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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田里和贝拉干‘好事’。所以贝拉才能侥幸逃脱。塔德奥叫她赶紧逃命，还跟她说了逃到游击队以后该找谁。他躲进邻近的一座房子里，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又和贝拉会合了。这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托比·伊斯特哈斯用带着奥匈帝国口音的英语，加上了他的那一份嘲讽。“当然喽，塔德奥也死掉了。这样多省事啊，内德。在贝拉的故事里扮演证人还真挺危险的，我得说。”
“他是被边防警卫开枪打死的，”我说，“他当时甚至都没企图越境。他只是在侦查情况。贝拉总觉得，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我补充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本。
“这句话可能倒是被她说对了。”海顿说。
此时罗埃·布兰德也开口替我说话，在我看来他这是别有用心——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在受审。“注意，塔德奥自己可能真是清白的，但与此同时他对费利克斯之死的判断有误。不管怎么说，费利克斯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在那个杀人场里头他肯定给搞得浑身是血。都用不着往他身上泼番茄酱了，对不对？这道工序早已经完成了。”
史迈利替我扛下了罗埃的质疑。我曾经煞费苦心地到处找人说情，要求派驻到史迈利管不着的地方去，这会儿我开始感到后悔了。
“比尔，贝拉父亲的事对我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反驳道，“就算费利克斯是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大，他女儿也可能还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很愿意说他的事。她敬重他，至今还在为他的死哀伤。”
我想起了贝拉俯视墓园时的情景。我想起她是那么执着，一定要庆祝生命的礼赠。我不愿相信她都是在假装。
“好吧，”海顿不耐烦地说，把一张全版照片从桌子那头推了过来，“我们姑且让一步，相信你。这帮家伙我们该他妈的怎么解释？”
那是一张放大了好几倍的照片，不太清晰。我估计是从原版照片上翻拍出来的。照片左上角盖着个红色印章，刻的是“巫术”二字，据内幕消息说这代表着伦敦站最机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内德。”他从海顿的肩膀后面对我说话，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专用来打发年轻人的虚情假意。“你也从来没见过‘巫术’这两个字。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脑子应该是一片空白，彻底的空白。”
那是一群年轻男女的集体照，背景看起来可能是军营，或是大学的校园。一共有六十人左右，都穿着便装，男的穿西服、打领带，女的穿高领白色衬衫和长裙。几个年长的男子和一个面相凶恶的女人站在他们的一边。照片上的气氛同人们的穿着、建筑和背景一样，沉闷得很。
“合唱团的第二排，右边数过来第三个，”海顿说着递给我一把放大镜，“奶子挺大，就跟这小伙子说的一样。”
是贝拉，毫无疑问。那上头的贝拉比现在要年轻三四岁，头发梳到了脑后，我估计是扎成了发髻。但照片上也能看出贝拉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抑制不住的微笑，还有我最爱的高高的、线条坚毅的颧骨。
“贝拉有没有在你的小耳朵旁边嘀咕过，说她在基辅上过语言学校？”海顿问我。
“没有。”
“她有没有提起过自己的任何教育状况？除了和塔德奥在干草堆里胡搞之外？”
“没有。”
“当然了，基辅的那个地方更像是假期培训班，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不是人们去了之后常常会再谈起的地方。除非他们是在招供。理论上说，那所学校是培养口译译员的，但实际上它恐怕是莫斯科中心可造之材的滋生地。学校归中心所有，教职工由中心配备，拔尖的人才让中心挑。差劲的学生会分到外交部，和我们这儿一样。”
“勃兰特看到这张照片了么？”我问道。
海顿的轻佻态度消失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啊？勃兰特可是敌意证人85，他们那伙人都是。”
“我能见见勃兰特吗？”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意思就是我不能见他喽？”
“对，你不能去。”
“对贝拉父亲不利的那份报告，来源也是‘巫术’吧？”
“别他妈多管闲事。”海顿说，但我已经瞥见了托比吃惊的眼神，感觉到我猜对了。
“莫斯科中心总会给打算派到西方的可造之材拍集体照吗？”我问。史迈利又朝着我抬起了头，我觉得这还是在支持我，便壮起了胆子。
“咱们在沙拉特都拍的，”海顿反驳道，“莫斯科中心为什么就不会拍呢？”
我能感觉到汗水在顺着脊背往下流，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可我还是磕磕巴巴地继续问道：“这张照片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被指认出来？”
“实话告诉你，有。”
“是什么人？”
“这不关你的事。”
“她学的是什么语言？”
海顿已经受够我了。他抬起眼望着天，仿佛要乞求上苍再赐给他一点耐心。“好吧，亲爱的，他们学的都是英语，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他拖腔拿调地说，一只手托住下巴，瞅着史迈利看了好久。
我可不是千里眼，也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在交流什么讯息，或者说已经交流过了什么。但由于现在是事后回头再看，我能肯定自己当时也有所察觉——我被夹在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中间。即便是像我这样远离总部政治纷争的人，也难免会听到正在进行的激战发出的轰鸣：大人物X在走廊里碰到大人物Y时连句“早上好”都没说，A在餐厅里不肯和B同桌吃饭。我还听说海顿的伦敦站渐渐成了情报部里的国中之国，吞并地区机构，接管特别部门，把监视组、窃听组都纳入自己麾下，连邮件处理员这种卑微的小角色也不放过——他们坐在滴着水的分拣办公室里，守着煤气炉上始终滚开的水壶，忠心耿耿地用蒸汽熏开信件的封口。甚至有人暗示，真正的巨人之战发生在比尔·海顿和当权的圆场首长之间，他自称“老总”。作为老总的贴身侍从，史迈利更支持自己的上司，而不是海顿。
不过，也有人暗示史迈利本人也在“服刑”——或者按照较为圆滑的说法，他正考虑转到学术界任职，这样能多花点心思经营自己的婚姻。
海顿洋洋得意地瞅着史迈利，等着史迈利回望过来，但对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海顿得意的眼神变成了冷冷的怒视。我们几个人也在等。令人尴尬的是，史迈利根本都不看海顿。这就好比是别人给他敬礼，他却偏偏不还礼。他坐在躺椅上，挑着眉毛，垂着长长的眼睑，歪着一颗圆脑袋，仿佛是在研究脚下的波斯祷告毯，海顿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史迈利就那样一直研究着地毯，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海顿对他的兴趣，尽管我们都知道（连我都知道）其实不然。接着他鼓起腮帮，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最后他站起身——动作并不夸张，因为史迈利从来都不会那么过头——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
“好吧，我觉得这事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你说呢，比尔？”他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老总一个小时之后召集受过军训的人员开会，咱们来议一议。内德，苏黎世有个以前的小情况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比尔谈完之后，要不到我那儿去一趟？”
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了史迈利的办公室里。
“你相信那照片吗？”他问道，根本没装样子谈论什么苏黎世的事情。
“我想我只能相信了。”
“你干吗要这么想？照片可以伪造。的确有虚假情报这种东西。莫斯科中心时不时会这么干。我听说他们下作得很，甚至会去诬陷无辜的人。事实上，莫斯科中心有一整个部门在专门负责这种事，几乎不干别的。那个部门估计足有五百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诬陷贝拉？为什么不去诬陷勃兰特，或是其他的船员？”
“比尔要你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他说到时候我自然会接到命令。”
“你始终都没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放弃那个情报网吗？”
“这个我不好说。我只是在当地负责联络。情报网是受伦敦站直接指挥的。”
“说说看。”
“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个情报员都撤出来。那么干会引发战争的。如果补给线暴露了，逃脱路线又被封死，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法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都死定了？”史迈利这话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确认。他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但他没去接。他还在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关切和同情。“好吧，内德，要是他们真的牺牲了，你能不能记着这错不在你？”他和善地说道，“没人会指望你单枪匹马地和莫斯科中心对抗。也许这是五楼的错，也许是我的错。这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他看看我，冲门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出去时带上门，听到他的电话铃声停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汉堡。我打电话给贝拉时她很兴奋，但听我说不能马上赶过去见她，她又有点伤心。
“勃兰特在哪儿？”她问道。她对电话安全毫无概念。我说勃兰特挺好，好得很。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她还全蒙在鼓里。海顿说了，我得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自然：“以前不管你们会做些什么，都还要照做，或者是做得更好。我可不想让她起一点儿疑心。”我应该对贝拉说勃兰特很爱她，他显然还守护着这份爱。我估计勃兰特在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提出过要见我。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信任他，我得对他负责。
身边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灾难，我想让自己不去自怜自艾，可是很难。仅仅在几天以前，勃兰特和船员们还处于我的关照之下。我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支持者。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或许是生不如死，其余的也都已经被从我手中夺走。情报网尽管是为伦敦工作的，却像是我的家人一样。现在它仿佛成了一支所剩无几的幽灵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生与死之间游荡。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混乱之中，脑袋里同时有几十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这个想法好，一会儿又觉得应该那样。前一分钟我还坚持对自己说，贝拉是清白的，就像我在海顿面前断言的那样。后一分钟我又在追问自己，想弄明白她是怎么跟她的主子联系的。答案是，要想联系实在太容易了。她会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学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跟送信人碰头，或是到约定的投放点送情报、取情报。
但我刚想到这儿，就迫不及待地替她辩护起来。贝拉不是坏人。那张照片是故意栽赃，关于她父亲的故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史迈利就是这么说的。这次行动被暴露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途径，而贝拉与其都毫无瓜葛。我们的行动安全很严密，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密。我的前任就是个贪污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情报员的同时，他会不会也顺带着出卖了几个人？即使他没这么干过，勃兰特说漏洞可能出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他那边，这难道真的一点儿都不合情理吗？
现在，我可不想让你以为那天夜里年轻的内德独自躺在小床上，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开了乔治·史迈利日后竭尽全力才破解的一连串背叛之谜。某个情报来源可能是故意栽赃，栽赃可能被忽视，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圆场五楼大门里面的那个叛徒出手帮忙。这一点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也不是圆场那帮面色灰败的阴谋论者中的一员。
尽管这样我仍然在苦苦思索，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被疑心是否还忠于自己的情报部门，都会这样。我用底层工作人员的视角，把从圆场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拼凑在了一起。传言提到了莫名其妙的失败、一再发生的丑闻，以及美国表兄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恼火。毫无意义的机构重组，白白消耗精力的勾心斗角，参与者今天还是非凡人物，明天就辞职不干了。有些可怕的传言称，能力不足被当成了重大背叛的证据——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真正的背叛反倒被视为能力不足，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
如果真的有成长这回事，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一下子跨进了成熟的行列。我意识到圆场和其他所有的英国机构都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躲在封闭的房间里安全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却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不过，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这种认识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起了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总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都是在“服从”与“自主”之间不断斗争，你可以说“服从”一直占着上风。但那天晚上我越过了某种界限。我下定决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能和愿望，少去管那些看似无法抛却的束缚。
我们在安全公寓见了面。如果说还能找到一块中立地带的话，也就是这儿了。贝拉对灾难仍然一无所知。我只跟她说勃兰特被召回英国了。我们马上就做了爱，做得不顾一切，做得饥渴难耐。然后我等待着激情过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好开始我的盘问。
我调皮地逗弄着她的秀发，贴着她的脑袋把头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把头发向她的脑后拢，粗粗地挽成一个发髻。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严肃，”我说着吻了吻她，两手还拢着头发，“你这么梳过头么？”我又吻了她一下。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梳过。”
“那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俩的嘴唇还贴在一起，“你是说在认识塔德奥以前？什么时候啊？”
“一直到我逃进森林之前。后来我把发髻弄掉了。有个女人用刀帮我割掉的。”
“你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