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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每自称略有地位的某太太，以示伊之身份高贵而非娼也）。上午办公，军长多到场，且高踞主席座位，因此我每日上午都去参加，后来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也就少去了。军部那些人，不是一袭长衫，便是一套西装，少见有穿军服的。年龄大一点的，还手拿一枝长一尺以上的旱烟斗。即使参加总理纪念周，不但服装也是如此，而那根旱烟斗，也还是爱不释手，并且行礼如仪过后，到讲解遗教或工作报告时，他们也就继续抽他那未完的半节叶子烟了。他们这种生活与习惯，简直使我无法适应。[36]
以上所述，只是战前地方部队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国军部队的风纪较为严明，不过敬业精神仍然不足。1934年，蒋介石在对高级将领的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由于参谋人员普遍地不能竭忠尽智，因此各级主官应勤于监督，以求命令的贯彻：
带我们中国的军队，就不好和外国的军队来比较。在外国做了一个营长，只要挈住纲领，比较宽闲，不必要自己亲身来做多少事了。由此推上去，做了一个大将自更不必说，只要总持大纲，无须躬亲细务，什么事情，部下替他准备好，只要他作一个最后的决定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事情，有他下面一般参谋和师、旅、团长来计划，部下的人们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按部就班切切实实做好了，所以不必待总司令再来费心说话。例如明天作战，他手下的参谋人员，今天早已将作战的计划和命令拟好了，当统帅的人，只要将地图拿出来看一下，决定采行哪一个计划就得了，无须乎再多说话。我们中国军队就不然，做部下的人，没有几个真能“竭忠尽智”实实在在替长官来计划好的。并且上面计划好的事情和发下去的命令，一般部下还不能切实照着来做。所以全靠我们当将领的人，能够勤劳监督，实事求是。[37]
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事的要求，参谋业务自然也有所改善，不过改善的程度似乎极为有限。1942年，军令部派员视察各单位参谋业务后所作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级参谋人员对委员长、总长、部长、次长的各种训示，以及军令部所颁发的各种法令、教令，少数尚能遵照奉行，大多数虽能阅读记忆，但少研究体会，虽能遵照奉行，但是奉行的程度不能彻底，更不能作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甚至有若干单位，尚不知其重要性者。这份报告并且对各种不同训词和法令遵行的情形，分别作了以下的检讨：
1. 各级长官的训词：各级参谋能认真加以研究，并力求遵行者，仅占十之一二，能阅读了解者，约十之三四，其余率多敷衍了事，尤以低级参谋人员为最甚。
2. 军令部颁发各种命令、法令：除兵站机关外，各部队均较为熟悉。
3. 作战教令及作战丛书：各参谋能悉以研究而遵行者，实属甚少。[38]
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也曾指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并且认为这是国军最大的毛病。针对这些批评，蒋介石并未反驳，反而认为应该切实接受并积极反省与改革。[39]不过成效如何，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国军的高级参谋和中、下级参谋，不论在学识和技能上，均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参谋相比。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对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作了以下的比较：
大家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40]
战时国军的一位师长在比较中、美两国参谋业务时也曾指出，中美两国典范令所示参谋责任，大致相同，[41]不过国军参谋在自动尽职和积极负责两方面，和美军相较，犹有逊色。
三 参谋人事管理
（一）员额
先进国家的参谋人员，由于资格限制甚严，地位也极为崇高，因此无论机关、部队，参谋人员的设置均有一定的标准，和全盘人事也有完整的计划。清末以来设置参谋，既缺乏确实的统计，也没有全盘的计划，无论机关、部队，任意设置参谋，员额也无限制，[42]加以抗战爆发后，部队扩张迅速，员额更是急剧增加。据1940年底的资料显示，各部队及军事机关的额设参谋人员约6 200余员，[43]但是经军令部核备的实有参谋人员，仅有4 674员，相差之数达四分之一（见表4-4）。
表4-4 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1940）
* 系指1940年11月30日以前业经呈报有案者。
资料来源：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数比较图》，档号769/309，军令部档案。
军令部有鉴于此，一方面按建军及作战上的需要，积极培育参谋人才，一方面将造就的人才，予以严格的统制，分发至各机关、部队服务，[44]不过成效十分有限。至1944年时，上校以上的参谋人员已不虞匮乏，甚至超额；中、下级参谋缺员的情况，反而日形严重（见表4-5）。
表4-5 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1944）
* 系指1944年9月15日以前业经呈报有案者。
资料来源：《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现有员数比较图》（毛笔原件），1944，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3，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由于参谋人才过于缺乏，军令部无法满足各部队的需要，各部队长于是自行以金钱、阶级为手段罗致，报请军令部核委。这些由部队长罗致来的参谋人员，他们的升迁、调补之权，多操于部队长之手，军令部统制困难。另一方面，参谋既为部队长所罗致，于是成为部队长私人的幕僚，多与部队长共去留、同进退，所办业务也多以部队的意旨为意旨，使得参谋业务不能上轨道。
（二）任免
1935年1月参谋本部公布的《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对于参谋的任免，有以下的规定：
第三条：各独立单位长官于每期考绩时，应照第二条所列资格，将所属适任参谋人员密呈（咨）参谋本部核办。
第四条：参谋本部依照全国参谋职缺，分别陆、海、空军及官阶，以若干倍额选定适任各级参谋人员，造具名册呈送军事委员会备查，并于每届定期任职以前，将增删人员具报，每经若干年，则更新上项名册。
第五条：各级参谋之任职，由军令部在前条适任人员内遴选，呈军事委员会核准后，照一般任命程序办理。[45]
除了《参谋任职规则》，与参谋任免有关的法令尚有《储备参谋人才办法》，详细条文如下：
1. 各军师长及独立旅旅长，得于所属少校，上、中尉各级军官中遴选优秀作为储备参谋人员，其员额为各该部参谋处编制员额之三倍，并须就各兵科适当分配之。
2. 遴选之标准如次：（1）中央军校及各兵科学校毕业后服队职半年以上者，或其他正式军校毕业服队职三年以上，学术精良成绩优异者；（2）体格健强克耐繁劳者；（3）思虑周密堪任参谋业务者。
3. 此项人员选出后，应于原任职务许可时，轮流抽调练习参谋业务，并施以参谋教育，其教育情形，应随时呈部备核。
4. 尔后各部参谋人员出缺时，即选择此项人员成绩优异者调充。
5. 各部队应将遴选人员之姓名、年龄、级职、出身兵科及略历等项造册呈部。此后是项人员之人事调动，须随时报部备查。[46]
国军对于参谋人员任免，甚至参谋人才的储备，虽然均有详密的规定，但是也存在着以下的缺点。
1. 军事委员会对于各部队请委参谋人员，系照一般军官佐任职程序办理，上校以上者均颁给委状，中校以下者仅予备案，不另给委。事实上，参谋人员既需统制任用，其学识能力尤需较一般军官优秀，故其任职程序即不应与一般军官相同，以示崇异；而遴选之初，尤需由军令部慎重审核，以收统制的实效。[47]
2. 各部队选用参谋，大多未经报部审核，尤其是各军、师的参谋长，每多由各战区、各部队长任意保荐，而未由军令部依照规定委派。[48]
抗战时期，国军参谋人员的来源，除了晋任以外，尚包括分发、介绍、甄选和自行申请等数种。其中甄选和自行申请二种用人方式，使用甚少，而以分发和介绍为主。由于此时国军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以下拟就分发、学缘、业缘、地缘等主要来源，略作分析如下。
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现以陆大的分发作业情形为例，加以说明。
抗战前，陆大学员入学后，仍留原职原薪，修学期间仍照停年晋级。学员毕业后，依《陆军大学校组织法》的规定，系由校长呈请参谋本部择优任用，或送回原送机关服务。[49]不过事实上学员离开原单位已久，多半调为闲职，尤其是抗战爆发后，部队变动甚大，许多学员在毕业后，已无机关、部队可返。[50]适值战时军中幕僚求过于供，陆大学员既受深造教育，自为各单位首长所重视。因此，在分发前，自委员长侍从室起，至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军政部、各战区长官、各军师长，均纷纷致电陆大，要求分发毕业学员。[51]学员入校时，阶级原仅为中、上尉，如照一般晋升，不过上尉、少校而已，然各战区司令长官，如顾祝同、薛岳、胡宗南等，均指名电调，各集团军总司令也电调若干，均给予上校参谋或科长的职位，甚至提供津贴，约其毕业后前往服务，[52]自为学员所乐于接受。相反的，有些战区（如第六战区）以原阶级调用，学员即均不愿前往；[53]甚至有被分发至军令部的陆大十六期毕业学员及参补班、特别班毕业学员，到职后不久纷纷求去的情事，[54]严重破坏了国军的人事制度。
陆大教育长万耀煌有鉴于此，即自第十七期入学起，将全部学员调为军令部入学附员，薪饷、服装、补给均由军令部发给，不许兼差，毕业后分发也由军令部统一办理。[55]不过似乎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陆大毕业学员于分发后，仍有若干学员计较阶级的高低、待遇的多寡，私下活动，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报到。[56]此事最后引起了委员长蒋介石的重视，下令凡是陆大学员毕业时，不发文凭，待其到分发机关、部队服务满三个月后，由分发机关、部队主管将其所任职务呈报军令部，并请发给文凭，倘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而自行活动者，即不发文凭，并取消其学籍；至于各机关、部队，也不得以较高阶级相罗致，否则一经查出，即将该主管长官予以惩办。[57]经此整顿，陆大学员在校期间接受津贴的情事，已不见再有发生，不过1943年4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仍再三告诫陆大学员毕业后，要遵守政府的分发调度，[58]显示出分发的问题，似乎仍未完全解决。1944年，陆大增设战术教官研究班。194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后的《陆军大学校组织法》，乃规定陆大毕业学员，除了战术研究班的学员，呈请军训部分发任用外，其余均呈由军令部分发任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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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缘：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机会大为增加，[60]军事学校的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帮忙，自是极自然的事。[61]同学之间相互援引提携的现象，在新机关或新部队成立时，尤为显著。如1937年10月，正在陆大十三期肄业的冷欣（黄埔一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陆军第三预备师师长。他事后对于此一部队的筹组经过，曾有以下的追述：
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