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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护着自己手下人的托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得说，哈里，出色的情报员都会这么干。用一只手去洗洗另一只手嘛，连特奥多尔这种层次的也都是这回事。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再用了，我们甩掉他，除了丢掉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损失？我只是这么说说啊，我在这方面可不是专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冲着艾伦讨好地笑了笑。
“那个杀手呢？”叫诺曼的那个人问道，“他也会配合吗？危险得很啊，对不对，像树上的鸭子似的坐在那上头？”
“拉茨好劝，”托比说，“他很害怕，也是个绝对的爱国者。”托比说的这两点我都不赞成，但我实在是厌倦透顶，懒得去打断他。“这帮共产党的间谍一旦走出原来的体制，就会感到震惊。拉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放弃家庭让他深感痛苦，但他已经接受了现实。如果特奥多尔愿意接受，拉茨也会接受。当然了，得给他们一点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油光发亮的外交部官员立即问道，连哈里·帕尔弗里都没来得及先开口。
托比没有退让。“呃，当然都是些平常的保证。我敢说，这件事过去之后，拉茨和特奥多尔肯定不希望被扔到垃圾堆里去。海伦娜也是一样。美国护照、事情结束后给一大笔钱、协助、保护——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这么说。”
“整件事就是个骗局。”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够了。
每个人都在朝着我微笑。不管我刚才说了什么，他们都会报以微笑。这帮家伙就是这样的人。就算我告诉他们我是匈牙利的双面间谍，他们也会微笑。就算我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转世的亲弟弟，他们也会微笑。只有托比没笑，他的脸变得毫无生气，他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装傻充愣。
“天哪，内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巴纳比问道，显得兴趣十足。
“拉茨根本不是什么训练有素的杀手，”我说，“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肯定不是杀手。他带着一把没上子弹的枪。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职业杀手都不会这么干。他假装成一位巴伐利亚艺术家，但他身上穿的是匈牙利产的衣服，口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半也是匈牙利的。他给波恩打电话时我就站在旁边。没错，那位武官的名字是叫彼得。外交人员名单上写的就是彼得。彼得根本没在等那个电话。是拉茨硬扯到他头上去的。听听德国人录下的电话录音就知道了。”
“维也纳的那个家伙又是怎么回事呢，内德？”巴纳比还是决定要好好跟我谈，“那个给他钱和武器的家伙？嗯？嗯？”
“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面。我们给拉茨看了一张照片，他高兴得很。‘就是这个人。’他说。没错，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人的照片。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现在她还不愿意开口，但我们如果施加点压力，我觉得她肯定会说出来的。”
托比暂时又活了过来。“施加压力，内德？对海伦娜施压？施压这个法子，只有在你知道能比别人挤压得更厉害的时候才能用。那个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会拼了命地去保护他。”
“教授跟美国人起了冲突，”我说道，“他们把为他铺的红地毯卷起来了。他走投无路了。这次暗杀要不是教授自己设计的，就是拉茨设计的。整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减少损失，赢得新的生活。”
他们等着我继续往下说，所有的人都在等，仿佛是在等我说出结尾的警句。最后托比开口了。他又恢复了竞技状态。
“好内德，你有多久没睡觉了？”他问我时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跟我们说说吧。”
“这有什么关系？”
托比装腔作势地研究起他的手表来。“我估计你到现在已经三十个钟头没睡觉了，内德。这段时间你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都很正确，我得承认。就算你有点儿意见，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责备你。”
好像我刚才根本就没说话一样。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托比。
“好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瞧瞧这帮演员，”我起身向门口走去，巴纳比说道，“托比，能不能喊他们下来？看看他们在聚光灯下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才有新闻价值，”帕尔弗里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往花园走，要去清醒清醒，“趁热打铁嘛。同意吗？”
“完全同意，哈里。百分之百地同意。”
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闷气，由着阿诺德伺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他母亲如何抛下一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丈夫，跟青梅竹马的情人姘居去了。我先看着托比蹦蹦跳跳地跑上楼去请他的那两位杰出人士，然后又阴沉着脸盯着几分钟之后一同走下楼梯的三个人。拉茨的黑头发抹得光溜溜的，中间分了条缝；教授肩膀上披着外套，像预言家似的沉思默想地往前探着脑袋，一头白发潇洒地飘逸着。
接着海伦娜走进厨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于是阿诺德拥抱了她一下，又给她拿了条毛毯，因为春天的早晨还有点清冷，她浑身直发抖。然后阿诺德给她泡了一杯甘菊茶，搂着她坐下来，直到托比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后都得去美国总领事馆。
“拉塞尔·谢里登正从伦敦往这儿飞，皮特·德梅从波恩赶过来。他们对这事很热心，内德。非常非常热心。华盛顿方面把帽子都扔上天啦，绝对没错。”我不记得皮特·德梅的级别是比谢里登高还是比他低，不过也算够高的了。“内德，特奥多尔简直太棒了。”托比私下里对我说。
“真的？怎么个棒法？”
“知道他们跟他说什么了吗？‘教授，你要做的事有极大的风险。你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只有承担风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啊。’他很淡然，很庄重。拉茨也是一样。内德，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得去补个觉，好不好？我给梅布尔打过电话啦。”
我们坐的是两辆车，托比和几个匈牙利人坐在一起，我跟帕尔弗里还有外交部的人同车。帕尔弗里替我打开车门，碰碰我的胳膊，给了我一点儿极其尖锐的建议：“内德，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得通力合作。疲倦是一回事，说什么骗局之类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怎么样？同意吗？”
在场的肯定有二十来个人。总领事主持会议。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美国中西部人，跟帕尔弗里一样以前也干过律师，老是焦虑不安地说着“反响”啊“后果”的。
米尔顿·瓦格纳坐在拉塞尔·谢里登和皮特·德梅中间。我很清楚，不管谢里登和瓦格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都已接到命令，不得流露出任何怀疑态度。可能他们俩也已经意识到，把毫无用处的间谍扔到美国信息咨询服务部去，这个法子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信息咨询服务部派来的四位代表将信将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普拉赫方面也发表了意见，这是自然的。虽然此事跟普拉赫机构并无关联，他们也派出了自己的观察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信，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风传到波茨坦。普拉赫机构坚持认为，要对维也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普拉赫好像正在为了假护照的事和奥地利警方斗得不可开交，他们怀疑奥地利人把假护照卖给了匈牙利人。他们又说起了某某地方的某某上校，还哀叹奥地利人如何如何口是心非，占去了会议的许多时间。
当然了，那三位杰出人士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审议，而是坐在等候室里。会上发三明治的时候，给他们那边也送去了一大盘。最后三位杰出人士被请进会议室，与会者中的几个外行突然鼓起掌来，这肯定是他们初次听到登台表演时的掌声。从那时起，舞台下雷鸣般的欢呼还多得很呢。
但表演中最出风头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说了寥寥几句话，他那令人仰止的威严风度充分发挥了预料之中的神奇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拉茨，他解释到自己为什么要带上两套绞索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传看那两套绞索和其他的展示品。可是当海伦娜挽着教授的胳膊走上前时，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而且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位伟大的女演员只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人起立致敬。
一直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才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说话。那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打不垮压不倒的拉茨也累得不行了。军官们和国王们都已离开，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安全屋的起居室里。美国人的一辆厢式车在车道上等着，车窗上贴了遮光膜，里面坐着两个穿便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过我们的几位明星已经学会了让公众等上一会儿的技巧。大家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签署帕尔弗里的免除义务文件，原来那文件他早已经放在包里随身带过来了。
她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好像以为我要打她，但我的怒气已经耗光了。
“我们能拿到护照了，”她说着坐了下来，“那是个新世界。”
阿诺德老练地溜出房间，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拉茨是什么人？”我问。
“他是特奥多尔的一个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演员。蹩脚的演员。唉，蹩脚得很。是从德布勒森来的。”
“他为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做了个鄙夷的手势。“他有点关系。特奥多尔需要和当局接触的时候，拉茨会帮他从中联络。”
“你的意思是，在特奥多尔要告发自己学生的时候？”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的时候，特奥多尔的情报是由拉茨提供的吗？”
“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可后来其他来源的情报根本没有，拉茨提供的就多了。再往后还要多。拉茨替特奥多尔准备好材料，特奥多尔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弄不到钱。”
“拉茨干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找秘密警察帮忙？”
“是私下里干的。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变化。跟当局搅和在一起不太明智。”
我打开房门，看着她昂首走了出去。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伦敦，把海伦娜说的故事当面告诉了托比。他听了既不觉得惊讶，也不感到后悔。
“女人哪，内德，其实就是一帮罪犯。我们最好是把汤喝掉，别在里面搅和。”
又过了几个星期，“特奥多尔-拉茨”演出越来越受欢迎。托比也是一样。这件事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当时他都知道些什么？全部都知道吗？这出戏会不会是他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受到威胁的情报员，然后把他们甩掉？私底下我常常疑心这出戏至少有三个人参与设计，海伦娜只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旁观者。
“知道吗，好内德？”托比说话时伸出一只胳膊亲热地搂了搂我的肩膀，“要是你没本事同时骑两匹马，最好就别在马戏团里混。”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化名“韦瑟比上校”的人物吗？精通欧洲七国语言的伪装大师，东欧抵抗战士们的领袖，堪与红花侠119媲美。那个人“在‘铁幕’中来回穿梭，仿佛那只不过是一张脆弱不堪的蜘蛛网”。那个人就是我。内德。感谢上帝，那一部分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美国堂兄从巴尔的摩招来的一个唯利是图的体育记者。我写的内容只是刻画那位伟大人物的一段介绍文字，题为“我所认识的真实的特奥多尔教授”，是托比和圆场五楼逼着我写的。我原先给那本书起的名字是《间谍秘笈》，但五楼说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没用我的书名，倒是把我给提拔了。
不过那是在我找乔治·史迈利倾吐自己的愤怒之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刚辞去代理首长的职务，那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准备离开圆场，归隐学术界。任期中段时我有个休假，回到了伦敦。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好不容易在贝瓦特街找到了史迈利，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过周末。他听我讲着，轻轻笑了一声，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他慈祥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哎呀，托比这家伙”。
“不过他们确实在搞暗杀，对不对，内德？”他费劲地叠着一套花呢西服反驳道，“我是说那些匈牙利人。即使按照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一帮最残忍的暴徒，对不对？”
没错，这我同意，匈牙利人确实常杀人，还刑讯逼供，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拉茨是个冒牌货、特奥多尔则和他沆瀣一气的事实，至于托比——
史迈利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内德，我觉得你有点儿大惊小怪了。每个教会里都需要有圣人。反共产主义的教会也不例外。要是你去深究，圣人总的说来也就是一帮假模假式的家伙。但谁都不会说圣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我这件衬衣怎么样，要不要再熨一遍？”
我们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小口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听着贝瓦特街上派对常客们的喧嚣声。
“内德啊，斯黛芬妮的幽灵可曾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出没？”我正在疑心史迈利是不是打盹睡着了，却听见他轻声问道。
史迈利看待问题时总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对于他的这种本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感到惊异了。
“偶尔吧。”我回答说。
“但你没见到她本人？多遗憾啊。”
“我给她的一个姨妈打了次电话，”我说，“我跟梅布尔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跑到旅馆去住了。当时天已经很晚，我可能是有点醉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情况史迈利或许早就知道，后来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接电话的是她的姨妈。说不定是个女佣。不对，应该是个姨妈。”
“她怎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