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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系统可能会全部崩溃。他应该预计到，那个电车车站有可能恰好处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间，那天早晨奥斯卡有可能会开着车撞上电线杆，也有可能发烧到四十度；奥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说服了他先索要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再继续和我们联系；也有可能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偏偏要早产。所有的诀窍——我反反复复地跟学生们念叨这个道理，弄得他们都讨厌起我来——都在于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别信。
我白白花了一个钟头往三家咖啡馆打电话，只好在九点十分的时候来到约定的电车车站，等着奥斯卡的那辆特拉贝特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街上朝我驶来，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条定律。虽然这会儿雪已经停了，街上电车轨道一侧的路面上也只有两道轮胎压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尔驶过的几辆车都像从前线返回的幸存者一样胆战心惊。
有两个但泽：一个是以前的但泽，汉萨同盟123的宏伟港口；另一个是现在所说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兰的工业贫民区。我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左右两旁一栋栋灯光昏暗的公寓房阴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黄色天空下佝偻着腰。我朝街道两边望去，竟然看不到丝毫人类爱情或者快乐的痕迹。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甚至没有一盏好看的街灯。就连缩在马路对面一个门洞里的两个酒鬼好像都不敢说话。在这室外监狱般乏味的场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声，因为朋友情谊或是开心的缘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会是一种犯罪。一辆轿车从我旁边开过，但那车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特拉贝特。车侧面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车子都已经开过去了，我还没看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车子停住了。没停在街边，没停在人行道上，也没停在拐弯处或是应急停车道上，因为这几个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积雪堵住了。汽车直接停在了路上那两行黑乎乎的轮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后灯也关了。
是一对情侣，我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一对无视危险的情侣，因为这条路是双向通行的。又一辆车出现了，和第一辆车来时的方向一样。它也停了下来，不过停的位置还没到我所在的电车车站。又来了一对情侣吗？还是说这个司机只不过是比较明智，要跟前面停着不动的那辆车保持一定的刹车距离？反正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下子我的两旁就各有一辆车了。我站在那儿继续等，看到那两个一声不吭的酒鬼站起身离开了门洞，看起来清醒得很。然后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轻得就像有人穿着卧室的拖鞋踩在雪地里，但距离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点儿突然的动作，任何动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为强来脱身，因为我脑海中开始担心一个问题：要么就什么事都没有，要么就彻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彻底完蛋，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个男人站在我左边，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拿在手里的那把折叠雨伞说不定是塞在尼龙套里的一根铅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右边。他身上有一股马的味儿。好得很嘛，他跟我还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样，也是在等电车，虽说他是骑着马到这儿来的。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用糟糕透顶的波兰英语跟我说起话来，既不是从我的左边，也不是从我的右边，而是从我的身后。我之前听到的仿佛穿着拖鞋的脚步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先生，恐怕奥斯卡今天晚上来不了了。六个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实际上，简直是整整一个时代。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谁？从哪儿来的？我是个荷兰人，只会说一点点英语，口音还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婶婶们一样。我停了一会儿，留足他的话在我身上产生作用的时间；然后我转过身——转得很慢，而且显得兴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涂了，先生，”我用从小在母亲膝下学到的那种缓慢而平板的声调说，“我叫弗朗茨·约斯特，是从荷兰来的。我就是在这儿等电车啊，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旁的两个人很专业地一把抓住我，在扭过我的胳膊的同时让我失去了平衡，然后拽着我摇摇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辆车走去。但此时我已经认出了刚才跟我讲话的那个矮胖男人，灰白的脸颊上表情阴郁，眼神像夜班职员一样呆滞。他就是我们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广受宣传的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在他毫无顾忌地逮捕、折磨我们的间谍的那段时期，他面无表情的照片曾频频出现在几家著名波兰报纸的头版上。
根据我们各自选择的职业，有些“死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所准备的。殡葬人会仔细考虑他自己的葬礼，富人考虑的则是一文不名的窘境。监狱里的看守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身陷囹圄，浪荡子担心的却是阳痿。我听说，一位演员最大的恐惧，就是眼睁睁看着整个剧院里的人走光了，只剩下他自己徒劳地想着忘掉的台词，这情景跟提前看到自己死去又有什么区别？对公务员来说，死亡就是保护着他的特权之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他会发觉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毫无保障，暴露在公开世界的审视之下，还得像一个不忠的丈夫那样为自己的放荡和遁词付出代价。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在情报界的大多数同事都可以归入下面这个分类：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的真名没加密码就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听到电台和电视节目里提到了他们，把他们当成了逗乐和嘲笑的对象；最糟糕的是，受到他们自以为在服务的公众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上了敌方的当，甚至在全世界所有的情报部门中暴露了身份都不算什么，像这样受到公众的审视才是最大的灾难。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无异于死亡。
至于我自己，最可怕的死亡、最大的考验，自从我迈进秘密工作门槛一直在准备着的，就是我现在面临的遭遇：我那并不确定的勇气要遭到酷刑的考验；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要被折磨到无法忍耐的最后极限，知道自己只要说一个字就能阻止死亡的发生——知道我心中正在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殊死较量，知道那些对我施加痛苦的人，其实只是我自己心中这场秘密战争的雇佣兵而已。
于是，从感到第一阵令人失去判断力的剧烈疼痛开始，我的反应就是接受现实：喂，我心想，你终于来找我了——我叫约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仪式。他并没有像电影里的老套情节那样让我坐在桌前，对我说：“快说，不然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供认状。签字吧。”他没叫手下把我锁进牢房里，让我熬上几天，等我自己意识到老实交代比逞强更为明智。他们就那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拖着我走过一栋可能是私宅的房子的大门，进到一个院子里，那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脚印。然后他们只好拖着我走过厚厚的积雪，再让我站直，三个人开始轮流打我，一会打脸，一会打腹股沟和肚子，一会又开始打脸，不过这次用的是胳膊肘或者膝盖。接着，趁着我的腰还没直起来，他们把我踢得在滑溜溜的鹅卵石地面上滚来滚去，就像在踢一只被电得半死的猪，好像都等不及把我弄进房间再动手似的。
后来，一进到房间里，他们就变得更有条理了，仿佛那个空落落的旧房间里仅存的几丝文雅让他们有了一点儿条理的意识。他们开始轮流打我，就像文明人一样，两个抓着我，另一个人上来打，这种换班的方式还挺民主的。只不过轮到耶日上校的第五次或是第五十次的时候，他把我揍得实在太惨也太狠了，我真的死过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苏醒过来，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他坐在一张折叠桌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闷闷不乐地用擦伤了的双手抱着脑袋，好像是宿醉未醒一样。他颇为失望地查看着我在一次次痛打的间隙对他所提问题做出的答复，先抬起头不满地盯着我那变了形的脸，然后又痛苦地摇摇头叹了口气，仿佛在说生活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我看到光明。这时我才意识到，时间过得比我以为的快得多，也许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也是在这一刻，我觉得当时的情景跟我一直以来的想象有点相似了。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旁，以一种专业人士的关切之情认真地研究着我。而我则被四肢分开锁在滚烫的水管上，两只胳膊被铐在黑色的六角手风琴式散热片两旁，散热片的尖角像火红的牙齿一般嵌进我脊背的尾骨处。我的嘴和鼻子都在流血，一只耳朵好像也出血了，衬衫的前襟看起来活像屠夫的围裙。不过流出的血都已经干结了，这会儿也没再继续流，从这一点也能推算出过了多长时间。在格但斯克一座空荡荡的大屋里，你被锁在暖炉上，盯着耶日上校那张小狗崽似的脸，你的鲜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凝固？
要恨他太难了，何况那时候我的后背灼热难当，也越来越无法去恨这个人。他是我唯一的拯救者。他的脸现在始终对着我。就算他低下头冲着桌子祷告几句，或是站起身点上一根难闻的波兰香烟，在屋里活动活动筋骨，他那郁郁不乐的目光似乎也一直在盯着我，无论他的心思跑到了什么地方。他转过身，宽宽的后背朝着我。我能看到他光秃秃的大脑袋，还有脖子后面的凹窝。但他的那双眼睛——在跟我商量，和我讲道理，有时候甚至像是在恳求我来缓解他的痛苦——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我。我心里的某一部分还真想去帮助他，随着后背上的灼热，这种感觉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灼热已经不再是灼热了，而成了纯粹的疼痛，一种无法分割的、彻彻底底的疼痛，并且变得越来越剧烈，就像一张没有上限的量表。它让我觉得，只要能让他感到好受一点，我情愿付出一切——除了我自己。除了我身上把我和他这样的人区分开来的那一部分，靠这个我才能活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用带着波兰口音的英语问我。
“约斯特。”
他得弯下腰才能听见我的声音。“弗朗茨·约斯特。”
“是从慕尼黑来的。”他说道，用手扶着我的肩膀，把耳朵凑到我的嘴旁边。
“我生在奈梅亨。我为法兰克福陶努斯地区的农民工作。”
“你忘了装你那副荷兰口音了。”他晃了晃我，想把我弄清醒。
“那是你没听出来。你是个波兰人。我要见荷兰领事。”
“你说的是英国领事吧。”
“荷兰领事。”我好像把“荷兰”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还不停地接着重复，直到他把冷水泼到我头上，又淋了点水到我嘴里，让我漱漱口再吐出来。我意识到我少了一颗牙齿。是下牙床，左前部的位置。也可能是两颗，很难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我。
他站在那儿向下盯着我的时候，脸颊像婴儿似的嘟了下来，嘴唇自然形成了要接吻的形状，那模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惑不解的小天使。
“现在不信。”我说。
“为什么？”
“我要找荷兰领事。你们抓错人了。”
我看得出，他不喜欢听这种话。他不习惯别人对他发号施令或是反驳他。他用右手的手背抹了抹嘴唇，他揍我之前有时会做出这个动作，于是我就等着他来打。他伸手在口袋上拍了拍，我估计他是要找什么工具。
“没抓错，”他叹了口气说，“是你搞错了。我抓的人没错。”
他蹲跪在我身前，我还以为他准备杀了我，因为我已经注意到他看起来最不高兴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可怕的时候。可他却打开了我的手铐。之后，他握起拳头伸到我的腋下，把我拖起来——我简直觉得他是在扶我起来——然后拖着我来到一间宽敞的浴室，那儿有一个独立式的旧浴缸，里面装满了热水。
“脱。”他说道，然后萎靡不振地看着我胡乱扯掉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我已经筋疲力尽，根本顾不上去想进到水里之后他打算把我怎么样：是淹死我、活活煮了我还是冻死我，或者是丢一根电线进浴缸。
他从旅馆拿来了我的手提箱。我躺在浴缸里的时候，他挑了几件干净衣服出来，扔在椅子上。
“你明天坐经华沙到法兰克福的飞机走。是弄错了，”他说，“我们道歉。我们会把你生意上的安排取消，就说你在一次肇事逃逸中被车撞了。”
“我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道歉。”我说。
洗澡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担心要是躺在浴缸里的时间再长一点，我就会又一次死过去。我挣扎着蹲了起来。耶日伸出胳膊，我抓住他的胳膊站直了，身子危险地摇晃着。耶日扶着我从浴缸里出来，神情忧郁地看着我擦干身子，穿上他给我找出来的干净衣服。
他领着我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院子，一只手里拎着我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扶着我，因为洗澡虽然减轻了我的疼痛，也让我变得虚弱不堪。我偷偷打量着周围，想看看那两个小喽啰在哪里，但谁都没看见。
“冷空气对你有好处。”他这话说得很自信，俨然是个专家。
他带着我来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前，这辆车和抓捕我时的两辆汽车都不一样。车后座上放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有时我都打起了瞌睡。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看守的白色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命令我，然后给民兵看了自己的证件。我又开始打盹了。
我们下了车，来到一处长满青草的悬崖边。吹向内陆的海风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都歪到左脸颊上去了。一只眼睛根本睁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