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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心。我把特奥多尔的要求告诉托比，请示他该如何处理。他毕竟是我的内勤长官，是我在伦敦的靠山。我对托比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自食其言，不肯给教授公民权，那么此事就必须由伦敦或华盛顿方面来解决，而不是慕尼黑。再者说，如果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方面还是准备给教授发英国护照，那么圆场五楼也必须大力促成此事。圆场本部本可以随便给曾为圆场服务的任何人发放护照，不管他叫托恩、迪克还是特奥多尔，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陷落”彻底终结了那样的时代。
我的请求没有通过无线电发出，而是用邮袋递送的。按照圆场的规矩，这么做会显得更为正式。我写了一封不屈不挠的信，两周之后又写了一封以示提醒。可是等教授问起我进展情况时，我只能不置可否。正在处理之中，我向他保证；伦敦方面不太喜欢老被人催着办事。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托比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信。
与此同时，我和特奥多尔教授几次会面的时候，也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他究竟给我们干了些什么，竟然有资格成为托比寥落星空之中的那颗明星。教授这人容易动怒，因此我的调查工作就更不好办了。起初我还以为他仅仅是在合作时有所保留，直到护照的事情得以解决。慢慢地我才意识到，只要是涉及到秘密工作，“有所保留”就是他的常态。
教授有项比较单调的工作是负责看管施瓦宾格区111的一所学生公寓，那儿只有一个房间。他把那地方当做安全地址，接收他在匈牙利的某些联络人寄来的邮件。我劝说他带我去那儿看看。他打开房门，只见垫子上丢着起码十几封信，都贴着匈牙利邮票。
“我的天，教授，你有多久没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他费劲地把信收拾到一起，问道。
他耸了耸肩膀，我觉得这个姿势一点都没有风度。
“教授，通常情况下你一周能收到几封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邮戳。最早的一封信是三个星期前寄出的，最近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我们走到小小的桌子旁边，那上头蒙着一层灰。他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拉开一个抽屉，从暗格里拿出几瓶化学药水和一把刷子。他拿起第一个信封，闷闷不乐地检查了一番，随即用小折刀拆开了信封。
“是谁写的？”我问道，他似乎觉得我没必要这么好奇。
“帕利。”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农业部的帕利？”
“是德布勒森的帕利。他到罗马尼亚访问去了。”
“去干吗？不会是参加剧毒武器会议吧？那可是独家新闻！”
“看看再说。是什么学术会议。他搞的是控制论。没什么名气。”
我看着他把刷子放进第一只瓶子里蘸了蘸，然后在手写的信纸背面刷了一遍。他用清水洗了洗刷子，再蘸上第二只瓶子里的化学药水。我觉得，他是故意要表现出自己对这种卑微的工作有多么鄙夷。在每一封信上他都重复着同样的步骤，有时会略作改变，比如摊开信封在里面刷一刷，或是在两行字迹中间的地方刷一遍。他以同样慢吞吞的动作站起身，又坐到一台雷明顿立式键盘打字机前，厌烦地用德语敲出信上显现出来的文字：新的工业领域预计将出现矿产和能源不足……包科尼山区矿藏矾土限额……米什科尔茨地区最近开采的铁矿石中铁含量较低……某某地区玉米和甜菜丰收的预计产量……传言称有复兴国家铁路网的五年计划……肖普朗发生了针对共产党官员的破坏行动……我几乎能听到圆场三楼分析师们吃力地读着这些浮夸材料时哈欠连天的声音。我记得托比曾吹嘘说，最高质量的情报才是特奥多尔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样的东西都能算作最高质量，那什么样的才是最差劲的？耐心点，我对自己说。伟大的间谍我们总得迁就迁就。
第二天，我就护照一事发的信件得到了回复。托比解释说，问题在于美国表兄负责匈牙利事务的部门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托比说，现在举措已采取——这个地方的被动语态用得很令人生疑——以明确美国人或我们自己作出的许诺所包含的条款。他还补充了一句，与此同时我应该避免和特奥多尔谈论这一问题——好像这件事当中挑头的人是我，而不是教授。
三个星期之后，我和米尔顿·瓦格纳在科斯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这件事仍然悬而未决。瓦格纳是个老手，是美国方面跟我职位对等的人。当时他已经快退休了，担任着美国慕尼黑情报站东德行动处的处长。科斯莫是那种美国佬开遍世界各地的饭店，里头有酥脆的烤土豆皮配蒜香调味汁，还有用巨大的塑料发卡插住的总汇三明治。
“你跟咱们那位著名的学术界朋友处得怎么样啊？”很快处理掉我们手头的其他事务之后，他用慢吞吞的美国南方腔问我。
“好得很。”我回答说。
“我们那儿有几个人似乎觉得，特奥多尔这许多年来一直在免费搭车。”瓦格纳懒洋洋地说道。
这一回我什么都没说。
“国内的伙计们把他干的活搞了个回顾展。不妙啊，内德。很不妙。比如他在广播电台‘你好，匈牙利’节目里大讲特讲的一些内容。都是以前说过的。他们发现有段话和1948年《月刊》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毫不差。原作者听广播时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自己写的东西，气得暴跳如雷。”他拿起番茄酱倒了许多，“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把他抓回来，一五一十问个清楚。”
“也许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运气不佳。”我说道。
“十五年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内德。”
“他知道你们在调查他吗？”
“内德，‘自由欧洲’电台的人谁不知道？还有那帮匈牙利人？流言蜚语？你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警告伦敦方面？你们为什么不提个醒呢？”
“内德，你得知道，我们已经提醒过了。你得知道，消息传递过去根本就没人理会。你们这帮伙计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清楚得很。”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瓦格纳所说情况的严重性。如果教授在广播节目里都会骗人，还有谁他不能骗？
“米尔顿，能不能问你个很笨的问题？”
“请便，内德。”
“特奥多尔到底有没有为你们干过什么漂亮活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是说在秘密工作方面，甚至是极为秘密的工作。”
瓦格纳沉思半晌，看来是决心先给教授一个“疑罪从无”的待遇。“恐怕没有，内德。有一次我们还真考虑过利用他当中间人去接触一条大鱼，不过我们有点不喜欢这老头儿的态度。”
“你这话信得过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内德？”
这就是教授给美国人干过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心想。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可谁都想不起来他究竟干过些什么。
我马上给托比发了无线电讯息。我耗了许多时间拟写了好几条不同的电文，因为愤怒总是在干扰我的思维。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不肯给教授发护照，为什么他会转而来找我们要护照。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一副料理后事般的态度，总是无精打采，毫无紧迫感：他这是在等着被解雇。我转述了瓦格纳说的情况，问托比总部是否知道此事。如果总部不知道，那么美国表兄就没有遵守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议。另一方面，如果总部知道，美国表兄确实警告过我们，那我怎么没接到同样的警告？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圆滑的答复。电文的口气非常严肃。我怀疑托比是找别人代拟的，因为文字中看不出丝毫口音。他解释说，美国表兄曾向伦敦方面发出“没有特指”的警告，称教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其广播节目问题接受纪律审查”。总部——我怀疑托比指的就是他自己——“所持的立场”是，教授与其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对圆场并没有直接影响。总部“采取的观点”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除了托比还能有谁——教授承担着许多行动任务，因此他的掩护工作中存在“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谅解。如果需要为教授再找一份新的掩护工作，总部将“适时采取措施”。一个解决办法是把他弄到某家听话的杂志社里去，他本来偶尔也向这些杂志投稿。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和雇主发生过冲突，而且安然渡过了难关。这倒是实话。有个女秘书曾因被他挑逗而提出抗议，匈牙利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对他持的反犹太人观点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的事，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还得——这始终是托比奉行的一条准则——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直到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之后。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的是紧急暗语，嗓门虽低却还是傲气十足。他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从花园的后门进屋。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杀了什么人，说不定是他老婆。我简直错得太离谱了。
教授打开后门，等我一进去就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暗处的角落里有座比德迈式112的落地大摆钟咔嗒咔嗒地响着，仿佛是一颗巨大的炸弹。海伦娜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双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离特奥多尔给我打电话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可是她的尖叫似乎还没从嘴里发出来。
快要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扶手椅。一张椅子空着，我估计是教授的。另一张椅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有点被遮挡住，上面坐着一个模样温和、身材圆胖的男人，约摸四十岁年纪。他长着柔软的黑色头发，两只亮闪闪的圆眼睛仿佛在说：“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他坐的那把扶手椅靠背很高，他把身子紧紧抵在椅子的折角处，好像飞机上的乘客在准备降落似的。他穿的鞋子也是圆溜溜的，没碰到地面，我意识到那鞋是典型的东欧样式：粒面，不知是什么皮子做的，模压而成的鞋底磨损得很厉害。他身上那套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像是用军装改出来的。他面前桌子上的花瓶里是淡紫色的风信子，花瓶旁边还摆着一堆东西，我认出那些都是用来暗杀的工具：两副用木棍和钢琴线制成的绞索；一把磨得像剑尖一样锋利的螺丝刀；一把查特武器公司113的左轮手枪——点三八口径，便于隐蔽携带，转轮可容纳五发子弹——外加两种子弹：六发软头的、六发刻线的，弹头上刻出的线槽里填有凝结起来的粉末。
“是氰化物，”教授看到我迷惑不解、一声不吭，便解释说，“这真是恶魔的发明。子弹只要蹭破一点皮，就能要人的命。”
我不禁心下起疑：剧毒的粉末给枪管里的高温一烧，还有什么用？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多，”教授继续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个朋友。请坐吧，内德阁下。”
拉迪斯劳斯·卡尔多郑重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使劲摇着，好像我们刚谈成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先生！”他高兴地用英语喊道，“请叫我拉茨。对不起，先生。您什么都不用担心。大家都叫我拉茨。博士阁下。我的朋友。请坐吧。嗯。”
我还记得，风信子的香味似乎跟他的笑容很相配。慢慢地我才意识到，我连一点儿危险的感觉都没有。有些人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有些人则在生气或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这样。但是对于拉茨，等到我动用直觉去感受的时候，发觉他身上透出的只有一种急于讨好别人的强烈愿望。也许这就是一位职业杀手需要的全部吧。
我没有坐下。我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但疲惫并不在此列。咖啡杯是空的，我心想。空盘子里还有蛋糕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有闲心去喝咖啡、吃蛋糕？拉茨又坐了下来，像个魔术师一样笑嘻嘻的。教授和他妻子端详着我脸上的表情，不过是从房间里不同的地方。我在想，他们俩吵架了；这场危机把他们逼到了各自的角落里。美国造的左轮手枪，我心想。可是没有厉害杀手常会携带的备用转轮。东欧生产的皮鞋，那种鞋跟会在每一块地毯或是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无比清晰的脚印。涂了氰化物的子弹，但弹头还没射出枪管氰化物就会被烧得精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我问教授。
他耸了耸肩膀。我特别讨厌他这么做。“一个小时吧。还不到。”
“一个多小时了。”海伦娜反驳他说。她怒冲冲的眼神直盯着我。在那个晚上以前，她一直故意对我视若无睹。像个幽灵似的从我身旁溜过时，她要么脸上挂着笑容，要么就冲着地下皱起眉头以示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了。“他是八点四十五分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广播。正好换节目来着。”
我瞟了一眼拉茨。“你会说德语？”
“Jawohl 114，博士阁下！”
我又转向海伦娜：“什么节目？”
“BBC的国际节目。”她答道。
我走到收音机前，打开了机器。有个声音尖细、雌雄莫辨的牛津学者正在大谈诗人济慈。谢谢，BBC。我关掉了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谁去开的门？”我说。
“是我。”教授说。
“是他。”海伦娜说。
“嗯嗯。”拉茨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穿着件大衣。”教授说。
“是雨衣。”海伦娜纠正道。
“他问我是不是特奥多尔教授，我说是。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请原谅，教授，我奉命前来用勒绳或是涂了氰化物的子弹刺杀您，不过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您的信徒，也是您的崇拜者。我想向您投降，然后留在西德。’”
“他说的是匈牙利语？”我问。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