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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记者。”
“他很厉害。总爱冒险。你厉害吗？”
“有些事会让我害怕，有些不会。”
“老鼠呢？”
“老鼠会把我吓傻。”
“你很棒吗？”
“跟新闻一样棒，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动笔了。现在我是主编。”
“结婚了吗？”
“你呢？”
“结了。”
“跟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道。当时我并没有自问，为什么我对她跟别人的奸情比对她的婚姻更感兴趣。
“在这个地方，碰上那种事你是不会去计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你不会那么说。你也结婚了，对不对？我先告诉了你，你才肯告诉我。”
“对，我结婚了。”
“跟我说说她吧。”
“我妻子吗？”
“当然了。你爱她吗？她个子高不高？皮肤很好吧？是很典型的英国人吧，上嘴唇总是紧绷着？”
我跟她说了几件关于梅布尔的无伤大雅的事，又杜撰了些别的，心下觉得自己实在可恨。
“我的意思是，要是连着跟同一个人做爱十五年，这世上还会有谁喜欢性爱啊？”她说。
我笑了，但没有回答。
“你对她忠诚吗，彼得？”
“绝对忠诚。”我迟疑片刻后答道。
“好吧，咱们来聊聊工作。回到工作上吧。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跟我说说你在干吗。”
藏在我心底的间谍躲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了，”我说，“你也是个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一阵炮火。
她的声音变得很疲惫，好像恐惧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就是整理整理新闻素材。”
“给谁整理啊？”
“一家差劲的新闻社，还能是谁啊？五十美分一行字，到头来给哪个大混球偷去了，一下午就让他白捡两千块。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安妮吧。叫我安妮好了。听着，你这人挺不错，知道吗？要是有一头发情的多伯曼猎犬抱住了你的腿，你该怎么办？”
“学狗叫？”
“假装来了高潮。我很害怕，彼得。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喝一杯。”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天哪，就在旅馆。科莫多尔旅馆。站在大堂里，闻着艾哈迈德身上的大蒜味儿，那个希腊人还一直瞪着我看。”
“哪个希腊人？”
“斯塔夫罗斯。他吸烈性毒品，还骂骂咧咧地到处说毒品劲儿太小。他绝对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听着，第一次分辨出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杂乱的说话声。枪战已经结束了。
“彼得？”
“嗯。”
“彼得，把你的那盏灯关了。”
她肯定知道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能用，一盏摇摇晃晃的床头灯，配着羊皮纸的灯罩。灯放在两个长沙发之间的储物柜上。我把灯关掉。又能看见星星了。
“把你的房门开着，留条缝。一吋就够了。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我带一点儿过来。彼得？”
“你是个好人。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好久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可得留心点。”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来找我。
你随便怎么想象都可以，就像我当时那样。我坐在长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门，看着自己的生命静静流逝，期待着听到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
一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着我能分辨出的每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都不是。我四处寻找着，看看哪个女人可能会自称“安妮”，会向只在电话上交谈过的男人求欢。我给了艾哈迈德点好处，让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谁在大堂打过内线电话。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哈迈德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情绪激动的美国女人。
我甚至还想弄清楚之前住在我房间里的那位房客的身份，弄清楚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彼得。但这时艾哈迈德却神秘兮兮地含糊其辞起来，说他当时到的黎波里看他的老母亲去了，旅馆也从不保留客人的名单。
难道真正的彼得恰好在紧急关头赶了回来，把她给抢走了？还是那个叫斯塔夫罗斯的希腊人？难道她是个妓女？难道我是个男妓？艾哈迈德是不是在给她拉皮条？那通电话是不是她给旅馆里的新房客精心设下的圈套，要趁着他们孤身一人、精神紧张地度过第一个夜晚时把他们钓上钩？
或者说，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人，男朋友不在身边，又被城市里雷鸣般的爆炸声吓得几乎要发疯，只想找个人抱一抱？我宁愿这么想。
无论她代表着怎样的不解之谜，这件事还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即使它们让我感到不安。我认识到我的孤独是多么危险，而我是多么容易让敌人得手；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付出爱，并得到爱的回报；我认识到，与我越来越想和别人沟通的渴望相比，自己身上被情报部称为“个人安全意识”的品质是多么薄弱。我想起了莫妮卡，还有我那些空洞无比的爱的宣言，它们根本就没法打动爱神。我想起了贾尔斯·拉蒂默，还有他那毫无希望的激情。不知为什么，那个自称安妮的女人似乎也是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信使，他们说的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不知其貌的女人之后，又来了一个不知其貌的男孩。那是第二天傍晚发生的事。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旅馆的大堂里，独自一人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去了西顿131附近的几座难民营，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一天之后，我的手还在发抖。现在正是黄昏时分的奇妙时刻，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在此刻会一致放下彼此间的不和，汇集到共同饮水的地方来。我在丛林里见过类似的情况，可能你也见到过。仿佛是听到了一声令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都悄悄地从树丛中黑暗的隐蔽处走出来，大部分动物都一声不出，在泥泞的平地上各自站好。在同一时刻，你可以到科莫多尔旅馆的大堂里去瞧一瞧，这时候奔忙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回来了。总有点跟不上他们脚步的电动玻璃门叹着气，吱呀吱呀地开开关关，从贝鲁特刚刚入夜的黑暗中迎进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面色灰白、身穿设计师定做的工装外套的金发女郎；一个来自美国某家周报的摄影师兼记者；总是成对出现的电线检修工；一个极为神秘的东德老人和他的日本情妇。他们进来的时候都刻意收敛着自己，一点都不张扬，然后再停一停，卸下一整天的重负。
但他们的这一天并没有结束。对于那些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胶卷还得送走，报道还得写，再通过电传或是电话发出去。有人不见了，必须得找到他们的下落。某某挨了一颗子弹，伤得很重，他老婆知道吗？尽管如此，随着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毕竟已经从敌人手里赢来了这一天。看门的人准备封门过夜了。
我一边看着，一边等——我要等着见一个人，他知道另一个人有可能知道我奉命寻找的那个女人。直到此时，我的这一天还没有任何成果，只不过又出去参观了一遍这世上的凄惨情景。
大堂里别的地方聚集起了其他几类人，他们没那么引人注目，不过在旁观者的眼里却要有趣得多：投机分子、军火商、毒贩、身穿深色西服的小外交官，还有兜售关系和信息的人，他们拨动着手上的念珠，骨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睛飞快地从大堂里的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还有间谍——谁都会往这儿派间谍——他们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所有人都在从事他们的行当。这地方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内幕消息来源，哪怕来源只是站在柜台后面的艾哈迈德。你只要给他几个美元，外加一个微笑，他就会把整个世界的秘密都告诉你。
但吸引住我目光的那个人却非常古怪，即便以科莫多尔动物园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我没看见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肯定是跟在一帮人的后面走了进来。我在大堂里看到了那个人，背对着玻璃门外的黑暗，身穿一件带条纹的足球衫，头上松松地包着一条干干净净的白色护士头巾。要不是因为他人太瘦、胸太平，我第一眼看到他时都没法确定他究竟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
保安人员也注意到了他。站在令人生畏的柜台后面的看门人艾哈迈德也注意到了。他那两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斜靠在身后的墙边，就在挂着房间钥匙的鸽笼式搁架下面。我看到艾哈迈德慢慢地往后退了小半步，这样他就能够到一支枪了。在这个时候的大堂里扔一颗手榴弹，足以炸死一半全城社交场上的高端人士。
但那个幽灵似的人还在往前走，他要么就是没注意到自己引起了别人多大的好奇心，要么就是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他个子很高，年纪不大，行动敏捷，但显得有点僵硬。他好像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只是在操纵者声音的指引下一步步往前走。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他戴着墨镜，黑色的短发，黑胡子。所以他的脸才会显得那么黑。跟他头上戴的白色护士头巾也有关系。但他走路时像机器人一样僵硬的动作却让我浑身一阵阵发麻，不禁心想我们面前的这个家伙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信仰。
他走到大堂的中央。几个人给他让开了路。有的人看了看他，就转开了视线；还有些人则转过身子避开他，好像是认识这个人却不喜欢他似的。突然，在大堂中央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子仿佛向上升了起来。他包着头巾的脑袋朝前伸着，胳膊几乎没动，好像是听从上天的命令自己往绞刑架上爬。我现在能看出他是个美国人。从他弯曲的双膝、下垂的手腕和女里女气的屁股上能看出来。典型的美国男孩子。看来他的墨镜颜色还不够深，因为他的一只长长的手上还拎着个遮光眼罩。那种东西只有赌徒和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夜班编辑才会戴。他身高至少有六英尺。他的运动鞋像头巾一样洁白无瑕，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阿拉伯狂热分子吗？我心想。
还是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旅馆里来过几个这样的人。
还是吸毒了？
还是专门跑过来想见识见识战争的嬉皮士高中生，想到这座被诅咒的城市里来寻求刺激？
他换了个方向，和接待员攀谈起来，可是他站立的角度还是面朝着大堂，已经开始搜寻他在询问的那个人了。这时我看见他的脸颊和前额上到处都是小红点，像是被蜜蜂蛰伤的，或者是出水痘，但那红色还要深一些。看来是在哪家臭烘烘的旅店里给臭虫咬了个够，我心想。要么就是出车祸的时候脑袋撞上了挡风玻璃。他开始朝我这边走来。动作又是非常僵硬，脸上毫无表情。走得很坚定，看来他早已习惯了被人注视。有点气呼呼的，遮光眼罩在他手里晃来晃去。我坐在那儿喝着酒，他盲目地透过墨镜对我怒目而视。一个女人扶着他的胳膊。她穿着裙子，可能就是把头巾借给他的那个护士。他们俩站在我面前。就站在我一个人面前，旁边什么人都没有。
“先生？他叫索尔，先生，”她说——也许是叫莫特，或是席德，什么都无所谓——“他想问问您是不是那位新闻记者，先生。”
我说我是个记者。
“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来访问？您是编辑吗？您很有影响吧，先生？”
有没有影响我自己可有点怀疑，我摇着头笑了笑。我在管理层工作，到这儿来只是短期旅行。
“您还要回伦敦吧，先生？很快吗？”
在贝鲁特，你得学会不能提前透露自己的行踪。“应该挺快的吧。”我承认道，尽管事实上我打算明天再去一趟南部。
“索尔能和您谈一谈吗，先生，只是谈谈？索尔非常需要和一位在西方大报社里有影响的人谈谈。他觉得这里的记者什么都见过了，都已经厌倦了。索尔需要一个来自外界的声音。”
我挪了点地方，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索尔则慢慢地坐到了一把椅子上——这个蒙着脸、一言不发、浑身一尘不染的男孩穿着长袖足球衫，还包着头巾。他总算是坐定了，把手腕搭在膝盖上，两只手拿着遮光眼罩。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低声地对我讲述起来。
“我写了一篇东西，先生。我想请您帮忙，在您的报纸上发表。”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却显得既有教养又有礼貌。但那声音毫无生气，像他的行动一样很有节制，仿佛吐出每一个词都很痛苦。透过他那副颜色很深的墨镜，我看到他的左眼比右眼要小一点，扁一点。没有肿，也不是被别人一拳打得睁不开，而是整个比另一只眼小一圈，仿佛是从另一张脸上借来的。他脸上的那些小点不是蚊子咬的，不是蜜蜂蛰的，也不是划伤。是一个个小弹坑，就像是轻武器高温、高速的子弹在贝鲁特街头的墙壁上射出的凹痕。和弹坑一样，那些小坑周围的皮肤肿了起来，但没有愈合。
不需要我问，他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是个来参加援助的志愿者，来自奥马哈，在医学院读三年级，先生。他相信和平，先生。他经历过科尼切街上的那次爆炸，就在受损最严重的那家餐馆里。被炸成了平地，您应该过去看一看。是一家叫做阿赫巴尔的餐馆，先生，有很多美国人去那吃饭。是汽车炸弹，汽车炸弹是最厉害的。不可能有什么比汽车炸弹更让人猝不及防了。
我说这我知道。
餐馆里的人几乎都死了，除了他自己，先生。最靠近墙的人被炸得粉碎，他接着往下说，丝毫没意识到他这是在描绘我自己最害怕的噩梦。现在他写了一篇东西，先生，他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