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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了几步，握起双手托着下巴，满脸堆笑地冲着我用德语问了句“gef?llig”——要我做些什么？
“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见过教授吗？”
“没有。只看过照片。不管在哪儿见到他，人们都会崇拜他的。他是个真正的贵族。”
“他妻子呢？”
“我认识她，先生。当然认识喽。”
“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当过演员，博士阁下。布达佩斯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你在舞台上见过她？”
又停顿了一下。“不是的，先生。”
“那你在哪儿见过她？”
他想揣摩我的心思。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琢磨海伦娜以前会不会跟我说过什么，而且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回答。
“戏院的海报，尊敬的阁下。她年轻时出名得很，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面容。年轻男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处见过她吗？”
他看出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知道他看出来了。“女人的容貌真是令人伤感啊，博士先生。男人就算活到八十岁，也还能仪表堂堂。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让他把武器收拾到一起，然后交给我。我把软弹头子弹装进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进来的时候，手枪的转轮是空的，子弹都摊在桌子上。”
“没错，尊敬的阁下。”
“你什么时候把子弹从转轮里卸下来的？”
“进屋之前。当然啦，这样我才能显示出和平的意愿啊。”
“当然。”
我们一起朝门厅走去，我把左轮手枪掖进了裤腰带里。
“你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我就从后面给你一枪。”我告诉拉茨。看到他那双小眼睛害怕地转动着，我觉得很满意。看来，职业杀手也不太喜欢自尝苦果。
我把雨衣扔给他，眼睛扫视着四周，看看房间里还有没有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什么也没有。我命令三个人都别出声，然后领着他们穿过花园，沿着曳船道来到我的车旁边。著名的女演员，我心想，可是档案里却只字未提。我让教授和海伦娜坐到后排座椅上，让拉茨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等了五分钟，这期间我留意观察着有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受到了监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把车开到主路上，又停了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时已是午夜，星空中挂起了一轮新月。我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始终留意着后视镜，然后往西南方上了通往施塔恩贝格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地方有一座安全屋，用来向途经那儿的情报员介绍任务，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安全屋就在湖的旁边，由两个杀气腾腾的长头发怪人负责守卫，他们是伦敦站点路灯组留下来的，一个叫杰弗里，一个叫阿诺德。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阿诺德正在门口转悠，一只手揣在长袍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颇有威胁性地垂在身侧。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说。
杰弗里领着教授和他妻子去了卧室，阿诺德则跟拉茨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我下楼穿过花园来到停船的棚屋，终于在那儿用安全电话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话。他平静得出奇，就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打电话一样。
托比第二天早晨从伦敦坐头班飞机来到了慕尼黑。他穿着一件仿海狸皮毛大衣，戴着皮质的软毡帽，看上去根本不像烦恼重重的间谍，倒像是个歌舞剧团的经理。
“我的天哪，好内德。”他喊道，像一个迷途知返的父亲似的拥抱我，“喂，我跟你说，你的气色棒极了。恭喜你啊！稍稍来点儿刺激小脸就又红润起来了嘛，这效果什么都比不上。说真的，梅布尔怎么样啊？婚姻这东西，你可得经常浇浇水，就跟养花一样。”
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托比讲了我在这个漫长夜晚取得的调查结果。我希望到我们抵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掌握的一切。
美国人和西德人那边都没有拉茨的任何记录，我说。照托比告诉我的情况，伦敦方面应该也没有。
“拉茨那家伙可是白纸一张，内德。一点记录都没有。”托比赞成说，一边端详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样子颇为赞许。
我说，拉茨在巴伐利亚用过的掩护姓名也没有任何记录；他声称曾用其他假名在匈牙利境内执行过“任务”，但这些名字也查不到。
托比摇下玻璃，享受着车窗外田野间的芳香。
我态度坚决地继续往下说：拉茨的西德护照是假货，最近维也纳的一个低级造假者匆忙赶制出了一批护照，在黑市上出售，拉茨的护照就是这批货里的。
托比有点愤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会去买那种垃圾货？”他断言，这时我们的车经过了正在围场上吃草的两匹帕罗米诺马117，“要说护照，这年头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真的。要是买了这样的垃圾货，等着你的就是在臭烘烘的牢里关上六个月。”托比伤心地摇了摇头，就像是一个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可直到大势已去时他的警告才引起关注。
我笨嘴拙舌地接着往下说。波恩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匈牙利武官的，他列在电话本上的名字还真是彼得。我们已确认此人是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说到这儿时我带上了几分有节制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况我们还真没遇到过，对不对，托比？一个间谍竟然用自己的真名当掩护姓名，那还搞什么啊？你的真名是托比，这个情况我们可得保密，那我们就叫你托比好了。真了不起。”
可是托比一心要好好享受在巴伐利亚的这一天，我的弦外之音没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好内德，相信我，军队的那帮家伙都是些蠢蛋。匈牙利军事情报啊，跟匈牙利军乐就是一回事，知道我什么意思吧？都是从屁股里往外胡吹。”
我继续复述。西德安全部一直在对匈牙利武官的电话进行长期监听，我告诉托比。拉茨和彼得通话的录音带正在送往我办公室的途中。据我所知，录音里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彼得似乎真的没在等那个电话。我跟托比说，彼得昨天夜里没再打电话出去，也没再接到别的电话；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馆房顶天线发出的外交电讯也没有突然暴增。不过，彼得倒是向西德外交部的礼宾司提出了投诉，称有人打电话到他家里来骚扰。我对托比说，这可不像是同谋者的举动。托比却没有我那么肯定。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内德，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着往椅背上一靠，百无聊赖地来回翻动着手掌，“要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呢？干脆正式投诉一次，这法子说不定并不算愚蠢——可以抹掉自己留下的痕迹。干吗不试试呢？”
我把其余的情况都告诉了托比。我执意要这么做。我对他说，拉茨自称在维也纳见到了一位外交人员，还描述了他的相貌，其特征与一个名叫莱奥·鲍科奇的商务秘书吻合。此人和彼得一样，也是已被证实的匈牙利情报官员。美国那边的瓦格纳正在帮我们弄莱奥的照片，晚些时候就可以拿给拉茨看。
鲍科奇这个名字让托比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他们把莱奥也扯进来了？我跟你说，莱奥特别虚荣，只肯去搞那些公爵夫人的情报。”他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莱奥跑到一个破旅馆里头，把绞索交给一个浑身臭烘烘的杀手？你别逗我了，内德。说真的。”
“逗你的人不是我，”我说，“是拉茨。”
最后我告诉托比，我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所妓院去替拉茨结了账，取回了他的旅行包。拉茨的行李里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叠色情照片。
“这是压力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道，“身在异国，还得杀掉一个陌生人，你肯定需要一点能私下解闷的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吧？”
反之，托比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估计他整晚都在打电话，说不定还真是这样。但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支持我的质询。
“今天晚上咱们可能得搞个聚会，”他提议说，“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哈里·帕尔弗里要陪着外交部的几个人一起过来。哈里可是个好人。典型的英国人。”
我感到莫名其妙。“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问道，“哪几个人？干吗让哈里过来？”
不过就像托比常说的，问题本身没什么危险，等到你回答时就变得危险了。我们到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看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熏肉。教授和拉茨坐在桌子的一边；海伦娜吃素，坐在另一边，啃着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果仁条。
阿诺德长着一头稀稀落落的金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发髻。“他们叮叮当当吵了一会儿，内德，”托比恭维教授的时候，阿诺德不以为然地悄悄告诉我，“教授和他夫人吵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也不知道是吵什么。我可不想问。”
“拉茨参与了吗？”
“他打算参与的，内德，不过我跟他说别作声。我不喜欢别人去掺和夫妻之间的事，从来都不喜欢。”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那天的讨论简直像是一支复杂的米奴哀小步舞118，先是从我们简陋的厨房开始，曲终时却转到了上帝本人的宫廷——准确地说，是美国总领事馆插着国旗的会议室，墙上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令人鼓舞的肖像带着赞许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付出的努力。
我很快意识到，托比并不是什么都没做，而是给自己制订了一整套计划。他就像一个灵巧的马戏团指挥，正一步步地把这个计划向前推进。在厨房里，他又听拉茨和教授把整个故事讲述了一遍，海伦娜则在旁边啃着果仁条。我以前从没见过托比飞快地说起匈牙利语时的模样，他换用语言的转变让我大感惊讶。只用了一个句子，托比就甩开了英语施加给他的别扭束缚，回到了本国人中间。他的眼里燃起了火焰，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脊背向后挺着，仿佛是骑在马背上参加游行。
“内德，他们说你真的很了不起，”这期间他还隔着桌子朝我喊了一句，“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他们都这么说，绝对没错。我看他们会推荐你获得诺贝尔奖呢！”
“告诉他们换成奥斯卡奖，我就接受。”我尖刻地说道，径自出了门朝湖边走去，想平息一下自己的怒气。
回到房子里时，我发现托比和教授躲在客厅里，嘀嘀咕咕地说个没完。要说托比对教授的敬意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有增无减。拉茨正帮着阿诺德洗碗，两个人都在窃笑。看样子拉茨刚讲了个下流笑话。海伦娜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接下来，轮到拉茨和托比坐下来单独谈话，教授跟他的妻子不安地在湖边散步，走几步就停下来吵两句，最后教授猛地一转身，大步走回了房子。
趁着这个机会，我偷偷溜出去找海伦娜。她撅着嘴唇，脸色惨白——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害怕、气愤还是疲惫。她想要说话，可是话到嘴边却顿住了，再张开口时才说出来。
“他是个骗子，”她说，“全都是谎话！谎话！他是个骗子！”
“谁是骗子？”
“他们俩都是。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在撒谎。到了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他们也还会撒谎。”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说。
“真相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我警告过他了。‘你要是敢这么干，我就告诉英国人。’我们就等着。他要是干了，我就告诉你。他要是悔改，我就放过他。我毕竟是他的妻子。”
海伦娜朝屋子走去，这是一位庄重的女士。就在她进屋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在车道边停住，圆场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下了车，陪着他的还有英国政府部门的另两位成员。我认出高个子的那个人是艾伦·巴纳比，外交部信息与研究处的杰出人物。他那个部门的名称有点用词不当，从事的其实是最为低劣的反共产主义宣传。托比一边热情地和艾伦握手，一边挥着另一只手招呼我也过去。我们走进屋，坐了下来。
一开始，我默不作声地生着闷气。几个当事人被打发到楼上去了。托比在讲，其他人在听，带着一种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对待叫花子或是黑人时的特殊敬意。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想保护他了——保护托比·伊斯特哈斯，我的天哪，这个家伙除了自己可是谁都不会保护的！
“艾伦，我们手头上的情况——这么说其实并不过分——绝对是一个顶尖的情报来源，现在他已经被利用完了，”托比解释说，“一个了不起的情报员，只不过他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
“你说的是教授吧。”艾伦·巴纳比很配合地说道。
“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对他的价值一清二楚。根据我从拉茨那儿获得的线索，匈牙利人显然已经为教授从事的行动建起了厚厚的一本档案。要知道，他们干吗要想法子杀掉一个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的人？匈牙利企图进行暗杀——我得说，这等于就是在表扬暗杀目标的活儿干得好啊。”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为教授的安全负责，”帕尔弗里脸上挂着失败者的微笑提醒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保护。但我们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这一点他必须要明白。我们恐怕还得让他签一份什么东西，把这个情况说清楚。”
外交部来的另一个人长得圆滚滚的，油光发亮，马夹的胸前挂着一根链子。我突然有种孩子气的冲动，想去拽一拽那根链子，看他会不会发出尖叫。
“呃，我觉得咱们大家考虑的可能都太多了，”他圆滑地说道，“如果美国愿意把他们俩从我们手上接过去——教授和他的夫人——那咱们就用不着操心了，对不对？最好是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怎么样？”
帕尔弗里有点犹豫。“诺曼，他还是应该给我们签一份免除义务的文书。最近这几年，他其实一直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挑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