里装着两千泰铢。
“作为弗农神父的一位老友，”我写道，用的是汉森熟悉的代号，“我必须告诫你，你违背了和我们公司签订的合约。你袭击了一位泰国公民，你的女朋友是个非法的柬埔寨移民。我们恐怕没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当局。我的车停在街对面。把信封里的钱交给妈妈桑，今晚就不要上班了，十分钟后来找我。”
她拿着信离开了小包厢。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外面的走廊里有多嘈杂：刺耳的音乐、细小的笑声、充满欲望的呢喃，还有摇摇欲坠的下水道里哗啦啦的水声。
我的车门没锁，他坐在后座上，那个姑娘在他旁边。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他肯定会把那姑娘带来。他块头很大，很强壮，这我已经知道；可是他也很憔悴。在昏暗的光线下，能看到他留着黑胡须，眼眶深陷，没有光泽的双手紧张地攥着副驾驶座的靠背，看起来跟档案里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倒像是他曾崇拜过的一位圣人。那姑娘蜷着身子紧挨在他旁边坐着，要拿他的身体当庇护。我们刚开出不到一百米，一场暴雨像瀑布似的浇了下来。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三个人都盯着淋得透湿的挡风玻璃，看着水流从水沟和洞穴里漫出来。
“你是怎么到泰国来的？”我用荷兰语大喊。雨水打雷似的下在车顶上。
“走来的。”汉森用英语回答。
“从哪儿入境的？”我也改用英语喊道。
他说了一个镇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亚兰”146。暴雨停了，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那姑娘一直在打瞌睡，汉森坐在旁边守护着她，警觉得像只猫，也像猫一样默不作声。我选了一家在曼谷的《国家》杂志上做过广告的海边旅馆。我想让汉森离开他自己的环境，进入一个受我控制的环境之中。我领了钥匙，预付了一晚的房费。汉森和那姑娘跟着我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滩的水泥路。旅馆的一座座小屋面朝大海围成了一个半圆形，我的那间屋子在半圆的一头。我打开门，先走了进去。汉森跟着进来了，然后是那个姑娘。我打开了电灯和空调。那姑娘还犹犹豫豫地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但汉森已经踢掉鞋子走到了房间中央，用那双深陷的眼睛四处打量着。
“坐下。”我说道。我拉开冰箱门。“她要不要喝点东西？”我问。
“给她拿罐可口可乐吧，”汉森说，“加点冰。这儿有酸橙吗？”
“没有。”
他看着跪在冰箱门前的我。
“你喝什么？”我又问。
“水。”
我又开始找：玻璃杯、矿泉水、冰块。我忙着找东西的时候，听见汉森用高棉语温柔地对那姑娘说了点什么。她好像不同意，但汉森说服了她。我听见他进了卧室，然后又走了出来。我爬起身，看见那姑娘已经蜷缩在墙边的一把坐卧两用长椅上，汉森正弯着身子给她盖毛毯，再把毯子掖好。掖好之后，他关掉了她头边的灯，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然后迈开大步走到落地窗前，凝望着大海。一轮红色的满月挂在海平面上。天空中聚起的乌云就像是一座座黑乎乎的山峦。
“你叫什么？”他问我。
“马克。”我回答说。
“这是你的真名吗，马克？”
我们对彼此最确实的了解，来自于我们的本能。我看着汉森的身影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大海，月光勾勒出了他备受摧残的脸上的道道伤疤和凹坑。我知道这位堕落的神父把我当成了他忏悔的对象。
“你想叫我什么都行。”我说道。
你得想象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英语发音很重，但并不自如，音色浑厚，语气透着震惊，好像说话的人根本没料到自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略带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种口音。小屋周围没有灯，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便于行苟且之事。屋子俯瞰着一个小小的灯光游泳池和一座混凝土堆成的假山。从这堆破烂东西往外，就是壮观而又平静的亚洲海洋。海面上倒映着一道宽宽的月光，星星在水中像太阳黑子似的闪闪发亮。几个渔民直着身子站在舢板上，把圆形的渔网撒进水中，再慢慢把网拖上来。
你得想象一下，在画面的前景处，就是汉森那粗砺而高大的身影。他光着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站在落地窗前，一会儿坐到椅子扶手上，接着又悄无声息地溜到另一个角落。还有他的声音：一会儿激烈，一会儿低回，一会儿激动不已，一会儿又和他的身体一样连着停歇好几分钟，积蓄点力量再接受下一次的折磨。
那个柬埔寨姑娘还躺在两用长椅上，身上裹着毛毯，弯着胳膊以亚洲人的方式枕在脑袋下面。她醒着吗？她能听懂他说的话吗？她在不在乎？汉森很在乎。每次从她旁边走过时，他都会停下来低头看看她，或是掖一掖她脖子边上的毛毯。有一回，汉森还在她身旁的地上坐下来，热切地盯着她闭上的眼睛，把掌心贴在她的额头，好像要试试她有没有发烧。
“她要加酸橙，”他低声说，“光喝可口可乐她觉得一点都没意思。酸橙。”
我已经让旅店的人去拿了。酸橙来了，是前台的一个男孩子送过来的。汉森煞有介事地为她榨了橙汁，然后扶她起来喝。
他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大致是想弄清楚我在情报部所处的地位。他想知道上头派我过来时给了我什么权限，有何指示。
“我做过的事不值得感谢，”他警告我说，“轰炸村子有什么可谢的？”
“可是你也许需要帮助啊。”我说。
他的反应是正式告诉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对不会再为情报部工作。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告诉他的，不过我忍住了。汉森说，他本以为自己是在为英国人工作，可没想到竟然成了杀人犯的帮凶。做出以前那些事的时候，他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希望那些美国飞行员也和他一样。
他问起自己手下那些间谍的情况——某某农民、某某米贩子，等等。他问起自己费尽周折组建起来的潜伏情报网，当时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红色高棉的力量有一天会冲出丛林打进城市。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尽管听到过许多警告，总还是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汉森觉得有这个可能。汉森就是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汉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基辛格的轰炸机就是龙齿147，虽说他自己也曾为轰炸机指示目标。
我向他保证，他的那些情报来源里还没出现被逮捕的迹象。“我能相信你吗？”他问道。
“这是事实。”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恳求意味。
“这么说我没有背叛他们。”他难以置信地低声说。有那么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好像脑袋要裂开似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被红色高棉抓走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指望你能守口如瓶。”我说。
“守口如瓶！我的天哪，”他几乎笑了出来，“守口如瓶！”他突然站起来，一转身又走到窗前。
借着月光，我看到他留着胡须的那张大脸上挂着一颗颗汗珠。我跟他说，情报部打算体面地解除和他的关系，但我的话刚讲到一半，他就举起两只胳膊使劲往旁边伸，仿佛要看看关着他的牢笼有多大。发现两只手并没有碰到任何障碍，他又把手垂了下来。
“让情报部见鬼去吧，”他轻声说，“让西方见鬼去吧，见他妈的鬼。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在这儿打我们的战争，兜售我们的宗教观念。我们对亚洲犯下了罪行：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现在还有美国人。我们对伊甸园的孩子们犯下了罪行。愿上帝原谅我们。”
我的录音机摆在桌上。
我们在亚洲。汉森的亚洲。我们犯下罪行的亚洲。听着热火朝天的虫鸣声。据说泰国人和柬埔寨人都喜欢拿牛蛙来打赌，押下大把钞票赌它到底能打多少个嗝。房间里光线昏暗，时间被遗忘了，连这个房间也被遗忘了；月亮已经升到了看不见的高空。越南战争又回到了我们身旁，我们现在和汉森一起置身于柬埔寨的丛林，这儿几乎没有任何现代的舒适享受，除非我们能把在几英里上空盘旋的美国轰炸机算进去。它们就像是一群耐心的老鹰，等着计算机告诉它们接下来该摧毁什么目标：比如说一群牛，它们的尿液被隐藏的探测器误判为一队军车排出的废气；比如说一群孩子，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被误判为军事命令。美国突击队员把探测器藏在了汉森为他们指示出的补给线上——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探测器并不像汉森那么熟悉情况。
我们现在置身于美国飞行员说的“敌方地区”，不过在丛林里“敌”与“我”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置身于红色高棉的一个“解放区”，这里成了越共部队的庇护所，他们希望从侧翼袭击美国人，而不是从北方迎头发起攻击。然而除了这些战争的表象之外，在这个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地区（除了游击队士兵的地形图），我们周围的人根本没有对所谓的敌人形成统一认识。照汉森的说法——不管他说这话时的身份到底是神父、罪人、学者还是间谍——这个地方太像天堂了，像得简直都没了区别。
乘吉普车沿着小路开出几英里，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寺庙，这是汉森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从层层植物之下清理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寺庙也是他待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这座寺庙，他得做笔记，得发送无线电信号。不断会有人登门拜访他，常常是天黑才来，天亮就走，也是因为这个。他住的那个部落聚居在河岸边的一块空地上，屋子下面都用支柱撑着。那条河水很好，河畔平原土地肥沃，一层层梯田直通往高处的雨林，常常会笼罩在蓝色的雾气之中。汉森的屋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这样有助于增强无线电接收的效果，也能让他看到山谷里进进出出的一切。雨季的时候，他习惯把吉普车留在村子里，吭哧吭哧地步行回家。旱季的时候，他会直接把车开进自己的院子，车上常常载着村里一半的孩子。经常会有十几个小孩一等他回来就往车后的挡板上爬，就为了享受一下从村子到院子的五分钟车程。
“有时候我的女儿也在里面。”汉森说。
朗贝洛和档案里都没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他向我们隐瞒了女儿的事，那就算是严重违反情报部的规定——不过天知道，那个时候情报部的规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根本就不足介怀。尽管如此，汉森还是停了下来，在黑暗中瞪视着我，仿佛在等着我的指责。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想成为他倾诉的对象，也许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我还在当神父的时候，去过柬埔寨的许多寺庙，”他说，“在那儿我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还让她怀了孕。当时还是柬埔寨最好的时候。西哈努克当政。我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儿，我给她取名叫玛丽。我给了玛丽的妈妈一些钱，回到雅加达，但我非常非常想念孩子。我又寄了些钱过去。我给村里的头人寄钱，托他好好照顾她们母女俩。我给她们写信。我为女儿和她妈妈祈祷，发誓总有一天要好好照顾她们。一回到柬埔寨，我就把她妈妈接到了我家里，虽然这么多年之后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个高棉语的名字，但自从她生下来我就叫她玛丽。她喜欢这样。她很骄傲有我这么个父亲。”
汉森似乎很想向我表明，玛丽很接受她的这个欧洲名字。这不是美国名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