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242。
〔114〕徐贞明《潞水客谈》页7。
〔115〕项梦原《冬官记事》页5。
〔116〕《武宗实录》页1005。
〔117〕《世宗实录》页8887。
〔118〕张居正《书牍》3/15。
〔119〕《熹宗实录》页2316；刘宗周《刘子全书》415/5。
〔120〕《宪宗实录》页2064。
〔121〕《宪宗实录》页4550；孙承泽《梦余录》39/86。也参见《宪宗实录》页2301、2310。
〔122〕同上，页4406。
〔123〕同上，页3658。
〔124〕孙承泽《梦余录》35/31；《皇明经世文编》325/18。
〔125〕《武宗实录》页0937。
〔126〕《神宗实录》页1818、2896—2897。
〔127〕《武宗实录》页1241。
〔128〕《神宗实录》页0307。
〔129〕《武宗实录》页1241。
〔130〕这个数目出于《大明会典》26/1-59中未编辑的数据。
〔131〕孙承泽《梦余录》35/9。
〔132〕见《明史》308/3488；《世宗实录》页8848，《神宗实录》2757—2758。
〔133〕《大明会典》176/14。
〔134〕见《大明会典》176/9—14、15—18所录的“在京纳赎诸例图”和“收赎钞图”。
〔135〕《大明会典》179/19—24。
〔136〕《世宗实录》页5799；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页124—127。
〔137〕海瑞《海瑞集》页49。
〔138〕《神宗实录》页4904—4905；Lien-sheng Yang（杨联陞），'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p.20.
〔139〕《大明会典》30/23。
〔140〕《大明会典》179/18。
〔141〕孙承泽《梦余录》35/10。
〔142〕何良俊《四友斋》3/161。
〔143〕《神宗实录》页2127—2128。
〔144〕海瑞《海瑞集》页259、276；何良俊《四友斋》1/3。
〔145〕《明史》81/851；《大明会典》31/14；《神宗实录》页1129—1131、1132、2944；《皇明经世文编》325/22—23；孙承泽《梦余录》38/1—16；项梦原《冬官纪事》35；彭信威《货币史》页444—446。
〔146〕《大明会典》31/14；《神宗实录》页1129—1131、2944。《实录》中所记每两白银兑换铜钱1000文的比率似乎是不可能的。彭信威认为铸造过两文铜钱，实际上比率是500:1；见该书页444—446。
〔147〕项梦原《冬官记事》页3。
〔148〕《淮安府志》（1627）12/24。
〔149〕孙承泽《梦余录》38/8。
〔150〕《西园见闻录》92/20。
〔151〕《大明会典》152/18。对于细节可参见谷光隆《明代の桩朋银について》页165—196。
〔152〕《宪宗实录》页3046；《大明会典》152/23。
〔153〕《宪宗实录》页1282—1283。
〔154〕《武宗实录》页0470—0471。
〔155〕《世宗实录》页2337；杨时乔《马政记》8/3。
〔156〕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8—9。
〔157〕《穆宗实录》页0716—0717。
〔158〕《神宗实录》页5241。
〔159〕《西园闻见录》40/9；《皇明经世文编》406/1—5。
〔160〕《明史》82/866；孙承泽《梦余录》35/10；《皇明经世文编》406/5；《武宗实录》2733。
〔161〕1578年的额度是445257两，1579年是450900两。见《大明会典》27/28；《神宗实录》页1871。
〔162〕《大明会典》27/27—29。
〔163〕孙承泽《梦余录》37/15。
〔164〕《世宗实录》页0627—0628。
〔165〕《神宗实录》页3491。
〔166〕《世宗实录》页7733。
〔167〕《神宗实录》页1871—1872。
〔168〕《大明会典》189/10；何士晋《厂库须知》2/22—23。
〔169〕《大明会典》206/4—5；席书、朱家相《漕船志》4/1—15、6/16、41、7/15。
〔170〕《大明会典》208/18—19；《天下郡国利病书》8/70。
〔171〕《神宗实录》页3556、3628。
〔172〕《世宗实录》页3893；《神宗实录》页5383；孙承泽《梦余录》35/43。1609年的收入大约是1500000两，见何士晋《厂库须知》2/21。
〔173〕《神宗实录》页3652、5916。页5916中记载了1597年的收入大约是400000两。
〔174〕孙承泽《梦余录》53/8—9，根据朱国桢的记述，1614年收入为980000两，见《涌幢小品》2/41。
〔175〕《世宗实录》页4835、4957。
〔176〕《宪宗实录》页4917；也可参见《大明会典》157/1—12。
〔177〕《神宗实录》页1408、1448、1494、1558、1559、1581、1706。
〔178〕《神宗实录》页5992；也可参见页3473、5274。
〔179〕陈诗启记述了万历时期的折纳情况，见《官手工业的研究》。
〔180〕早期的征收见《英宗实录》页0060；《宪宗实录》页4393。
〔181〕厨役的数目见《宣宗实录》页0149；《孝宗实录》页0624；《大明会典》194/4。1574年光禄寺消费了160000斤食盐，这意味着厨房每天可以供应15000人，见《神宗实录》页0654。
〔182〕《世宗实录》7863—7864；《穆宗实录》页0148—0150；《神宗实录》页0593—0594、3632。
〔183〕Rossabi, 'Tea and Horse Trade', p.163.
〔184〕早期制度见《太祖实录》页1300—1301；《明史》80/843—844；《大明会典》37/3—5。
〔185〕《天下郡国利病书》19/17—18、35—37《该书原编19册页36记载“五司岁计一万二千余匹”。译者）。
〔186〕《大明会典》37/1；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p..46.
〔187〕《宣宗实录》页0249。
〔188〕《英宗实录》页0189；《大明会典》37/8。
〔189〕《大明会典》37/13。
〔190〕许多茶园不纳税，每年私贩的茶叶甚至达到一百万斤，见《皇明经世文编》115/1—10、12—13。
〔191〕《明史》80/845；《大明会典》37/8；《孝宗实录》页0846。
〔192〕《皇明经世文编》115/16—17。
〔193〕《明史》80/845；《天下郡国利病书》18/98。
〔194〕《大明会典》37/16；《天下郡国利病书》18/98；《皇明经世文编》386/12。
〔195〕《皇明经世文编》386/7。
〔196〕《武宗实录》页0683—0684。
〔197〕《大明会典》37/7；《皇明经世文编》115/12—13。
〔198〕《皇明经世文编》115/16—17。
〔199〕《明史》80/845；《世宗实录》页3968。
〔200〕《皇明经世文编》386/16。
〔201〕《天下郡国利病书》19/36。
〔202〕Rossabi, 'Tea and Horse Trade', pp.159—163.
〔203〕《神宗实录》页3773。
〔204〕俺答汗的要求见《神宗实录》页1459—1460。对于税收的减少可见《神宗实录》2943、3405。
〔205〕《神宗实录》页5207。
〔206〕《明史》80/846。
〔207〕《皇明经世文编》385/7、9—10、19—20；《天下郡国利病书》18/86。
〔208〕《神宗实录》3699、4407；杨时乔《马政记》8/4。又见侯仁之《马市考》，该文的英释文在Sun and de Franci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pp.309—332；王士琦《三云筹俎考》2/17。
〔209〕《神宗实录》页5085。
〔210〕《明史》80/846；《大明会典》383/2—3。
〔211〕《天下郡国利病书》19/104-105；《皇明经世文编》383/2—3。
〔212〕《大明会典》37/3。
〔213〕孙承泽《梦余录》35/54。
〔214〕这一饷银在16世纪是很普遍的事情。后来各条的日期分别是1585、1587、1589和1598年：王一鸮《奏议》1/18；《神宗实录》页3401、4079、5941。
〔215〕帝国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曾在文中揭示过这种情况，见倪元璐《全集》“奏疏”6/2；倪会鼎《年谱》4/17、27。
〔216〕Ping-ti Ho（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p.23, 277.
〔217〕《神宗实录》页8200—8201。
〔218〕《穆宗实录》页0746。
〔219〕《熹宗实录》页0609。
[1]这里的甘肃为北边军镇之一，不要与现在的甘肃省混淆。同样，山西镇也与现在的山西省并不一致。
第七章财政管理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对唐朝财政管理的研究中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管理机构仍是相当原始和简单的，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财政机构职能的不断专门化。在第三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制度专门化在新的专门化了的权威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常规组织之间引起紧张状态〔1〕。相比较而言，16世纪的财政管理一点也没有显示出这样明显的分期。总体看来，明代行政管理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产生类似的制度变化。
为方便起见，将这一百年间的财政管理作如下分期：
第一时期：1501—1521年。这一时期北京完全不存在有力的领导力量，这是15世纪晚期普遍状况的延续。
第二时期：1521—1541年。财政事务刚刚有一定起色，但接踵而来是更进一步的恶化。嘉靖皇帝的即位似乎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位来自皇室旁支的新皇帝与京城里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一点联系。他释放宫中的多余人员，加强了对宦官的管理，遏制了贵族庄田的增长。然而，皇帝没有推行任何真正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