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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家属的名字。因此他的档案开始消失不见时，这件事就显得更加奇怪了。
这个现象是我先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个名叫布丽塔的德国女孩的踪迹，想了解她冒险跑到黎巴嫩西南部的舒夫山区恐怖主义训练营的情况。我请求调阅的一份附带文件里有截获到的敏感材料，与布丽塔有关。材料是美国人的，仅限一份名单上的几个人借阅，但等我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名单，却谁都找不到那份材料在哪儿。从签名记录上看材料是贾尔斯借走了，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因为贾尔斯毕竟是贾尔斯，所有的名单上都写着他的名字。
可是贾尔斯什么都不知道。他记得看过这份材料，还能引述上面的内容；他以为把材料转交给我了。肯定是被拿到五楼去了，他说，要不就是送回了档案室。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
于是，那份文件被标为“遗失”，档案室的探子们得到了通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可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回发起搜寻的是贾尔斯自己的秘书——档案室通知她要归还关于一个组织的全部三卷材料。这个神秘组织名为“先知兄弟会”，据信设在达穆尔126。
贾尔斯还是一无所知：他根本没碰过那些档案，连看都没看到过。档案室的探子们给贾尔斯看了借阅单上他自己的签名。他坚决不承认。如果贾尔斯不承认什么事情，你也不会想去质疑他。我说过，他一望而知就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这时候，搜寻工作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上上下下都在清点文件。当时档案室还没实现电脑化，想找什么东西还是能找到的，也能确定什么东西真被搞丢了。如今的人只会摇摇头，然后打电话叫电脑工程师来查。
档案室发现，贾尔斯签字借出的三十二份文件都不见了。其中二十一份是我们通常说的绝密文件，还有五份密级更高，另外六份则被归类为“保留件”。我恐怕得告诉你，这指的是“任何怀有强烈亲犹太情绪的人都不得签名调阅”。其中含义你怎么理解都行。这是一条卑劣的限制令，当时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不为此感到难堪。可它涉及的是中东地区啊。
这场危机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我的第一个提示来自于人事组的头儿。那是个星期五的早晨。人事组准备挥动斧头的时候，总喜欢找周末来打掩护。
“内德，贾尔斯最近怎么样啊？”他问道，语气里透着老伙计的亲热劲儿。
“好得很。”我说。
“他是个基督徒，对吧？是个信基督的家伙。很虔诚。”
“好像是的。”
“呃，内德，我是说咱们大家也都信这个，但他信基督教信得厉害。你觉得呢？”
“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个。”
“那你呢？”
“我可不是。”
“那你说，打个比方啊，他会不会对——比如说，英国以色列主义教会127——诸如此类的什么持同情态度？我不是反对他们啊，你得知道。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对吧。”
“贾尔斯这人很正统、很中庸，我敢肯定。在本区教会，他应该算是非宗教界人士里的名流吧。偶尔会在大斋节128的仪式上讲讲话，没别的。”
“我掌握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事组的头儿抱怨道，指节敲打着一份合上的文件，“内德，我对他的判断和你说的分毫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这份差事有时候也不容易啊。也不总是那么愉快。”
“你干吗不自己去问他？”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得问。当然了，除非你愿意出马。可以请他出去吃个午饭——钱我来出，那还用说。摸摸他的底。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不行。”
他那副老伙计的亲切态度变成了疾言厉色。“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有时候我挺担心你的，内德。总跟娘儿们鬼混，还顽固得很，这对你可不好。肯定是你的荷兰血统在作祟。好吧，别给我乱说。这可是命令。”
结果是贾尔斯请我出去吃的饭。很可能人事组的头儿对我们俩耍了同一招，反过来编了我的一通故事跟贾尔斯说。不管他究竟有没有这么干，反正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贾尔斯刷地一下站起身，说道：“去他的，内德。今天是星期五。走，我请你吃饭。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吃过一顿不像样的午饭。”
于是我们去了旅行者饭店，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很快喝光了一瓶桑塞尔129。突然，贾尔斯说起他最近到纽约联邦调查局执行联络员任务的事。刚开始说的时候他显得很正常；然后他的嗓音似乎固定在了一个调门上，两眼也总是盯着什么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酒的缘故。贾尔斯看上去不像个酒鬼，喝酒的样子也不像。但他说话时的态度却让人觉得很像。他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一种充满幻想的热切情绪。
“内德，他们真是一帮奇怪的家伙，那些美国人。你可得小心他们。你一开始都不会察觉到他们盯上了你。比如说你住的旅馆。你在旅馆里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登记入住的时候，冲着你满脸堆笑。对你的行李太感兴趣。他们在监视你。摩天大楼里竟然还有温室，真见鬼。顶楼上还有游泳池。低头望下去，你能看到直升飞机在河上飞。‘欢迎，兰伯特先生，祝您今天过得愉快，先生。’我用的化名是兰伯特，我在美国总用这个名字。他们把我安排在十四楼。我是个有条有理的人。一向如此。我会用到鞋楦之类的东西。没办法，改不了。我父亲也一样。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得按顺序挂起来。我们从来不穿质地轻薄的西装，对不对，我们英国人是这样的吧？你觉得那些衣服很轻薄。你就想挑轻薄的。你的裁缝告诉你那套衣服就是轻薄的。‘我们这儿的衣服可是最轻薄的，先生。找不到比这更轻薄的衣服了。’你会觉得到现在他们总该学会了，跟美国人做了那么多的生意。但他们还是学不会。干杯。”
他喝了，我也跟着他喝。我给他倒了一点矿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馆。开了一整天的会。大家都很努力，想取得彼此的好感。我也是，我觉得他们那帮人都还不错。只不过——唉，就是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身上带着枪。一心想得到结果。但结果是不会有的，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你杀掉的狂热分子越多，出现的就越多。我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我父亲也是个阿拉伯文化专家，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知道。“跟我讲讲他吧。”我想把他的话题转开。我觉得，要是他谈谈自己的父亲而不是那家旅馆，我可能会好受得多。
“于是我就走进去，他们把房间钥匙给了我。‘哎，等等，’我说，‘这不是十四楼。这是二十一楼。弄错了。’当然了，我是笑着说的。谁都可能出错。这一下他们换了个女人接待我。看着很强势。‘没弄错，兰伯特先生。你住在二十一楼。你的房间是2109。’‘不对，不对，’我说，‘是1409。你看。’我带着旅店给的那种证明卡，不知放在哪儿了，就开始找。我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那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可我没找到。‘听着，’我说，‘相信我。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的房间是1409。’她拿出客人名单，递给我看。兰伯特，2109。我坐电梯上楼，打开房门，东西都在。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挂的顺序也一样。所有东西都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放的一模一样，十四楼的那个房间。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
我还是说不知道。
“拍了照片。宝丽来快照。”
“为什么啊？”
“他们想窃听——2109有窃听器，1409没有。对他们没用处，所以他们就把我弄到楼上去了。他们以为我是个阿拉伯间谍。”
“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父亲。他是个劳伦斯130式的人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打定了主意。他们就是这么干的。给你的房间拍了照片。”
那顿午饭后来的事我几乎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又喝了点什么酒，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我的印象中，贾尔斯好像使劲夸了一通梅布尔，说她是情报部里的完美妻子，不过那也许只是我自己的良心在说话。我真正记得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贾尔斯在总部的办公室里，人事组的头儿则站在贾尔斯的钢制橱柜前，柜门已经拆掉，丢失的三十二卷资料乱七八糟地塞在架子上——都是贾尔斯无力再去处理的资料。按照史迈利的说法，贾尔斯那时候犯了“十二级的精神崩溃”。
原因究竟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贾尔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从表面上看，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是他对村子里一个二十岁女孩的激情。他对那个女孩的爱，还有他心中的内疚和绝望，让他彻底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每天他还在例行公事地忙碌着——那是当然的，他毕竟是个战士——但他的头脑再也不肯配合下去。贾尔斯的头脑已经被这些念头占满了，即使他自己并不愿承认。
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其他原因，我姑且留给你去考虑，留给情报部内部的心理医生去分析，他们那个行当如今似乎越来越流行了。我们的梦想与我们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也许这是一部分原因。贾尔斯年轻时的幻想与年纪渐老时的现状存在着差距，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贾尔斯让我觉得很害怕。我有种感觉，他走的路也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只不过他走在前头而已。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坐在飞机上想着母亲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灌下了好几杯飞机上提供的威士忌，好让自己不再有这种感觉。
在贝鲁特科莫多尔旅馆的607房间，我在衣柜里挂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当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电话在离我脑袋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响了起来。拿起听筒时我有种古怪的幻想，觉得会听到前台的艾哈迈德跟我说，他们给我在二十一楼又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想错了。离奇事件第二号宣告了它的来临。
枪战已经开始了，是行进中的半自动武器。很可能是一帮孩子开着日产皮卡车，用AK47步枪扫射整个街区。在贝鲁特的这个季节，你可以照着晚上第一次闹腾开始的时间来对表。不过我对枪战从来都不是太担心。枪战也是有逻辑的，虽说这逻辑充满了偶然性。别人开枪要么冲着你，要么就不是冲着你。我自己最害怕的是汽车炸弹——你正匆匆忙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或是汗流浃背地困在慢如爬行的车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轰然爆炸，猛烈的冲击波把整个街区炸得稀烂，把你炸成一丁点大的碎块，连运尸袋都犯不着用，葬礼就更别提了。汽车炸弹爆炸时你会注意到——我的意思是在爆炸之后——你会注意到那些鞋子。人被炸得无影无踪，鞋子却完好无损。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收拾起来运走之后，满地的碎玻璃、粉碎的假牙和西装的碎布头里还能看到一两双完全能穿的鞋子。小规模的机枪射击，就像现在这样的，或是偶尔来几发手持式的火箭弹，都不会让我像其他人那样担心。
我拿起听筒，听到对方是个女人的时候，我的语气变得急促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家里的事搞得不清不楚，也是因为我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德国女人的下落——就是那个曾在舒夫山区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的布丽塔。
但她并不是布丽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布尔。听起来是美国中部地区的口音，而且很害怕。我的身份是彼得，记住——彼得·卡特，来自一家英国大报社，虽说该报派驻当地的记者从没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一边听她说，一边这么提醒自己。
“彼得，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得和你待在一起，”她一口气就把这句话说完了，“彼得，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一阵重机枪的枪声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但很快就被一颗火箭弹炸得哑掉了。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焦虑不安。
“天哪，彼得，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是说了些难听的话。我搞坏了你的新闻素材。对不起。我是说，天哪，难道我们还是小孩子吗？你知道我最讨厌这样。”
一阵激烈的步枪射击声。有时候那帮孩子故意朝天放枪，就是为了制造效果。
她的嗓音一下子提高了：“跟我说话啊，彼得！跟我说点好玩的事，好不好啊，求你了！这世界上总有些地方会发生点好玩的事吧！彼得，回答我好不好！你没死吧？你该不会躺在地上，脑袋给炸掉了吧？要是没有就点点头。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彼得。我是个爱交际的人。爱的时候我要有人陪着，死的时候也要有人陪着。彼得，回答我吧。求你了。”
“你要打的是哪个房间？”我问。
死一般的寂静。就像是两阵枪声之间那样的死一般的寂静。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彼得，但恐怕不是你的那个彼得。你打的是哪个房间？”
“就这个房间。”
“房号是多少？”
“607。”
“我看他肯定是已经退房了。我今天下午才到贝鲁特。这是他们给我的房间。”
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外面的街上，离这里约摸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人在大声尖叫。叫声停了。
“他死了吗？”她低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
“可能是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什么人？是英国人吗？”
“是的。”彼得也是的，我心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职业吗？”
“就跟我说说话吧。别停。”
“我是个记者。”我说。
“和彼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