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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仲《国际贸易》页278—279、281—282。
〔105〕《孝宗实录》0795；苏同炳《驿递制度》页277。
〔106〕《武宗实录》页0700。
〔107〕《漳州府志》5/38。
〔108〕苏同炳《驿递制度》页287；山根幸夫《徭役制度》页169。
〔109〕《杭州府志》31/15。
〔110〕苏同炳《驿递制度》页320。
〔111〕梁方仲《明代的民兵》页227。
〔112〕《天下郡国利病书》9/48；梁方仲《明代的民兵》页227。
〔113〕《汶上县志》15/170。
〔114〕《天下郡国利病书》16/59。
〔115〕冯琦《冯宗伯集》51/34；孙承泽《梦余录》35/21。
〔116〕1522年，八种私派，每一项都以固定的比率加征漕粮；他们由运粮军官使用。见《世宗实录》页0440—0441。这些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
〔117〕梁方仲《一条鞭法》页7。
〔118〕《上海县志》4/32。
〔119〕《顺德县志》3/24；《西园闻见录》32/9。
〔120〕《明史》78/826。在王毓铨所译的梁方仲的《一条鞭法》第42页，译者所加的注5有误。此文中官银与盐课没有任何关系。
〔121〕梁方仲《一条鞭法》页56—60。
〔122〕诸如王恕、庞尚鹏。见《皇明经世文编》357/6—7；《吴江县志》10/11—2；《吴县志》7/7—8。
〔123〕参见梁方仲《一条鞭法》页6。注意梁方仲的解释是力差多输于近地，银差则多输于远地。当然，16世纪有一些与此种解释不相符的例子。见《天下郡国利病书》6/18；海瑞《海瑞集》页249。
〔124〕见梁方仲, 'The "Ten-Parts" Tax System of Ming'（《明代十段锦法》）, p.6。载于Sun and de Francis, Chinese Social History, pp.271—280；也见《天下郡国利病书》7/9—17；《大明会典》20/14；《徽州府志》8/42—43；《杭州府志》31/4。
〔125〕和田清《食货志》页217。他是依据《世宗实录》页2971的记载。这个术语在没有精确定义的情况下，使用了很多次。粟林宣夫认为，一条鞭法到1560年时才较为完备，见《一条鞭法の形成》页115—130。
〔126〕《西园闻见录》32/27。在此所作的说明做了轻微调整。
〔127〕梁方仲《一条鞭法》页1。
〔128〕J.K.Fairbank（费正清）, in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与Edwin O. Reischauer合著（波士顿1958年），页340。
〔129〕沈榜《宛署杂记》页49—50。
〔130〕见Feuerwerker的文章：‘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07—108。
〔131〕倪会鼎《年谱》4/8。
〔132〕海瑞《海瑞集》页269：《杭州府志》31/14。
〔133〕《会稽志》7/5。
〔134〕官方标准见于《顺德县志》3/27，《天下郡国利病书》27/53。也参见《大明会典》20/15。
〔135〕《徽州府志》8/38。
〔136〕《天下郡国利病书》22/53。
〔137〕1579年，此法在杭州府实行，见《杭州府志》31、14。
〔138〕《中牟县志》2/15、17—18。
〔139〕《香河县志》4/2—3、19—22。
〔140〕《天下郡国利病书》15/175—176；山根幸夫《役法の特质》页221—250。
〔141〕最强烈的反对者是葛守礼，他于1567年任了六个月的户部尚书，参见葛守礼《葛端肃公集》2/10；3/19；14/15；15/11；15/18；《家训》27。参见片冈芝子《土地所有》页148—149。
〔142〕《穆宗实录》页1200—1201；《神宗实录》页1095、1100、1112、1245、1338、4124。
〔143〕《潞城县志》3/46；《香河县志》4/2；《怀柔县志》2/6；《天下郡国利病书》15/175—176。
〔144〕许多地区的役是永久固定的，而其他项目可以短期调整。理论上，前者不能与后者相混淆，后者也不能自相混淆。见梁方仲《一条鞭法》页32。
〔145〕《会稽志》7/12—13。梁方仲在《一条鞭法》中提到这一由帖，见该书页60—61。
〔146〕《神宗实录》页3755。
〔147〕《明史》78/828。
〔148〕《天下郡国利病书》6/61。
〔149〕《神宗实录》页4214。
〔150〕优免则例可见于《大明会典》20/1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7/20—21；海瑞《海瑞集》页141—142。
〔151〕《西园闻见录》32/21。
〔152〕《天下郡国利病书》7/20。
〔153〕《沂州志》3/2。
〔154〕《上海县志》3/25。
〔155〕此县有12084个灶丁享有一定形式的徭役优免，见《上海县志》4/8。灶丁也受此规定的影响，见《大明会典》20/18。
〔156〕《上海县志》3/24—26。
〔157〕地方志偶尔提到“实征册”。见《杭州府志》28/6；《上海县志》3/25—26。
〔158〕《上海县志》3/24—25。
〔159〕Ping-ti Ho（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29.
〔160〕《吴江县志》10/11—12；《皇明经世文编》397/13。
〔161〕葛守礼《葛端肃公集·家训下》27。
〔162〕《漳州府志》5/19—50；《天下郡国利病书》26/85。
〔163〕《天下郡国利病书》23/27；《会稽志》3/1—11；《顺德县志》3/1—27；《遂安县志》1/48—65。《徽州赋役全书》，“歙县”1—3，“休宁”1—10。
〔164〕《天下郡国利病书》26/63。
〔165〕同上，26/88。
〔166〕王士性对此变量的范围做了评论，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3/62—63中引述了该评论。
〔167〕《杭州府志》29/1、31/70。
〔168〕《永州府志》9/22。
〔169〕《岳州府志》各处。
〔170〕《永州府志》9/11。
〔171〕《江西赋税全书》“省总”，1—55。
〔172〕《彭泽县志》3/10、11、12。
〔173〕例如，为了一些宫廷礼仪活动，宛平县被要求提供1000名女轿夫，见沈榜《宛署杂记》页125。
〔174〕《沂州志》3/1—32；《香河县志》4/1—3。
〔175〕这些数据见于《汾州府志》5/3—46。
〔176〕引自人民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页170。
〔177〕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p.24.
〔178〕《汶上县志》4/14。
〔179〕《沂州志》3/25。
〔180〕《天下郡国利病书》15/180—2；Ping-ti Ho（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p.31.
〔181〕《怀柔县志》2/6。
〔182〕何瑭的言论见于《天下郡国利病书》13/112。
〔183〕《皇明经世文编》278/8、11。
〔184〕丁钱按每人0.019两白银的比例征收，60834个丁仅有1155.84两白银。见《上海县志》3/24—25。
〔185〕《会稽志》6/3。
〔186〕《漳州府志》5/51；《天下郡国利病书》26/51。
〔187〕“提编”见《明史》78/826。它也在河南、山东和北直隶征收，见《世宗实录》页7574、7859—7860、8703。
〔188〕何良俊《四友斋》3/167、173。
〔189〕《漳州府志》27/28—29。
〔190〕《明史》78/823；《太祖实录》页0231、0541；清水泰次《社会经济史》页53。
〔191〕《大明会典》17/41。
〔192〕《遂安县志》1/49—54。
〔193〕《杭州府志》30/17。
〔194〕《汶上县志》2/4。
〔195〕《中牟县志》2/16。
〔196〕《徽州府志》7/63—64。
〔197〕《徽州府志》7/55。
〔198〕《大明会典》25/3。
〔199〕按照《太祖实录》页1067的记载，这项征收始于1370年。各地额度见《大明会典》25/34—38。
〔200〕通常每束草折成0.3两白银。在中国南方，一石米有时可以卖到这个价钱。见前注14。
〔201〕梁方仲《两税税目》页57—61。
〔202〕《大明会典》107/3—15；《徽州府志》8/11。
〔203〕《大明会典》289/10。
〔204〕《明史》81/899；《太祖实录》页0589—0590。
〔205〕顺德县是每人0.018两白银。而淮安则是每人0.0028两，见《顺德县志》3/18—19；《淮安府志》（1627年）12/16—17。
〔206〕《顺德县志》3/18—19。
〔207〕《东昌府志》11/5。
〔208〕王志瑞《宋元经济史》页141。
〔209〕《永州府志》9/11。
〔210〕《明史》153/1864；朱廷立《盐政志》7/69；《天下郡国利病书》6/120。
〔211〕《上海县志》4/19。
〔212〕《皇明经世文编》357/1—6。
[1]依《明史》卷92：“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译者注
[2]该府部分正赋仍由实物支付，在此是按每石粮食0.5两白银折算，这是漳州府一般折算率。
[3]这只是一个总的估计。通常田赋在征收程序中有不同的交纳形式，一些折银，一些由实物支付。加耗及折纳比率因交纳方式的不同而有差异。
第四章田赋（二）税收管理
明代的税收制度一经确立，就僵化不变，矛盾重重，极大地阻碍了这一体系的运作。上一章已经对此进行了说明。尽管16世纪晚期田赋征收的基础较为广泛，但明初所确立的事无巨细的税收评定做法却一直还起作用。附加的各种零散的税额使得税率十分复杂。在估算每一个纳税人的负担时，每一项国家的支出都必须单独进行考虑。这种方案即使在现代社会，充分利用计算机来辅助计算，都很难施行。而在明代，这些事情让地方政府疲于奔命。
而且，即使不可能保持理论上的绝对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