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4.98
8.00
永明
1.78
19.54
江华
3.57
4.97
总计
69.67
60.37
因为有几项收入本应该与田赋相结合，但实际上却是以其他的名义征收，因而有时会采取相反的办法。“荡价”的字面意思是“湿地的支付（marsh-land payment）”，即是其中之一。在王朝早期阶段，将沿海地区的土地集体分给灶户，称之做“草场荡地”，这些保留地为制盐生产提供燃料。到15世纪早期，一些灶户已经离开海边，并将这些草地和相邻的土地开垦为稻田，而它们仍然能享受税收优免。这些土地逐渐地变得肥沃起来，以至于官府最终决定向其征收田赋，而不是要求纳盐。但由于每个县的田赋额和每个盐场的收入已经固定下来，这项专门的收入就没有并入正赋，而是交给了盐务管理部门，以弥补盐课的不足〔210〕。例如，1566年，南直隶的上海县，其账目上明列向盐务管理部门补纳盐课银4647两〔211〕。对这部分田主的徭役估算，是一个长期的管理性问题〔212〕。作为食盐生产者，他们享有徭役优免，但作为真正的田主，他们必须承担此项税收负担。这些复杂性也同样影响了财产转移的登记和税率的调整。在浙江和南直隶明显地发现，“荡价”对于田赋而言，是一个变量。其他的变量还包括马差（第三章第二节）、官米和芦课（第六章第二节）。
注 释
〔1〕《顺德县志》3/1。
〔2〕《明史》45/507；《顺德县志》3/6—8。
〔3〕同上，3/9。
〔4〕《顺德县志》3/15。
〔5〕《明史》223/2574；张萱《西园闻见录》32/9；焦竑《献征录》59/95；《世宗实录》页8181—8182；《顺德县志》3/23—24。
〔6〕同上，3/24。
〔7〕同上，3/26—27。
〔8〕同上，3/19—21。
〔9〕同上，3/31—32。
〔10〕同上，3/30—31。
〔11〕同上，3/21。
〔12〕同上，3/15。
〔13〕同上，3/19。
〔14〕周玄暐《泾林续纪》47。周也发现，此地区的粮价可能是最低的。
〔15〕《天下郡国利病书》6/65。
〔16〕张其昀等《清史》Ⅱ，页1464。
〔17〕何良俊《四友斋》3/179。
〔18〕同上，3/190。
〔19〕《西园闻见录》32/24。
〔20〕傅衣凌《农村社会》，发生于清初的例子也包括在其中。
〔21〕韦庆远《黄册制度》，清册供单图见该书附图二（计四幅）。
〔22〕《徽州府志》7/19-45；《会稽志》5/8—9。
〔23〕《顺德县志》3/27。
〔24〕最坏时，每个月有12个纳税截止日期，尽管不是所有的截止日期都适用于所有的纳税人。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3/167、173。
〔25〕常熟县在1462年取消了官田和民田区别，杭州府是在1572年，参见《常熟县志》2/33；《杭州府志》29/19。
〔26〕《安化县志》2/8；《金华府志》6/29；《漳州府志》27/15。
〔27〕《顺德县志》3/9。县志显示出该地区是效仿江西的先例。
〔28〕《江西赋役全书》，“省总”，1—2。
〔29〕《顺德县志》3/15。
〔30〕《上海县志》3/12。
〔31〕这个估计以在县志中未经编辑的数字为基础。很明显，在45213石税额中，只有9780石纳本色实物。见《会稽志》5/1—6。
〔32〕我计算出在全部的57213石税额中，只有2780石由实物支付。见《临汾县志》4/2—5。
〔33〕也就是说，一个官员不允许在自己的家乡任职。除了少数情况外，也不许官员任职于本省。在云南和甘肃的有一些特例，见《大明会典》5/14—15；又见Parsons, 'The Ming Bureaucracy: Aspects of Background forces', pp.175—213.
〔34〕《日知录集释》3/85。
〔35〕《会稽志》5/13—18。
〔36〕《会稽志》5/17—18。
〔37〕《神宗实录》页2953—2954；《西园闻见录》32/27；张居正《张江陵书牍》4/1。
〔38〕《汶上县志》4/4。
〔39〕地方官缺乏进取心，受到了顾炎武的批判，他认为这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的后果。顾的文章已由de Bary在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中进行了翻译并作出了概括性说明，见该书Ⅱ，页611—612。
〔40〕《明史》78/825；《西园闻见录》33/7。
〔41〕清水泰次《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页460—462。
〔42〕《日知录集释》4/53—56；《上海县志》3/1。强行购买似乎开始于1263年。
〔43〕《明史》71/818、78/824；《日知录集释》8/53。
〔44〕《常熟县志》2/31。
〔45〕《天下郡国利病书》6/74、7/4、8/32。《日知录集释》4/53。参见周良霄《苏松地区》页65—66。
〔46〕《日知录集释》4/53；和田清《食货志译注》页187。
〔47〕《日知录集释》4/53。
〔48〕《天下郡国利病书》6/13。
〔49〕《日知录集释》4/53。
〔50〕《大明会典》27/25—26、28。
〔51〕《大明会典》27/61—62；《天下郡国利病书》12/13。
〔52〕《大明会典》40/40—44；《天下郡国利病书》6/47。
〔53〕《大明会典》26/13—15；《天下郡国利病书》6/47。
〔54〕当地粮价估计为每石米0.6两白银。其他的参考资料有：《天下郡国利病书》6/12、41、67—9、83—4，7/32—3，12/95；《明臣奏议》34/656；《皇明经世文编》438/18—9。西嶋定生《棉业市场》页274。
〔55〕《姑苏志》15/6。
〔56〕《明史》153/1863—1864；焦兹《献征录》60/5—10；《天下郡国利病书》6/41、69，7/53；《上海县志》3/5—6；（《常熟县志》3/50；）《昆山县志》2/21—2。
〔57〕《英宗实录》页2349—2350、2727、4220、4453、4478。参见陆容《菽园杂记》5/54。
〔58〕《上海县志》3/18。
〔59〕《吴县志》8/1、3。
〔60〕《皇明经世文编》438/18—19。《天下郡国利病书》6/50、79，12/13。《西园闻见录》32/18。
〔61〕《仁宗实录》页0194。这一比率的依据《太宗实录》的记载计算出来。见该书页2182、2245、2301、2364、2421。错误已经以《校勘志》为基础进行了修正。
〔62〕《大明会典》151/6—13。
〔63〕《宪宗实录》页0655；《孝宗实录》页1498。杨时乔《马政记》8/2。
〔64〕《明史》92/968；《大明会典》152/7；孙承泽《梦余录》53/1—3；陆容《菽园杂记》4/41。
〔65〕《孝宗实录》页0092；孙承泽《梦余录》53/5。
〔66〕杨时乔《马政记》8/1；孙承泽《梦余录》53/5。
〔67〕《大明会典》152/4。
〔68〕《大明会典》152/4—5；孙承泽《梦余录》53/4。
〔69〕陆容《菽园杂记》4/41。
〔70〕《宪宗实录》页1070。
〔71〕沈榜《宛署杂记》页44、68。
〔72〕《明史》92/970；杨时乔《马政记》8/4；孙承泽《梦余录》53/4。
〔73〕《大明会典》152/6—7；沈榜《宛署杂记》页71。
〔74〕《大明会典》150/15—18；沈榜《宛署杂记》页68—71；《香河县志》5/2；《固安县志》3/15。
〔75〕见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16—90、91—115。
〔76〕《大明会典》17/16—17；《天下郡国利病书》1/61；《太祖实录》页3532。
〔77〕《明史》157/1904；《英宗实录》页5488—9。
〔78〕《明史》77/821。
〔79〕《英宗实录》页1876—1877。
〔80〕这些事例见于《英宗实录》页1518，《宪宗实录》页0402、1065、3561、3678、3708；《孝宗实录》页0629、3924。
〔81〕《天下郡国利病书》1/61；《武宗实录》页1531。
〔82〕《孝宗实录》页0629。
〔83〕《明史》300/3366—3367；《世宗实录》页2369—2370。然而，似乎嘉靖本人也不喜欢张延龄。
〔84〕这些规章见于《大明会典》17/25—26。对于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报道，见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页87—90。
〔85〕《香河县志》4/2、13。
〔86〕《东昌府志》11/4、6、8、10、13、15、17、19、26、31、33。又见《武宗实录》页0468；《神宗实录》页4557。
〔87〕《天下郡国利病书》13/51。
〔88〕《日知录集释》3/63—6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3/71。
〔89〕《河南通志》12/6。
〔9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5/164—165。
〔91〕海瑞《海瑞集》页73。
〔92〕《永州府志》9/3。
〔93〕《杭州府志》7/35；29/9—10；31/17。
〔94〕《漳州府志》5/51—53；《天下郡国利病书》16/69、86—88、90—93；《神宗实录》页5269—5270。
〔95〕《英宗实录》页6032。
〔96〕由山根幸夫引用，见《徭役制度》页66。
〔97〕《宪宗实录》页0650。
〔98〕山根幸夫《徭役制度》页105；Friese, Dienstleistungs-System, p.97.
〔99〕《英宗实录》页2425、4202、2975、6031—6032。
〔100〕《大明会典》20/11。
〔101〕民壮的起源，见梁方仲《明代的民兵》页221。参见《明史》91/959。民兵不应与地方均徭之一的弓兵之类相混。
〔102〕《孝宗实录》页1702。
〔103〕《徽州府志》8/4。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