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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的告别_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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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就请他进屋了?”

“当然。”

海伦娜不同意。“不是的!一开始特奥多尔先找了我。”她坚持说。在今晚之前,我从没听到过她纠正丈夫,可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已经纠正了两次。“他喊了我一声,说:‘海伦娜,有位客人。’我说:‘好啊。’然后他就把拉茨请进屋了。我接过拉茨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里,煮了咖啡。情况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还有蛋糕,”我说,“你还做了蛋糕。”

“蛋糕是已经做好的。”

“你害怕吗?”我问她——害怕这种感觉好像也并不存在,就像危险一样。

“我觉得很恶心,很震惊,”她回答说,“现在我有点害怕——是的,我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你呢?”我问教授。

他又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我是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吐露真情实感的对象。

“你把你太太带到书房去好不好?”我说道。

他想要反对,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快步走出了房间,手挽着手却形同陌路。

只剩下我和拉茨了。我站着,他坐着。慕尼黑这座城市有时会非常安静。即使在如此静谧的气氛之中,他的脸还在冲我讨好地微笑着。他的小眼睛还在闪闪发亮,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朝着我点点头以示鼓励,笑容变得更灿烂了。他说了声“请”,然后自己在椅子里挪了挪,好坐得更舒服些。我做了一个所有中欧人都能看懂的手势。我伸出手,掌心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掠过食指的指尖。脸上还挂着笑的拉茨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证件递给了我。证件上他的名字叫埃贡·布劳巴赫,来自帕绍115,生于1933年,职业是艺术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各种证件包括一张西德护照、一张驾照,还有一份社会保险文件。在我看来,任何一样证件都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他的鞋也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进入德国的?”

“今天下午,博士阁下,今天下午五点。嗯。”

“从哪儿入境的?”

“维也纳,嗯。维也纳。”他气喘吁吁地急忙重复道,仿佛把我当成了全城唯一有本事听懂他话的人。他又扭了扭屁股,看来是想让自己显得更加低声下气。“我赶上了今天早晨到慕尼黑的第一班火车,博士阁下。”

“什么时间?”

“八点,先生。八点的火车。”

“你什么时候进入奥地利的?”

“昨天,博士阁下。当时在下雨。嗯。”

“你在奥地利边境出示的是什么证件?”

“是我的匈牙利护照,尊敬的阁下。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德国护照。”

拉茨的上嘴唇冒出了汗珠。他的德语很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巴尔干地区口音。他是一路坐火车来的,拉茨说:布达佩斯、杰尔116、维也纳,博士阁下。他的主子给了他一只熟鸡和一瓶葡萄酒在路上吃。配着最棒的腌菜,阁下,还有红辣椒。更多的笑容。抵达维也纳之后,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店,有人已经给他预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旅馆也很简陋,尊敬的阁下,不过我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有一位匈牙利先生到旅馆来拜访,他以前从没见过那个人——“但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员,博士阁下。他跟您一样高贵!”那位先生给了他钱和证件,拉茨解释说——还有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一堆武器。

“你来慕尼黑以后住在什么地方?”

“在城边上一座不大的家庭旅馆,博士阁下,”他回答时露出了带着歉意的笑容,“更像个妓院。是的,就像是妓院。在那儿能看到很多男人,老是进进出出的。”他把家庭旅馆的名字给了我,我几乎觉得他同时也准备给我推荐个姑娘。

“是他们让你住在那儿的吗?”

“出于谨慎的考虑,博士阁下。住在那地方不会有人知道。嗯。”

“那边还有没有你的行李?”

他可怜巴巴地耸了耸肩膀,那姿势给人的感觉和教授截然不同。“就一把牙刷,”他说,“还有几件衣服。一个包。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记者,拉茨说,但他还替秘密警察干着第二份工作。一开始是做线人,最近才为了挣钱当上了杀手。他在匈牙利国内执行过几次任务,不过他不愿意——请原谅,尊敬的阁下——不愿意谈及具体细节,除非能保证他不会在西德遭到起诉。教授是他的第一次“国外任务”,但一想到要杀害这样的人,他就觉得这有悖于自己的道义感。

“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博士阁下!是有名望的!不是什么犹太佬,也不是牧师!我为什么要杀害这个人?上帝啊,我也是个有尊严的人!我是有气节的!嗯!”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命令并不复杂。他们说,他要按响教授的门铃——于是他就按了。教授肯定在家,因为他们说星期三晚上他要单独辅导学生,直到九点钟。教授确实在家。他要说自己是帕利的一个朋友,从德布勒森来。他擅作主张,没有这么进行自我介绍。一进屋子,他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手段杀掉博士,但最好是用绞索,因为那玩意既可靠又不会发出动静,只可惜总有把受害者的脖子勒断的风险。他们说,他也得杀掉海伦娜——说不定得先把她干掉,这要看是谁来给他开门,谁先死谁后死他们并没有被特别要求。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又带了一副绞索。博士阁下,拉茨殷勤地解释说,绞索这东西用过之后不一定能再解开。然后他应该打电话给波恩的一个号码,向彼得报告说“苏西今晚在朋友那儿过夜”——苏西是教授在此次行动中的代号,尊敬的阁下。这是成功之后的暗号,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博士阁下,必须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成功。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从这儿打电话吗?”我问道。

“就从这座屋子,一点不错。打给彼得。嗯。那帮家伙凶得很,博士阁下。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从教授家里打电话给彼得。’”

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认定教授是西方的间谍——他都干了十五年了——那么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对教授家里打出的电话肯定也会起疑心。

“如果失败的话你该怎么办?”我问。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阁下有客人,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待在家里——我就得找个电话亭打电话,说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随便哪个电话亭都行?”

“哪个都行,博士阁下,如果任务没完成的话。彼得可能会给我进一步的指示,也可能不给。如果没有指示,我要立即返回布达佩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彼得也许会说‘明天再试试’,或者说‘两天之后再试’。这时一切都得由彼得来决定。”

“波恩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背出了号码。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一块卡其布手绢,几张冲印得很糟糕的家庭照片,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三个东欧产的避孕套,一包拆开了的苏联香烟,一把歪歪扭扭的开罐头折刀,一看就是东德的产品。一截没上漆的铅笔,九百六十西德马克,还有点零钱。一张“维也纳—慕尼黑—维也纳”的二等车厢返程票。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间谍口袋里装的东西能差劲到这种程度。匈牙利的情报部门里难道没有派遣员吗?没有审核员吗?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看着他从门厅取来了雨衣。那衣服还是崭新的,口袋里空空如也。雨衣是奥地利生产的,质量很好。肯定花了不少西德钞票。

“这是你在维也纳买的?”

“没错,博士阁下。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一点遮挡都没有。”

“什么时候?”

“嗯?”

“用什么买的?”

“啊?”

我发现他很容易就能激怒我。“你赶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对吧?火车从维也纳发车时商店还没开门,对吧?昨天晚上那个匈牙利外交人员来找你之后,你才拿到钱。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雨衣,又是用什么钱买的?难道雨衣是你偷来的吗?是这样的吗?”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颇为大度地对我的失礼付诸一笑。显然他这是原谅我了。他慷慨地冲着我摊开双手,“可雨衣我是昨天晚上买的啊,博士阁下!到慕尼黑车站的时候!用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外币,是从匈牙利带来准备买东西用的!我可没撒谎啊!嗯!”

“收据还留着吗?”

他像个圣人似的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忠告。“留着收据,博士阁下?我可得给你个建议啊。留下收据,等于是求着别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收据嘛——就好比是揣在口袋里的间谍。嗯。”

借口太多了,我一边想,一边迫使自己不再去注意他那灿烂的笑容。一段话里给了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拉茨说的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能信。让我产生怀疑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制定得有多么马虎——无法让人信服的证件、衣服口袋里装的东西、那双鞋——甚至不是这项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有点不可思议。苏联卫星国搞的低水平行动我见得多了,早已把这类外行的做法当成了常规。眼前的这几个人让我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在我身边的行为显得很不真实,我觉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套故事,自己掌握的却是另外一套;觉得他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是为了起到某种作用,而且几个人的集体意志要求我闭上嘴,配合他们演下去。

然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被困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时间,只能姑且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当时的处境就好比是一个医生,虽然疑心病人是在装病,却只能照着他的症状去替他治疗。按照游戏规则,拉茨算是战利品。匈牙利杀手主动要叛逃到西德来,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不管杀手有多么无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个杀手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开展如此重要的暗杀行动的时候,不另行采取监控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教科书上说,有疑虑的时候,就从行动的角度去想办法。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教授的房子?有必要去做这种假设,虽说这栋房子要监视起来并不容易,十五年前指挥特奥多尔的上线们选中此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坐落在一条树木繁茂的死巷的尽头,房子后面是一条河。通进花园的小径是沿着一条渺无人迹的曳船道过来的。但是房子的前门廊却处在路过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视线之中,拉茨从前门进来时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我朝楼上走去,从楼梯间的窗户里观察着那条路。周围的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没看到任何闲逛的行人或是汽车的踪迹。我自己的车停在旁边的一条小巷里,离河不远。我回到了起居室。电话摆在书架上,我把听筒递给拉茨,看着他拨了波恩的那个号码。他的手有点女里女气,还潮乎乎的。他很热心地把听筒朝我这边倾斜了一点,自己也跟着靠了过来。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通了,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脾气似乎很暴躁,说的是德语。我心想,如果你真是正在等待刺杀的消息,那你故意装作没在等的本事还挺不赖。

那人的口音很重,应该是匈牙利那边的:“喂?哎?是谁啊?”

我朝拉茨点点头,让他开口说话。

“晚上好,先生。我想找彼得先生。”

“干什么?”

“请问您是彼得先生吗?是一件私事。”

“你想干什么?”

“是彼得先生吗?”

“我就是彼得!”

“是苏西的事,彼得先生,”拉茨解释说,同时转过脸朝我眨了眨眼,“彼得先生,苏西今晚不回家了。恐怕她要在朋友那儿过夜。都是好朋友。会有人照顾她的。晚安,彼得先生。”

拉茨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我拦住了他的手。电话挂断之前,我听到那头传来一声充满鄙夷或是莫名其妙之感的咆哮。

拉茨冲着我微微一笑,显然非常自得。“他演得还真像,博士阁下。是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得说。高明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么?”

“没有,博士阁下。唉,这个声音我不熟悉。”

我猛地推开了书房的门。教授坐在书桌旁,双手握拳放在桌上。海伦娜坐在给听课学生用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知道我的怀疑态度。我走进书房,随手关上了房门。

“你们说的这个拉茨是个罪犯,”我说道,“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不打自招的杀人犯——他靠假证件混进德国,目的是要杀掉你和你妻子。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有权把他移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一来他和你们就毫无关系了。你是想这么做,还是想让我们来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

令我惊讶的是,听了这话之后教授好像真有点慌了,当天晚上这还是头一回。也许是因为他没料到我会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就要丢掉性命。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总觉得他对我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海伦娜把视线从我脸上转开,也在瞧着他。那是批判的眼光。一个等着得到酬报的女人。

“随便你们处置吧。”他嘟囔着说。

“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配合。我们会配合的——没错,配合。我们一直都很配合——已经好多年了,太多年了。”

我瞅了海伦娜一眼。

“责任由我丈夫来承担。”她说。

我没工夫去细想这句不详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那就请你们收拾收拾过夜的东西,五分钟后到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起居室去找拉茨。

我估计拉茨刚才一直站在门口,因为我一进屋他就立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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