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梳头时拍过照片吗？”
“在森林里我们没拍过照。”
“我是说以前。你原来像个严肃的淑女的时候。”
她坐起身。“怎么了？”
“告诉我就是了。”
她那双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上学时学校给我们拍过照片。怎么了？”
“是集体照？班级照？什么样的照片？”
“怎么了？”
“告诉我吧，贝拉。我得知道。”
“学校给我们拍过班级照，还拍过办证件用的照片。”
“什么证件？”
“身份证。办护照用的。”
她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她指的是在苏联境内通行的证件。任何一位自由的公民如果没有这种护照，连马路都别想过。
“是正面的照片？不带笑容的？”
“对。”
“你的旧护照搞到哪儿去了，贝拉？”
她不记得了。
“你穿着什么衣服？拍照的时候？”我亲吻着她的乳房，“肯定不是露着胸脯喽。是什么衣服？”
“我穿了件衬衫，上面有蝴蝶结。”
“贝拉，听我说，你好好想想，在家乡有没有哪个同学、男朋友或是亲戚，手里还有你头发往后梳的照片？有没有什么你能通信或者联系上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姑姑。”她气鼓鼓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在里加，她说，和雅内克姑父一起。我抓起一个信封，让还光着身子的贝拉坐到桌前，写下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我把一张普通信纸放在她面前，口述了一封信，让她一边翻译一边写到纸上。
“贝拉，”我拉着她站起身，温柔地吻了吻她，“贝拉，还有件事你得告诉我。除了你们自己镇里的学校，你有没有在别的学校念过书？不管是什么学校。”
她摇摇头。
“没上过假期培训班？特别学校？或者是语言学校？”
“没有。”
“你在学校学过英语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能说英语了。内德，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雏菊号在海上出事了，”我说道，仍然面对面看着她，“遭到了枪击。勃兰特没受伤，但有其他人被打中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明天要飞回伦敦，你跟我一起去。他们得问我们一些问题，查清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
她闭上双眼，身子颤抖起来。她张开嘴，发出了无声的尖叫。
“我相信你，”我说道，“我想帮你，还有勃兰特。这是真话。”
她慢慢回过神来，头枕在我的胸口开始啜泣。她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许她始终都是个孩子。也许在帮助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带来了为她准备的英国护照。她自己根本没有国籍。夜里我让贝拉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她像个快要淹死的孩子似的紧紧抓着我。我们俩都是一夜无眠。
在飞机上，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我们之间已相隔千山万水。后来她说话了，我从来没听过她用那种声音说话。那是一种坚定的、成年人的声音，透着悲伤和幻灭的意味，让我想起了像女巫一样在岛上向我发出警告的斯黛芬妮。
“Es ist ein reiner Unsinn.”她说道。纯粹是胡扯。
“你指什么？”
她抽回了手。那并不是在生气，而是一种看破世情的绝望。“你们让他们下去趟水，然后等着看会出什么事。要是他们没被打死，那他们就是英雄。要是他们被打死了，那他们就成了烈士。你们根本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鼓动我们的人自相残杀。你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发动起义，杀死苏联压迫者吗？要是我们这么干了，你们会过来帮忙吗？我看不会。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们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们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我永远无法忘记贝拉说的话，因为那番话等于也拒绝了我的爱。如今，每天早上我遛狗之前听新闻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我不知道，当年我们自以为对那些勇敢的波罗的海人许下了怎样的承诺。我们今天孜孜以求想要去打破的，是否就是当年的承诺呢？
这回在机场等我的是彼得·吉勒姆，这倒是叫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彼得英俊的相貌和风趣的谈吐似乎让贝拉有了信心。他从监视组把南希调来做贝拉的女伴，南希则刻意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他们俩一左一右带着贝拉过了海关，朝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走去，那车是沙拉特审讯处的。我真希望有人能派一辆样子不那么吓人的车来，因为贝拉一瞧见车就僵住了，回过头怨艾地看了看我，然后南希就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推上了车。
在担任情报官员的动荡生涯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告别并不一定总是优雅的。
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我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听说了什么。我去了史迈利的办公室，等了他差不多整整一天，想趁着会议的间隙逮着他。按照圆场的规矩，我得先去找海顿，但我问贝拉那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违背了海顿的指令。而且我觉得史迈利会抱着更有同情心的态度听我解释。他听我说完，接过贝拉写的信仔细查看起来。
“要是我们派人把信寄往莫斯科，留一个芬兰的安全地址让他们回信，说不定能行得通。”我恳求他说。
不过我有种感觉——和史迈利在一起时他常常会这样——他此刻思考的问题已经达到了我无法进入的领域。他把信丢进一只抽屉，随手关上了。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但愿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吧。”
我问他，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贝拉。
“恐怕和他们处置勃兰特的法子差不多，”他回答道，从沉思中略略回过神来，冲着我忧郁地笑了笑，“问清楚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法子让她自己出错。让她精疲力尽。他们不会伤害她，在身体上。他们不会告诉她掌握了哪些对她不利的证据。他们就是想撕掉她的伪装。以前在森林里照顾过她的那些人，最近好像都被抓起来了。当然，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再往后他们打算把她怎么样？”
“唉，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虽说如今我们能阻止的事已经不多了。”他回答完，又开始看他的文件。“你该去见比尔了，是吧？他该奇怪你去干什么了。”
我还记得他让我离开时脸上的表情：那其中有痛苦，有挫败，还有愤怒。
史迈利有没有按我的建议寄出那封信？后来有没有收到回信，回信里是不是有张照片？那照片是不是就是莫斯科中心的伪造者们放进集体照里的那一张？我倒是希望一切都能这么干脆利落地解决，但现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自己为贝拉做的努力产生了某种影响，让她得到释放、被重新安置到加拿大定居。那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具体情形至今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因为勃兰特不愿意再要贝拉，更别说跟着她一起走了。贝拉是不是把我们俩的私情告诉了他？还是另有其人？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除非是海顿自己出于恶作剧的心理，把此事告诉了勃兰特。海顿痛恨所有的女人，大部分男人他也恨，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把别人的情感搅得天翻地覆。
勃兰特也被证明是清白的。尽管五楼曾有人表示反对，他还是拿到了一笔退休金，足以供他干上一样受人尊敬的营生。也就是说，让他能够买下一条船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儿重新干起了走私的老本行，不过这一回他选择的是往古巴贩卖武器。
背叛事件呢？史迈利后来告诉我，勃兰特的那个情报网实在是太能干了，让海顿无法容忍。于是海顿就把它给告发了，就像对待它的前任一样，还想栽赃到贝拉头上。海顿安排莫斯科中心的人伪造了对她不利的证据，然后声称这些证据来自他假造出的情报来源“巫师”——“巫术”材料的提供者。史迈利当时已经紧紧盯上了“地鼠”，还曾在高层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态度，结果却落得个流放的下场，因为他道破了真相。直到两年之后，史迈利才被请回来收拾烂摊子。
故事至此暂时告一段落，直到我们自己迫切地开始了内部改革——那是在1989年的冬天。当时，托比·伊斯特哈斯这个最擅长险中求生的家伙，率领由圆场中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中心。这只是一系列举措中的第一步，我们可敬的外交部非得把它们称为“两国情报机构关系的正常化”。
托比一行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受到欢迎，莫斯科方面请他们参观了许多设施，不过我估计其中并不包括老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刑讯室，还有房顶，偶尔会有些粗心大意的囚犯失足从那上面摔下来。托比和他的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美国人说，他们参观的是一个时代。他们都买了皮帽，往帽子上头别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徽章，然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拍照留念。
参观的最后一天，作为展现良好意愿的特别姿态，苏联人陪着他们来到莫斯科中心硕大无朋的通讯大厅，参观了那里的陈列馆。来自所有情报来源的消息都要在大厅进行接收和处理。据托比说，他们正打算离开陈列馆的时候，他和彼得·吉勒姆同时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家伙，只看到了侧身。那人刚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看样子是男厕所。走廊的那段地方只有两扇门，另一扇门上标的是女厕所。
那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但他大步走出门口时的样子还像是头公牛。他停住了，直直地盯了他们好一会，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该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还是退回去。然后他低下头——托比和彼得觉得他脸上好像还带着笑意——猛地拧身走开，消失在了另一条走廊里。但这时，他们俩已经有足够的机会注意到他那像水手一样摇摇晃晃的步态，还有摔跤手一般的肩膀。
在秘密的世界里，什么都不会消失；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同样如此。如果托比和彼得没有看错的话——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好客的苏联人弄昏了他们的头——那么海顿就更有理由把怀疑的矛头引向贝拉，而不是勃兰特船长了。
勃兰特从一开始就是个坏蛋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他打入了我们的组织，害得我们的情报员送了命。这是个很可怕的念头。有时在寒冷的凌晨，我躺在梅布尔的旁边，它还是会阴魂不散地纠缠我。
那贝拉呢？我把她看作自己最后的爱人，看作我始终没能走上的正途。如果说斯黛芬妮打开了我心中的怀疑之门，那么贝拉则提醒我，要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走向公开的世界。想到我后来经历的女人，她们都只不过是病后的治疗而已。想到梅布尔的时候，我只能说她代表着从前线归来的男人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但我对贝拉的记忆却依然无比鲜明，一如我们在可以俯视墓地的安全公寓里第一次共度的那个夜晚——可是在我的梦里，她却总是转过身离我而去，即便是她的背影都带着责备的意味。
5
“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中间有可能还包藏着另一个海顿？”有个名叫马格斯的学生大声喊道，招来了周围同伴们的一阵抱怨，“史迈利先生，这个海顿的动机会是什么？谁付钱给他？他的战利品又是什么？”
自从马格斯加入进来，我就对他心存疑虑。给他指定的掩护职业是新闻业，可他现在已经具备了今后要从事的这个行当的种种最坏的劣根性。不过史迈利仍然是气定神闲。
“好吧，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我们真应该好好地感谢比尔，”他平心静气地答道，“他给这个苟延残喘了太久的情报部门注射了致命的一针。”他微微皱了皱眉，困惑的神情略有些夸张，“至于新出的叛徒嘛，我敢说咱们现在的头儿也会与人结怨，肯定会有人对他心怀不满，对不对？说不定我就是其中之一呢。我确实发现，自己上了年纪之后变得激进多了。”
不过请相信我，当时的我们对比尔可没有心存感激。
陷落之前、陷落之后，所谓“陷落”指的就是海顿。突然间，圆场的男男女女不论是谁，都能说出自己听到那可怕消息时的细节：当时他（她）身在何处、在做什么。直到今天，老资格们还会说起当年沉默无声的走廊、餐厅里一张张木然的脸回避着彼此的目光，以及无人接听的电话。
最大的损失就是信任。渐渐地，就像空袭过后茫然无措的难民，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怯生生地从破碎的房子里走出来，开始重新构筑我们的堡垒。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于是“圆场”放弃了这个包藏着耻辱的古老绰号，放弃了剑桥总部如同狄更斯笔下的拥挤走廊和弯弯曲曲的楼梯，在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钢铁玻璃结构的寒酸小楼。一碰到刮大风，那儿的玻璃就会被刮碎，走廊里弥漫着餐厅传来的烂白菜味儿和打字机清洗液的气味。只有英国人才会用这种可怕的囚牢惩罚自己。一夜之间，我们在正式用语中的名称就变成了“情报部”，不过“圆场”这个名字还是会偶尔从嘴里冒出来，就像币制改为十进制之后很久，我们还会提到镑、先令和便士一样86。
信任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海顿本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尔并不是什么专爱寻衅滋事、口袋里揣着手枪的自大狂。他总是含讥带讽地称自己属于教会和间谍的领导集团，而他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几个叔叔坐在托利党87委员会的位置上，他自己在诺福克郡有一处破败的房产，那儿的佃农都喊他“威廉先生”。他是英国势力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上的一股线，我们本以为自己是网的核心。他用这网把我们给逮住了。
至于我本人当时的经历——因为这事，我直到现在还算小有名气——比尔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圆场其他人的耳朵里刚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