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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成立之初，由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年限过短，学生所学有限，有幸能够进入陆大深造者，一般说来，在军事知识和技能方面，均能有相当大的增进。如出身黄埔三期、陆大九期的陈素农，对于陆大教育即曾有以下的回忆：
我们在黄埔三期受训期间，因急于参加战事，仅有一年，而前半年入伍间，曾参加东征及讨杨、刘各战役，在校部入伍时，亦多担任警戒任务，所以真正受训时间并不多。幸入伍期满，进入学生时期，总队长严立三，亲自讲解指导，对军事一般知识，稍具门径。实际说，我的军事学识，全得力陆大三年的完整教育。[9]
出身黄埔五期、陆大十期的郭汝瑰，则特别指出陆大教育的价值：
他们所学的收集情报、判断情况、调制情况图、现地侦察、在图上定下决心进行指挥这一套参谋业务（这以前，在中国军队中简直是凤毛麟角），使各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心中有数的多。这不但对抗日作战有利，也因此取得各军、师之间的信任。[10]
军界人士认为，陆大教育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11]
虽然如此，陆大教育也存在着以下几项缺点：
（1）陆大教育欠缺一贯的计划，学员的召集，既没有一定的员额，也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自清末创校至抗战结束时，所造就的人才仅有2 100员。[12]
（2）抗战时期，陆大外籍教官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但是本国教官的素质，仍然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其原因在于无法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人才前来任教，久任的教官多为军中无发展前景者。
（3）课程多达七十余种，博而不精；内容偏重外国材料，未能“本土化”；过分注重理论，而忽略实作；和基础教育课程不相联系，难期一贯。[13]
（4）经费有限，设备不全，尚不及国防研究院及中央军校充足。由于以上几项因素，导致陆大学员的素质较先进国家低落甚多。
尤其是自抗战爆发后，中央军校学生的程度逐渐降低，和陆大教育无法衔接，导致陆大学员的素质每况愈下。[14]兼任陆大校长的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陆大学员的演讲中指出：
现在本校一般学员的精神和学问，已经一期比一期进步，但是还觉不够！尤其是比起外国一般陆大学生来，我们更是惭愧！现在本校一般毕业学生，最多懂得一点战略、战术，或是几个段落的战史，毕业以后，只能作几个命令、计划，这种学生，实际上还不够作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陆大毕业学生！……我们名为陆军大学的学生，实际上比起人家来真是差得太远，无论精神、道德、学问、技能都赶不上人家！[15]
（二）部队参谋教育
部队参谋教育，可以分为陆大参谋补习班和参谋特训班的召集教育，以及各部队依部定参谋教育大纲，所办的自行训练两种。
1. 召集参谋训练
1935年于陆大内设参谋补习班，召集现任参谋人员，施以短期训练，1939年将该班分设桂林及西安两地。又为充实国军低级参谋人才，更设立参谋特训班，抽调由军官学校毕业而见习期满的优秀军官，施以训练。抗战胜利后，始先后结束。[16]
参谋补习班和参谋特训班的时间均过短，教育的内容不尽符合需要；调训期间，影响参谋业务；参谋特训班所召集的优秀军校毕业生，由于缺乏队职经历，不受部队欢迎，以致受训完毕，无参谋可当。[17]凡此种种，均为其缺点。不过由于召集人数较多，弥补了参谋人才的不足，亦有其功能存在。
2. 部队自行训练
1935年参谋本部公布《军队参谋教育大纲及计划》，通令各部队定期分批实施参谋教育，教育的课目包括战史、现地战术、图上战术、兵棋、参谋业务、兵要地理、审判勤务、动员研究、谍报勤务、剑术、马术、测图、外国语、新兵器研究。[18]1939年令各军办幕僚班。至1943年，为简化易行起见，复订幕僚常年教育办法，于各战区设参谋研究班，每期三个月；于各集团军设参谋短期训练班，每期一个月；于各军设幕僚班，不重形式。[19]
二 参谋出身背景与素质的分析
参谋业务至为重要，在平时即为筹划国防、指导建军（或训练），在战时则辅佐统帅及各级指挥官指挥作战、办理攸关作战的一切业务。因此，担任此种业务的人员，当以较一般军官素质优秀者为主。以下爰将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分为高级和中、下级两类，分别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加以分析。
（一）高级参谋
高级参谋的分布广泛，此处仅以军、师参谋长作为分析对象。
表4-2 军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2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委员长行营第一处统计室编《全国海陆空军舰团队长以上主管概况表》，未注出版地点，1935；《二十八年度各军师参谋长考成比较表》，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69/109，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毛笔原作），图2，1944年，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表4-2显示，军参谋长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15.7％，至1944年时已增至69.9％。出身保定军校者所占的比例，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25.7％，至抗战结束前，仅占7.1％。至于出身中央军校者，则仅有小幅增长。
1945年5月，一份军令部所制军、师参谋长候选名册，其中收录军参谋长候选人77员，均为陆大毕业，[20]显示至此时陆大学历已成为担任军参谋长的必备条件。
表4-3 师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35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同表4-2。
表4-3显示，师参谋长出身中央军校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6.8％，至1944年时增至28.7％。出身保定军校者，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35.6％，至1944年时仅占3.4％。至于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则有不规则的变化，1935年时为19.8％，1939年骤增为48.0％，1944年又降为32.4％，其变化原因仍有待分析。
1945年5月，军令部编制了一份军、师参谋长的候选名册，收录有师参谋长候选人95员，其中60人（63.2％）出身中央军校，18人（19.1％）出身陆大，[21]显示至抗战结束前，师参谋长仍是以出身中央军校者为主。
如前所述，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由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年限过短，学生所学有限，能够进入陆大深造者，一般说来，在军事知识的技能方面，均能有相当大的增进。不过，陆大教育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22]
一般说来，各军的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师参谋长多为中央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而且随着出身陆大者的减少，有日益低落的现象。[23]
虽然陆大毕业的参谋人才，能力一般较高，但是杰出的参谋人才也并非均出身陆大，抗战前的蒋方震和杨杰即不是出身陆大；抗战时期被誉为“标准参谋长”的郭寄峤，也不是陆大的毕业生。郭为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原在东北军；东北军改组后，转入唐生智部；唐失败后，至卫立煌部，[24]以参谋能力卓越，不次擢升。抗战期间，历任第一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战区副长官部兼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等职。历年转战各地，战绩卓著。其最著者，如1939年忻口之役，歼灭坂垣征四郎大部，使华北军事得以从容部署；1938年至1940年，扼守中条山、太行山，阻敌强渡黄河打通平汉路企图；1944年，豫西、陕东诸役，也有非凡的表现。[25]当郭担任第一战区并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期，卫立煌另兼指挥冀察战区，并负支援苏鲁战区后方补给运输之责，战区广达十省，故郭每日需阅读及处理来电五六百件或以上，至于一般公文处理，则不计其数，其忙碌情形，可以想见。每日工作时间，通常均在二十小时以上，全赖中央分发至战区经选拔几位军校毕业同学在旁日夜协助。郭在每次战役中，可以长时间不睡；工作紧张时，也可以两三方面同时使用眼、耳、口、手答对，或批公文，或口述命令。[26]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标准参谋长”的地位，绝非幸致。
（二）中、下级参谋
依据1935年参谋本部制定的《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各级参谋需经参谋本部审核遴选，合于下列资格之一者始得任用：
1. 曾在国内外陆、海军大学校毕业者。
2. 曾在国内外陆、海、空军各专门学校毕业，及在国内外陆、海军军官学校、航空学校毕业，并任军职三年以上者。
3. 与军官学校相当之其他军事学校修业在一年半以上，毕业后曾任军职三年以上，有参谋能力者。[27]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担任参谋职务者，应以陆大毕业者为主，但是事实上，由于陆大教育的不发达，致使参谋人员大多出身军官学校或军事专门学校，边疆部队甚至有文学校出身者。其中除有少数优秀者外，一般均与参谋应有的水准相差甚远。[28]
抗战爆发后，下级军官缺乏，遂急造以应部队需要，不仅将军校正式班期缩短年限、减少课目，且增设许多短期训练班，致使军官的素质无形降低，而其中一部分充任中、下级参谋职务，参谋的素质也因此降低。[29]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国军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仍有三分之一强。[30]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委员长蒋介石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31]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出身短期训练班者间亦有之，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32]
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和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军官，至抗战后期有逐渐提高的趋势。如各军事机关、部队的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和特别班者所占的比例，1939年9月时为12.1％，1940年12月时为10.6％，至1944年9月时则升为19.0％。[33]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是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34]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参谋教育发达已久，以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35]兵学素养要高于中国的参谋。
除了参谋教育外，提升参谋素质的另一途径是从做中学习。但是国军的参谋作业也大多十分散漫。1937年3月，黄埔二期出身的刘子清奉调四十四军的政训处长。四十四军为川军刘湘属下的部队，军部驻成都，军长王缵绪。刘上任后，对军部日常运作的情形，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军长管不着部队的事，部队调到哪里去了他也不晓得。刘湘直接要掌握的是旅、团长，次之是师长；至于军长，不过给他一个官位，让他安插一些亦官亦商的亲戚和旧部，按月分领一点民脂民膏罢了。军部的办公，一张长桌，两排椅子，上午十时左右，各处主官去签个到，私人有事就走，无事便坐下来“充壳子”。慢慢从女明星谈到女戏子，再从命相学谈到生意经，以及麻雀牌与鸦片烟；有时也偶然想到国事，谈谈报纸上的消息，以及交换一点内幕新闻。下午多半是八圈麻雀，几场宴会，然后到什么太太那里去玩玩（成都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