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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各省，新兵入伍需先送教导队，受半年严格训练（包括铁杠、木马、劈刀、打拳、刺枪、长跑、过障碍、制式教练、战斗教练等），其间每天户外教练至少六小时，室内上课也有四小时。有了相当基础，方才分发至部队继续训练。出身较好和学、术科成绩优秀者，再选拔送入军士队受训，训毕至各部队任班长。教导队中主持教育，担任教官、队职官者，均为正式军校出身，从各单位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至抗战时期，部队伤亡过大，以后虽有补充，但是训练不足，纵能艰苦作战，战斗力究不如前。[122]此外，由于战时炽盛的逃亡风气和流水似的补充，使得精实的训练无法实施，战力遂因而降低。
（二）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的部队干部教育，可分为巡回教育和干训团（班）教育两类。
1. 巡回教育
自抗战爆发后，对于步兵的干部教育，除了由步兵学校加设短期教育班次，广设召集教育外，曾先后设立以下各类为期半年的巡回教育班：
（1）步兵巡回教育班：1938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各战区或待机部队连、排长，教育地点包括长江南北。
（2）西北巡回教育班：1939年春成立，教育对象为步、骑兵部队，教育地带为甘、宁、青一带。
（3）驻滇巡回教育班：1940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新编制装备的部队，教育地点为滇省。
此外，特种兵也有巡回教育的设施，于督训制度实施后，即行结束。
2. 干训团（班）教育
为提高部队干部素质，1940年春各战区奉令成立干部训练团，每军或师成立干部训练班，将步兵学校召集教育三个月以内的教育班次，及战区部队本身所要设立的教育单位，分别由干训团、班主办，就近召训所属各部队各级军官、军士。各团、班既先后成立，其以步校毕业学员为师资者，不啻广设步校分校，几与步校召集教育无异。
此外，又为借助盟军的教育经验，在滇、桂分设干训团，采用美方新式武器、器材，施行美式战时教育，又曾选拔将级军官，先后约五百员，校、尉级军官千余人，至印度蓝伽美国各种驻印军事学校，研习美军的教育方法。[123]
如前所述，部队干部教育的性质和召集教育类似，故在此不再加以评估。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和训练，计有以下成就：（一）养成大量官兵，供应战场的需要。（二）完成各军、分校教育的标准化；至于教育和训练的中央化，也有若干程度的进展。（三）部分军事学校及训练机构，能在高度艰苦的物质环境下，从事精实的教育与训练，提升战力，创造光荣战绩，实属难能可贵。虽然如此，抗战爆发后，国军基于血的教训，对编制逐渐改善，装备更加充实，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无大错，但是八年抗战中大、小会战的胜利，多属于敌人，间或有属于国军者，而所获战果也总逊于预期，推究其原因，训练不足实为主因。
第二，一个国家军事教育的发达，有其各种的先决条件，例如国民教育的普及、兵役制度的健全、军事学术的发展、后勤补给制度的完善等。但是抗战时期的国军，不但本身尚未“现代化”，就是以上各项条件，竟然也无一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部队的编制、装备均不一致；教育计划多系临时性、枝节性的制订，缺乏全盘的计划；教育训练由于和考核无关联，以致不受重视，学校和部队的人事和经验也无法交流；军事学术不发达，缺乏独立的战术原则，以致向外国学习，仅得皮毛，而无战术思想；后勤补给制度不良，官兵平日忙于杂务，每星期难得有三天的训练时间；士兵文盲普遍，体格孱弱，逃兵风气普遍，无法实施有系统的教育。简单地说，军队此一机构，以及外在的社会，直至抗战时期，均尚未“现代化”，加以战时人力、物力、经费的短绌，因此教育和训练品质的低下，是极其自然的事。即使是当时已“现代化”的日军，战时由于兵力消耗过速，训练也无法按照进度执行。据估计，1945年时，日军中经过充分训练者，尚不到七分之一。[124]
第三，抗战时国军教育训练品质的低下，固然主要是由于物质环境的恶劣，和内、外条件的欠缺，但是主其事者是否即全无责任？他们当时有无其他选择可作？答案应是肯定的。如想脱离恶劣物质环境的困境，当时军界即已有人建议，可将部队裁减一两个师，以其武器、装备、经费，分配各军事学校，使之能达成教育任务，对于作战及建军，必有极大助益。而全国少两三个师，对战局则毫无影响。[125]或是从两三个师中，挑出一个师的精悍士兵，以两三个师的经费，提供一师，并提高官兵的待遇。待遇提高后，可以吸收优秀的人才，减少官兵的流失，于是得以实施长期的训练，以增进其技能。此外由于待遇良好，营养良好，体力也可增强。如此练一师是一师，练一军是一军，战斗力必定坚强。[126]又如当时的共军，在训练上所面临的困难和国军类似，但是共军采取了简化训练内容的策略，特别强调跑步（目的在增强部队的体力和机动性）和实弹射击两个科目，使得战力所受物质环境恶劣的影响得以减小。[127]当时国军的主其事者对此虽然也曾有所努力，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最后，再试将战时陆军的教育训练，和民间的高等教育作一比较。两者在战时同是基于政策的需要，而作大幅度的扩充，但是由于扩张过度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致使教育品质低下。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战争后期，国军鉴于兵员需求降低，乃缩减教育训练机构，不但减少资源浪费，教育品质或许也有所提升。至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却未观察社会上人力资源供需状况，而加以调整，以致毕业生失业情况严重，造成社会问题。
（本章原名《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附录 陆军大学的师资与课程
陆军大学校（以下简称陆大）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培养高级指挥及幕僚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政府继续办理。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接管陆军大学，将其隶属于军令部，招考国军各单位的优秀干部入学。北伐以后陆大的历任校长为蒋介石、杨杰、蒋介石、蒋方震（代）、蒋介石、陈仪（代）等人。北伐前校址设于北京，统一后迁往南京；抗战军兴后，先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最后迁四川重庆。抗战期间的陆大校务，主要是由万耀煌负责。
战时陆大，设有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参谋补习班等班次，并设有兵学研究院培育师资。至抗战胜利时，陆大毕业生在军中虽然仅有二千余人，但是多担任重要职务，军以上参谋长，多曾接受陆大教育，国军部队倚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28]
关于此一重要机构，不论海峡两岸，或是美、日学界，至今均未见有学术性的研究。[129]笔者拟根据“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军档案、陆大师生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及日记，以及其他史料，对陆大于抗战期间的发展史实，作一全面性的探讨，借以弥补此一空白。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正则班的师资和课程两方面。
第四章 国军的参谋人员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因急要声援卢永祥，即在热河、冀东一带向直军发动攻势，9月13日京奉线交通断绝，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分兵六路，前锋进迫热河朝阳，俘虏了直军千人，直奉二次战争开始。吴佩孚奉曹锟电召，于17日至北京，即于国务院四照堂召集会议，会商作战计划。当晚应邀参加的人员，包括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等人。四照堂四面均为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拥拥挤挤，坐满六十余人。大家坐了许久，才见得吴佩孚走到堂中。吴口传命令，念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还有什么“大张挞伐，除此元凶”之类。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熄灭，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冯玉祥坐在一处，只见王附着冯的耳朵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冯笑而不言。此时，吴佩孚已念至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务如何，第二路如何，援军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罢？我们就这么办罢。”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道：“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罢。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又起来道：“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又有张家口骑兵将领起立请令，吴答：“在古北口外活动。”接着兵站负责者等人员也起立请令，吴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道：“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地散了。[1]
以上这段记载，根据的是身历其境的冯玉祥所作的回忆。冯日后背离吴自立门户，对吴自是多加丑化：由于事隔多年的关系，也不免有些错误，[2]但是仍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作战计划制定的过程。此次战争范围之大和动员人数之多，均为前所未有。[3]吴佩孚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早期在吉林从军有年，熟悉东北的山川形势和各军略要地，[4]在北洋将领中以干练著称，但是在其部队中，参谋制度仍未扮演应有的角色，而此时距清末西方的参谋制度输入中国，[5]已有二十余年之久。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军事参谋系统，一直要到抗战期间才逐渐建立，发挥应有的功能。1938年元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由委员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为委员长的幕僚长，辖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军法执行总监部、航空委员会、铨叙厅、军事参议院等部门。[6]军令部对全国参谋人员，力求提高素质，并自1943年元月起，组织国军参谋团，以奠定参谋系统的基础。
本章即拟根据海峡两岸所收藏的国军档案、战时军方出版品，以及回忆录等资料，对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实施的成效，及其所面对的困难，作一全面性的探讨，并与德、美两国的情况略加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抗战时期的国军，虽然包括陆、海、空军，但是由于海、空军参谋的人数和重要性均无法和陆军相比，因此本章不予讨论；抗战后期国军部分机构及部队的参谋组织所受美国的影响，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无法在本章中讨论；至于共军的参谋制度，笔者以其性质特殊，和其他一般国军的参谋制度有极大的不同，因此也不拟讨论。
一 参谋教育
参谋教育可分为陆军大学校（以下简称陆大）和部队参谋教育二类：
（一）陆军大学校
陆大成立于1906年，为培养高级指挥及幕僚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政府继续办理。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接管陆大，将其隶属于军令部，招考国军各单位的优秀干部入学。北伐以后陆大的历任校长为蒋介石、杨杰、蒋介石、蒋方震（代）、蒋介石、陈仪（代）等人。北伐前校址设于北京，统一后迁往南京；抗战军兴后，先迁往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最后迁四川重庆。战时陆大，设有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参谋补习班等班次。[7]
陆大的历史悠久，历年毕业的学员，分布于全军之中。根据军令部1944年10月所做的统计，正则班第一至十八期及特别班第一至六期止，各期毕业学员，除死亡外，共有2 188人，服务状况如表4-1：
表4-1 陆大各期毕业学员服务动态统计表（1944年10月）
资料来源：《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毛笔原件）图12，1944年，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根据另一项统计，至日本投降时，陆大各期毕业学员，在军中共有2 100人，分布概数如下。
1. 中央军事单位
（1）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2至15员；
（2）军事委员会办公厅：20至35员；
（3）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含所属之各兵种专科学校）、兵役部、宪兵司令部、陆军大学（含所属之参谋训练班）。总计共有600人，其中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所占人数最多。
2. 战斗序列各单位
（1）12个战区司令部；
（2）40个集团军总司令部；
（3）第一至一○○军（尚有新编及暂编等共约10个）；
（4）各陆军师；
（5）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辖9个青年师；
（6）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及所辖各兵站总监、分监部。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员，每一集团军总部约有3至5人，军司令部约3至5人，师司令部约2至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总计约1 500人。[8]
国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