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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没有月亮，透过带着盐味的雾气能听到大海在咆哮。唯一的光亮来自我们身后的城市。偶尔我们会看到磷火从身旁飘过，或是海面上一阵阵白色的泡沫打着旋隐入黑暗之中。站在耶日身旁，我心想：这就是我要赴死的地方了。他先是打我，然后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要开枪打死我，再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但他的双手阴沉沉地垂在身侧，手里并没有枪；他的眼睛——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盯着没有星星的黑色夜空，却没盯在我身上。那就可能是别人来开枪打我，那人早已在黑暗中准备好了。如果我还有力气，我准会先把耶日干掉。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也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想起了梅布尔，心里却没有任何失去或是得到的感觉。我在想她靠抚恤金能过活得怎么样，她会再找个什么样的人。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我想起来了……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史迈利说过……还有那么多没得到回应的祷告，我心想。可是有许多祷告我根本就没有做。我觉得困极了。
最后耶日总算开口了，他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沮丧。“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窃听器能听到我们。我想为你的国家做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来做中间人。我决定选择你。”
我又一次失去了时间感和空间感。但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转过身背朝着大海，一只手紧紧抓住皮帽子挡着风，神情凄凉地凝望起内陆的灯光来，对那些根本用不着怒目而视的东西怒目而视，时不时还举起硕大的拳头擦掉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眼泪。
“怎么会有人想给荷兰当间谍？”我问他。
“很好，我就是打算给荷兰当间谍，”他不耐烦地回答道，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迂腐的学究，“所以我得找个厉害的内行，一个能守口如瓶的荷兰人。我知道以前你们荷兰人派来对付我们的特工是些什么货色，所以我物色人选时自然会非常挑剔。不过，你已经通过了测试。祝贺你。我选中了你。”
我觉得此时最好什么都别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他。
“你手提箱暗藏的夹层里放着一叠波兰秘密文件，”他没精打采地接着说，“当然啦，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你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已命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按照他们的了解，你现在是我的情报员。到了法兰克福，你就在自家地盘上了。我只按照你的指示工作，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下次见面定在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去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无产阶级光辉胜利的标志。”
他想再点一根烟，但风总是把火柴吹灭。于是他摘下帽子，在帽顶里把香烟点着，一张胖脸往香烟上凑，就像是在拿吸管喝水。
“你们的人肯定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把头缩进肩膀，转过脸来看着我，好像在请教我应该怎么跟白痴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厌倦了。跟他们说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跟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一帮骗子。他们本来也都知道，不过还是告诉他们吧。就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是个犹太人、鞑靼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可能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去找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其他随便什么人。”
他也考虑了一会儿，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你们荷兰人里有不少优秀的情报员，”他沉吟道，“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熟悉。他们一直干得很好，直到那个狗杂种海顿来搅局。”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跟他们说，我父亲曾是不列颠空战中的飞行员，”他说道，“在肯特上空被击落了。这么说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知道肯特那地方吗？”
“一个荷兰人怎么会知道肯特呢？”我说。
如果我稍微软弱一点，我就会告诉他，在我们所谓的“友好”分居之前，梅布尔和我在坦布里奇维尔斯买了一栋房子。可是我没说，这样倒也好，因为总部后来核实耶日的故事的时候，发现他父亲从来没飞过比纸风筝更大的东西。几年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耶日——那时候他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忠诚早已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他只是笑了笑，说他父亲是个老糊涂，除了伏特加和土豆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五年来，耶日一直是我从事间谍活动的秘密学校，但他对动机的不屑——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动机——始终没减少一分。他说，我们这帮傻瓜首先会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做过之后才四处去寻找这么做的理由。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是傻瓜，我们这些间谍则是最大的傻瓜。
一开始我怀疑他当间谍是为了报复，还引着他说出上层有哪些人可能没把他当回事。他痛恨所有人，最恨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觉得他当间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那愤世嫉俗的态度只是为了掩饰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的更崇高的追求。可是当我试图用自己的诡计来打消他的愤世嫉俗的时候——“是为了你的家人，耶日，是为了你母亲，耶日。承认吧，当了爷爷之后你自豪得不得了。”——结果我发现下面还埋藏着更多的愤世嫉俗。耶日反驳说，他对我说的这些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反驳时冷若冰霜的态度让我得出结论，他的确像自己说的那样，痛恨整个人类。他的残暴，也许还有他的背叛，都只不过在表达这种憎恨而已。
至于西方，反正控制着西方的人也就是控制这世上其他一切事物的同一帮傻瓜，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跟他说其实情况并不是那样，结果他激烈地辩护起自己的虚无主义信仰来，那种劲头和其他的狂热分子一模一样。我只好克制住自己，免得真正激怒他。
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己的生计，不顾他痛恨的家人，来为一个他鄙视的世界服务？
是因为宗教？这个原因我也问过他，现在想想问得还很严肃，结果他发火了。他反驳说，耶稣基督就是个躁郁症患者。基督就是想在公开场合自杀，所以他老是去撩拨权威，直到他们替他了却心愿。“那帮抨击上帝的人也都是一个样，”他轻蔑地说，“我拷打过他们，我知道。”
和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一样，耶日也是个清教徒，这样自相矛盾的事在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处。我们主动提出要给他存点钱，帮他在瑞士银行开个账户，这都是常事。可他听了却勃然大怒，宣称自己不是什么“廉价的线人”。后来我找了个机会——按照总部的指示——向他保证，万一事情出了岔子，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他弄出来，帮他在西方重新安排一个新的身份，他轻蔑地断然回绝了：“我是个波兰人，但我宁可死在一支波兰行刑队的枪口下，也不愿意以叛徒的身份老死在某个资本主义的猪圈里。”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受，我们能提供的他已经一应俱全。他说，他老婆总爱数落人，在办公室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实在很无趣。他的情妇是个年纪轻轻的傻姑娘，跟她待上一个小时之后，他宁愿去打台球，也不愿再跟她说话。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情报部给出的标准动机全都给我划掉了，我还在不断地自问。
与此同时，耶日还在不断地往我们的保险柜里装东西。他把自己的情报部门翻了个底朝天，就像海顿出卖我们的部门一样。莫斯科中心要是给他下达什么命令，等我们得到消息之后他才把命令转达给下属。他会把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材料都拍下来；他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连我都极力恳求他别那么干。他很马虎大意，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也跟他断然否定的基督一样，想在公共场合葬送自己的性命。他之所以没有引起怀疑，完全是由于他毫不懈怠的工作效率——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称作他的掩护工作，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因为那就是他谨慎平衡各方力量时的阴暗面：上帝保佑那些被请到耶日那里主动坦白的西方情报员吧，不管他们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
在我指挥耶日的五年时间里，他好像只有一次无意中透露出了我在寻找的答案。他厌倦得要命。当时他在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成员国情报主管会议，正忙着对付那些谴责他的波兰情报处太残忍、太腐化的指控。我们在西柏林见了面，地点是库达姆大街上一家专为高级人士服务的膳宿公寓。他真是个疲惫不堪的刑讯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着烟，一边回答着我关于他最近提供的一批材料的后续事宜。他的眼睛都是通红的。我们谈完之后，他要了一杯威士忌，接着又是一杯。
“没有危险就不是生活，”他说着把另外三个胶卷扔到了床罩上，“没有危险就跟死了一样。”他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棕色手绢，仔细地擦了擦他的那张胖脸。“没有危险，你最好就待在家里抱孩子得了。”
我宁可相信他说的并不是危险本身。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是一种感觉，他很害怕自己一旦丧失了感觉，就没法再生存下去了——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乐于给别人灌输这种感觉的原因。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瞥见了他的理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打破自己行当里的每一条纪律，跟我一块坐在房间里。在他这个年纪，生命似乎已开始凋萎，他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精神保持鲜活。
当天晚上，我和斯黛芬妮在一家美国餐馆吃了晚饭，那地方离我和耶日碰头的膳宿公寓步行只要十分钟。我想法子从她在慕尼黑的一个妹妹那里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她还是那么高挑、那么美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而且她努力要让我相信她过得很幸福。哦，内德，生活太完美了。她跟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生活在一起，不过他已经不算年轻了——不过瞧瞧我们自己吧，我们也都不年轻了——他聪慧无比，很令人仰慕。她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她说她怀了他的孩子。还看不出来。
“你呢，内德，你过得怎么样？”她问道。我们仿佛是两位将军，正互相报告自己在不同战役中取得的胜利。
我对她报以最为自信的笑容。我和她初次见面后过了这么多年，正是这笑容帮助我赢得了手下情报员和同事们的信任。
“哦，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真的，谢谢你，”我像个典型的英国人似的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指望一个人完全是你想要的那样，对不对？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很不错的伙伴关系，可以这么说。很好的共同生活。”
“你还在干那个工作吗？”她问。“本的工作？”
“是的。”
这还是我们俩第一次提到他。斯黛芬妮说本现在住在爱尔兰，他的一个表兄在科克郡买下了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那个表兄不在的时候本就帮他看看房子，在河里养养鱼、照看照看农场什么的。
我问她后来有没有见过本。
“没有，”她说，“他不让我见。”
我本可以开车送她回家，但她坚持坐出租车回去。我们一起在街上等出租车，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车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的时候，看到她的头往前伸着，好像把什么东西掉在了车里。我挥着手直到车子驶出我的视线，但她却没有回应。
我们在九点新闻里看到，格但斯克举行了一场室外的团结工会会议，波兰的一位红衣主教正在呼吁现场的一大群人要保持克制。梅布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便把《每日电讯报》往膝头上一放，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了。一开始，人群闹哄哄地听着红衣主教说话。接着他们就安静下来，波兰人的虔诚是出了名的。演讲完之后，红衣主教走到人群中，给人们赐福，也接受他们表达的敬意。一个个显贵人物被带到红衣主教面前的时候，我注意到耶日就在背景里晃来晃去，像是个从宴会上给人赶出来的丑孩子。退休之后他瘦了很多，我估计社会生活上的变化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夹克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像是别人的衣服；他那两只原本很吓人的大拳头缩在袖管里，几乎看不到了。
突然，那位红衣主教看见了他，就像我一样。
红衣主教一下子愣住了，似乎不太知道该怎么做。过了片刻，他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以一种几乎有点恭敬的态度夹紧胳膊肘，往后收了收肩膀，端端正正地站好。接着他又缓缓地抬起胳膊，对一个随从吩咐了一句，可那个年轻的牧师好像不太愿意照做。红衣主教又重复了一遍，那位牧师这才走上前，在人群中给耶日让了一条路出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是秘密警察，一个是红衣主教。耶日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仿佛是因为消化不良觉得胃疼。红衣主教把身子往前倾，在耶日耳边说了句话。耶日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红衣主教的赐福。
每次重放这段画面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耶日的眼睛闭了起来，似乎是因为痛苦难当。可是他悔恨的又是什么呢？是他太残忍，还是他对一项已经消亡的事业太忠诚，还是因为他的背叛？或者说，那紧闭的双眼只不过是一个刑讯者在得到受害者宽恕时做出的本能反应？
我开始去钓鱼了，常常会陷入一段段短暂的回忆之中。不知怎地，我对英国风景的喜爱倒是增加了。我会想起斯黛芬妮和贝拉，还有另外几个我从不曾真正拥有的女人。我向当地的下议院议员陈情，说河水污染得太厉害。那位议员是个保守党，可是天知道，他以为自己保守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参加了一个头脑还比较清醒的环境保护组织，还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根本没人理会。我不肯去打高尔夫，那玩意儿我永远都不会去打。不过星期三下午的时候我会跟梅布尔在球场转一转，如果她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