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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必要说一说，算是为了和平做一个温和的宣言。他需要把这篇文章登在我的报纸上，也许能有点好处，他觉得在这个周末或者下个星期一登出来就可以。他想把稿费捐献给慈善机构。他估计能有个几百美元，也许更多。在贝鲁特的医院里，这点钱还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我们需要停一停，先生，”他用毫无生气的声音解释说，这时旁边的那个女人替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叠文稿，“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只有在贝鲁特的科莫多尔旅馆，发生这样的事才会显得很自然——一个被炸弹炸过、想要追求和平的人，请求一个并非记者的人帮助他进行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他我会竭尽所能。我和要等的人处理完事情之后——当然了，那个男人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说，不过也许我可以找提尔132那边的阿斯米上校谈谈——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坐下来，手边放着一杯酒，开始读他送来的文章。我打定主意，这篇文章只要有一点点说得过去的见报理由，回到伦敦之后我就会从情报部在舰队街133上的无数友好人士里找个人施加点压力，把这件事办成。
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很快我就读不下去了：情绪激动、不知所云，它向全体犹太人、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发起呼吁，请他们想想自己的母亲和孩子，要心怀爱意，共同生存。它敦促大家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中间道路，还援引了一些并不准确的历史事例。它提议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就像圣女贞德本打算带给我们的那样，但英国人不许她那么做，所以把她给活活烧死了，根本不理会她的尖叫和普通民众的愿望”。他说，这一伟大的新运动将“在精神上把闪族人134团结为一个充满爱心和包容的集体”。接下来文章就彻底失去了方向，只好求助于大写字母、下划线和一排排的惊叹号。等我读到最后，这篇文章已经根本不是作者一开始想写的东西了，而是说起了“坐在离爆炸中心最近的那面墙边的一大家人，有小孩子，还有爷爷奶奶”，说他们是怎么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还不止一次，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每次都让索尔陷入自己痛苦的回忆之中。
突然间，我不知不觉地替他写起了这篇文章。是给她写的。给安妮。一开始是在我的脑海里，接着是在他文稿的空白处，后来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没用过的A4纸写了起来，很快就写满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张。我在冒汗，汗水像雨水似的从身上往下淌；贝鲁特的夜晚有时就是那样，安静倒是挺安静，但一阵阵潮湿、令人浑身发痒的热浪却从山坡上滚滚而来，海面上则笼罩着一层讨厌的灰色烟雾，就像硝烟似的。我写啊写啊，心里还想着她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写文章时就像那个被炸弹炸过的男孩，要写给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孩看。我写啊写啊——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才惊恐地发现——写的全是些装腔作势的废话。我宣扬着特立独行的精神，诉说着伟大的情感，自以为是地抨击着人类邪恶那无法终结的轮回，还有人们总是在无休无止地寻找，要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寻找理由。
要停一停，那个男孩说过。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在这一点上我纠正了他。我也纠正了安妮。我对他们说，人类冲突的历史上就算有过停歇，那也不是为了缓和，而是要让冲突变得更剧烈。停歇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让坏蛋和受害者发现对方，让贪婪和剥夺再次集结。我写文章时就像是一个心肠太软的少年，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写满自己笔迹的纸扔了一地，中间是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认识的任何人会这么干。
于是我做了自己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纸扔进洗手池付之一炬，然后把纸灰捣碎倒进马桶，冲进了贝鲁特被尸体碎块堵塞的下水道。完事之后，为了惩罚自己，我到海边疯狂地跑了起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仿佛要摆脱身后追逐着我的不知什么东西。
我是在朝着汉森跑，跑得离自己越来越远，但在这条路上我还有一站要停。
我要找的德国姑娘布丽塔原来是在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135中央一座由光秃秃的灰色棚屋组成的监狱里，那地方离一个名叫雷维维姆的村子很近。棚屋周围挖出了一道壕沟，围着双层的带刺铁丝网，四角各有一座有人值守的瞭望台。就算监狱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别的欧洲犯人，也没人带我去见他们。我在那儿看到，跟布丽塔在一起的都是些年轻的阿拉伯姑娘，大部分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的贫穷家庭。她们在自己的巴勒斯坦同志的教唆或是威胁之下，对可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犯下了种种野蛮的罪行，通常都是在集市安放炸弹，或是把它们扔进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车。
我从比尔谢巴136坐吉普车到了那儿，开车的是情报局一个行事果敢的年轻中校，他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就被性情古怪的温盖特将军训练成了一名夜袭队员，当时以色列还处于英国的托管之下。上校的父亲还记得，温盖特会光着身子蹲在自己的帐篷里，借着烛光在沙地上画出作战方案。每一个以色列士兵好像都在谈论他的父亲，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英国人。托管时期结束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彻底看清了我们，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这副模样：反对犹太人、愚昧无知的帝国主义者，好在还有些不一样的英国人能挽救我们的形象。迪莫纳137，以色列人存放核武器的地方，就在那条路的前方。
不真实感并没有离我而去。恰恰相反，它反而增强了。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和他人的处境保持距离的能力，可这对我们这个行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感觉，还有我对别人的感觉，似乎比我的观察还重要。在黎巴嫩，如果你放松了警惕，很容易会对以色列人产生一种不假思索的憎恨。可是我已经不可救药地沾染上了这种毛病。我曾经冒着恶臭走过被摧毁的难民营里的满地烂泥，曾经蜷缩在堆着沙袋的茅屋里，这些经历让我确信，除非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孩子永远闭上谴责的双眼，否则以色列人对复仇的渴望永远都无法平息。
也许那位年轻的上校隐约感觉到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我虽然是从塞浦路斯飞过来的，可是离开贝鲁特毕竟才几个小时，我感受到的东西也许还能从脸上看出来。
“你见过阿拉法特吗？”我们的车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他带着一丝忧郁的微笑问我。
“没有，没见过。”
“为什么不见见他呢？他是个好人。”
我没理会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见布丽塔？”
我跟他说了。瞒着他并没有任何意义。伦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以色列人，允许我去见她一面，况且我的主人肯定不会让我独自和她谈话。
“我们觉得，她也许愿意跟我们聊聊她以前的一个男朋友。”我说。
“为什么？”
“他把她给甩了。布丽塔很生气。”
“她的男朋友是什么人？”——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是个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军里的一个副官。他负责给炸弹袭击者下达任务，勘察目标，提供装备。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做秘密工作的时候，布丽塔和他住在一起。”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啊？很落魄吧？”138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
“他甩了她有多久了？”
“六个月。”
“说不定她已经不生气了。说不定她会跟你说，去死吧。对布丽塔这样的姑娘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可是很长啊。”
我问他，布丽塔被关押期间说话多不多。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始终不肯透露他们把布丽塔关了多久，也不肯说一开始是怎么抓住她的。上校的脸盘很宽，皮肤晒成了棕色。他们家最初来自俄罗斯。他的短袖卡其衬衫上佩戴着空降兵的飞翼形徽章。他当时二十八岁，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出生在特拉维夫，跟摩洛哥来的一个西班牙犹太裔姑娘订了婚。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夜袭队员，现在成了个牙医。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刚见面几分钟他就统统告诉我了，用的是带喉音的英语，那可是他全靠自己学会的。
“说话？”他冷笑着重复了一句，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你问布丽塔说不说话？那位女士住进来之后就没停过。”
我对以色列人的手段略有所闻，因此并不感到奇怪。想到自己马上要去盘问一个被他们摆布过的女人，我暗自打了个寒噤。我在爱尔兰碰到过这样的事：那个男人衣服的扣子严严实实地一直扣到领口，像死人一样盯着我，不管问什么他都承认。
“你自己审问过她吗？”我问道，又一次注意到了他粗壮的棕色胳膊和线条刚毅的下巴。我好像想起了耶日上校。
他摇了摇头，“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他好像打算告诉我些什么，但还是改变了主意。“我们有专家，”他说，“辛贝特139的伙计们，跟布丽塔一样精明。跟她慢慢玩。搞得跟一家人似的。”
我也听说过这个充满爱意的家庭。在提尔，有个两眼充血的线人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布丽塔引进了圈套。当时她已经离开了训练营，跟她的新男朋友赛义德还有赛义德的三个朋友去了雅典，那个线人说。都是好小伙子，能干得很。他们的计划是趁着以色列航空的一架飞机接近雅典机场时将其击落。小伙子们弄到了一套手持式火箭发射器，在飞机经过的路线上租了一所房子。布丽塔是个欧洲人，不容易引起怀疑，她的职责是守在机场的一座公用电话亭里，手里拿着一台价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接收器，飞机飞来时她要把塔台的指令转发给屋顶上的几个小伙子。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那个疲惫不堪的线人说。演练时完美得不得了。但到了那一天，行动却搞砸了。
听着他的话，我自己就能把故事的其余部分补充完整。我想象着如果情报部预先掌握了情况，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两队人同时对屋顶和电话亭发起进攻；被定为目标的飞机已预先得到警告，一名乘客都没带，安全降落在了雅典机场；飞机返回特拉维夫的时候，几个恐怖分子就被铐在座椅上。我在想，不知道他们会把布丽塔怎么样，是审判她呢，还是拿她去换点好处。
“跟她一起在雅典的那几个小伙子呢？”我问上校，没理会伦敦方面告诫我不要对此类事宜表现出好奇心的命令。
“小伙子们？她根本不认识那几个小伙子。雅典？怎么就到雅典了啊？她是个无辜的德国游客，是到埃拉特140度假来的。我们绑架了她，给她下了药，把她囚禁起来，现在还为了制造舆论而故意陷害她。她欢迎我们来证明她有罪，因为她知道我们不可能办到。你还想知道什么情况？去问布丽塔吧，别客气。”
他的态度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们下吉普车的时候，他伸手搭了搭我的肩膀，算是祝我好运，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把她都交给你了啊，”他说，“祝你好运。”
我开始有点害怕自己将要发现的真相了。
一个身穿军服的矮胖女人在她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监狱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缺人打扫卫生，我心想。她是利维上尉，是布丽塔的监狱看守，虽说这有点不可思议。她说起英语来像是美国小镇上的女教师，只不过说得更慢、更用心。她的眼睛亮闪闪的，一头灰白的短发，看起来和善又顺从。长期待在监狱里让她的肤色变得灰扑扑的，不过看到她把两手合在一起的样子，你会觉得她本该去给孙子织毛衣。
“布丽塔非常聪明，”她带着歉意说道，“让一个聪明的男人去审问一个聪明的女人，有时候可是件难事。你有女儿吗，先生？”
我可不打算替她填满我的性格分析报告，所以就说没有，这碰巧也是事实。
“真遗憾啊。不过没关系。以后说不定会有的。像你这样的人，还有时间。你会说德语吗？”
“会。”
“那你就走运了。你可以用她的语言和她交流。这样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我和布丽塔嘛，我们在一起时只能说英语。我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已去世的丈夫，他是个美国人。布丽塔说英语就像是她以前的一个情人，他是爱尔兰人。特拉维夫那边说我们可以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行吗？如果觉得不够，我们来帮你请示——也许他们会同意的。也许两个小时都太长了。我们等着看吧。”
“你可真热心。”我说。
“热心？我可不知道。也许我们不该那么热心。也许我们太看重热心了。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她派人去端咖啡，带布丽塔过来，上校和我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子的同一边坐了下来。
但利维上尉没有坐到桌旁，我估计这是因为她并不参与这次会面。她坐在门边的一把直背餐椅上，垂着眼睛，仿佛是准备听音乐会。布丽塔和两个年轻的女看守走进来的时候，她也只是略微抬了抬眼皮，看着三个女人的脚从她面前走过，然后走到房间中央停下。一个女看守帮布丽塔拉出一把椅子，另一个看守打开了她的手铐。两个女看守走了，我们在桌子旁边安顿下来。
我想按照自己所坐位置的视角，确切地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隔着桌子坐在我们对面，头发花白、垂着脑袋的利维上尉差不多就坐在布丽塔的正后方，不过稍微偏左一点，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似笑非笑。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这样，像一尊蜡像似的一动不动。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一直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她的坐姿表明她很专注，而且有种费劲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怀疑她是不是想依靠自己会说的意第绪语和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