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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但脸上好歹有表情了，这个表情是不解，不理解陈四宝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四宝继续吸着烟，说：“既然你对这个吕凡凡这么上心，还来香港干什么？找她呀，人家都主动给你留言了，你还不跟她谈谈呀。”
陈四宝又想起家乡的另外一句土话，叫“母狗都主动翘尾巴了”，想了，但是没有说，因为这话太难听，有亵渎吕凡凡的意思。
尽管没有说，但由于想到了，所以陈四宝还是忍不住自己偷偷笑出来。
戴向军释然了一些，说：“这么晚了，我怎么回去？再说，如果我要是一接到传呼掉头就回去，你不骂我重色轻友？”
戴向军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笑了。
陈四宝说：“算你老弟有良心。不过，咱哥们没事，你不来了，电话告诉一声就是了。”
戴向军也像是彻底轻松了，说：“说实话，我当时一接到传呼也想到回去的，可一想到已经过罗浮桥，到香港了，再回去有些说不过去，就给她复了一个机，告诉她明天回去。怎么，你想赶我回去呀？一晚上都不想招待呀？”
“哪里哪里，我是很感动，撇下女朋友不见，来见我，我怕自己受用不起呢。哎——”陈四宝突然问，“闹了半天你是到香港之后才接到传呼的呀？那就难怪了，我还以为你在南都就接到她的传呼，然后撇下她不见，跑来见我呢。”
“你想得美呢！”戴向军说，“要是在南都接到传呼，我才……”
说了一半，后面的话戴向军不说了。
尽管他不说，陈四宝也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于是，陈四宝就笑，并用手指着戴向军，点了两下，意思说：你小子还是重色轻友！
戴向军假装躲避的样子，表示承认。
“不对，”陈四宝说，“香港收不到大陆的传呼，你骗老哥。”
“没骗你，”戴向军说，“刚刚一过罗浮桥传呼机就响了，你说巧不巧。”
“有这么巧？”陈四宝好象还是不相信。
“真这么巧，”戴向军说，“我骗你干什么。”
陈四宝一想，也是，没必要骗他，完全没有必要。
“也真巧，”陈四宝说，“要是在晚几分钟，火车一过上水，这么重要的传呼你不就收不到了？”
“那当然。”戴向军说。
突然，戴向军脑袋亮了一下，想着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从罗浮桥来香港，或从香港来大陆，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传呼机，不是有大陆那边的传呼机，就是有香港这边的传呼机，大陆的传呼香港收不到，香港的传呼大陆收不到，这不是耽误事情吗？难怪有那么多人配两个传呼机，搞得像卖BB机的，要是能实现两地联通，那不是很好？！
戴向军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香港返回南都。陈四宝以为他心里惦记着吕凡凡，能够理解，所以也就没有挽留，高高兴兴地破例起大早送他。可戴向军返回南都之后并没有立刻联系吕凡凡，而是紧急召见他的副总周柏林。
经过一夜的消化，戴向军的想法已经逐渐成熟，简单地讲，就是实现香港和南都的两地寻呼联网，而只要实现了两地联网，就等于实现了香港和整个大陆的联网，这个意义非同小可。这么些天来，戴向军一直寻求自己来香港的发展机会，可一直没有寻找到，没想到昨天在不经意之间，机会突然主动撞到自己脑门上来了！戴向军几乎一夜没有睡着，被这个机会激动着。他初步盘算了一下，如果能够实现两地联通，增加的业务量不言而喻，并且运营成本能大幅度降低，因为只要两地联通，就可以让南都的寻呼员接听香港的寻呼业务，再把寻呼内容返回香港，别的不说，单就香港的人工费用是南都的十倍这一条，就产生巨大的利润空间。考虑到南都和香港语言相同，人文相通，戴向军相信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
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别人没有想到呢？戴向军想，难道是技术上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戴向军是能存得住气的，想法冒出来之后，他并没有对陈四宝说，而是假装没事一样憋在心里，一直憋到天亮，立刻动身回南都。回去找周柏林商量。陈四宝是商人，周柏林是技术人员，戴向军不想把自己这个包含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想法告诉陈四宝这样的商人，但他必须和周柏林这样技术人员沟通。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吕凡凡的事情，正因为吕凡凡给他的一个传呼才让他产生了商业灵感，他甚至相信吕凡凡是那种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女人。不过，他回到南都第一想见的人并不是吕凡凡，而是周柏林。他要听取周柏林的意见，如果技术上没有问题，那么，他真是一不小心抱上一个大金娃娃了。
本来是星期天，但对于周柏林这样的天安寻呼主管技术和研发的副总来说，事实上是没有休息天的，有时候人是休息了，但传呼机并没有休息，传呼机一响，即便自己刚刚睡着，也得爬起来复机，至于对老板戴向军的传呼，那更是有机必复，哪怕是自己正在上厕所，也得提起裤子复机，并且是招之即来。
戴向军以尽量平和的口气对周柏林谈了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他做老板的原则，也是工作方法。戴向军认为，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老板不能在打工的面前喜形于色，更不能在打工的面前一惊一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所以，即使是再令人激动的消息或好主意，到了老板嘴里，也应该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表达出来，不能让打工的看出老板自己的倾向性。
大概是由于太平和的缘故吧，所以，周柏林听完戴向军的想法之后一点也没有激动，而是沉默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戴向军自己有点存不住气了，问周柏林在想什么？周柏林抬头看看戴向军，回答说在想操作性，并说很多想法听上去很好，但如果没有操作性，等于零。
戴向军知道周柏林的脾气，只好不说话，静静地等着他想。周柏林这样想了一下之后，给出了两个字：不行。
“不行？！”戴向军问。
“不行。”周柏林说。
“怎么不行？！”戴向军问，“既然北京的传呼南都可以接收，南都的传呼北京也可以接收，为什么近在咫尺的香港传呼南都不能接收？南都的传呼香港也不能接收？”
“技术上没有问题，”周柏林说，“在技术上，这种业务叫远程接听服务，早成熟了，只需要再添置一些多路复用通讯设备就可以了。关键是如何租用到通达香港的过境长途中继线。而过境中继线涉及邮电、外交、安全等诸多部门，管理复杂，对外商业出租目前还没有先例，估计谁也承租不到。所以，您说的这个想法好是好，但如果不能租用到过境中继线，等于零”
这就是周柏林，在德国留学把人学傻了，说话不会绕弯子，难怪在南国和吕凡凡相处得不是很理想，到了天安，还是这样，幸好，天安实际上是戴向军的私人企业，老板戴向军只注重实际效果，并不太在意他的说话方式，所以，以上这番话戴向军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也没有生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自己与周柏林的区别，或者说是自己这样的老板相对于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优势，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而且想得很仔细，看上去像是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实质是前怕狼后怕虎，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戴向军看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想得太多太仔细，太怕冒风险，那么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比如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两个字：放弃。戴向军是军人出身，干工作不讲条件，只认目标。现在，他就认准这个目标了，不管周柏林说什么样的泄气话都不能动摇他。
戴向军自己给自己打气。他心里想，正因为别人都办不到，一旦我办到了，那才显出我独特的优势。等气打好了，他对周柏林说：“能不能申请到中继线是我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拟出具体方案来，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方案需要多大的投资，能为公司节省多少成本。”
周柏林回答：好。
周柏林走后，戴向军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这才感觉到自己困，想睡觉。看了一下时间，才中午，想着现在如果去见吕凡凡，一定是没睡醒的样子，不如干脆先睡一觉再说，反正昨天的复机说今天回来，中午算今天，下午也算是今天，甚至晚上还是算今天。对，干脆晚上再和她联系，造成一种晚上刚刚从香港赶回来的样子更好。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暂时关掉传呼机，睡觉。
明明很瞌睡，却睡不着。老是想着中继线的事情。想着周柏林这人说话虽然不中听，但中用，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申请到中继线，再好的设想也等于零。戴向军想，没准不会说话的周柏林已经给我这个当老板的留面子了，我这个想法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泡汤罢了。“他们”？戴向军又想，是不是也包括吕凡凡？是不是吕凡凡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放弃了？吕凡凡的南国传呼是南都邮电和电信部门的亲儿子，他们都申请不到，难道我就一定能申请到？当然，我有后台，我的后台是华安集团，但华安集团真有那么大的神威吗？就算真有那么大的神威，依总就一定能听我的吗？依长征这个人看上去随和，笑吟吟的，但笑并不代表他认同你的观点，更不代表你提出的要求他答应了。想当初自己为了争取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说得天花乱坠，依长征一直在笑吟吟地听，可听完了之后，不是客客气气地把我打发回来了吗？
戴向军回想起这三年和华安集团的合作，虽然确实无偿地为华安集团承担了南方接待站的工作，但事实上接待任务并不多，换句话说，自己并没有为集团公司贡献多少，如果现在自己突然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弄得不好反而提醒依总了，感觉他这个南方工作站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取消了，不让天安挂靠了，那么自己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戴向军彻底睡不着了。一屁股坐起来，点燃一根烟，把烟灰缸从床头柜拿到床上，抽起烟来。
按照戴向军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目中的分量，主要取决于自己能被对方利用的价值，现在自己想利用华安集团来帮天安申请过境中继线，关键还是看自己的天安公司有什么可以被华安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干脆想都不用想。戴向军想了半天，除了所谓的南方工作站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价值来了，而作为南方工作站的价值已经被利用过了，要不然，凭什么依长征同意我挂靠在大名鼎鼎的华安下面？已经被利用过的价值就不能再被利用了，天安必须对华安有新的价值，才有可能使依长征为天安提供新价值。但是，对于华安集团来说，天安能体现什么新价值呢？戴向军呆呆地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烟都抽了半盒了，也没有想出一个能与中继线对等的价值出来。
戴向军从床上起来，上厕所，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周柏林说的对。不行。
“他妈的！”戴向军把毛巾一摔，禁不住来了一句国骂，仿佛自己一个绝妙的商业创意被依长征给无情地否定了。
当然，他是下意识的，并不是真骂依长征，依长征并没有错，再说你还没有向人家开口，人家也没有说不给你，你凭什么骂人家？
依长征？！戴向军突然一个激灵，脑袋歪向一边，猛地一想，耳朵上方像忽然开启一道缝。
对呀！戴向军想，天安公司对华安集团或许没有价值，但我戴向军本人对依长征不一定没有价值呀。依长征虽然高高在上，但职位再高，他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工资总不会高过国务院总理吧？可国务院总理的工资也高不过我手下的副总呀，天安公司虽然远远比不上华安集团的实力，可我说了算呀，整个天安所有的钱可以说都是我戴向军的呀，我只要动用其中的一点点孝敬你依长征，还不把你撑死？如果你依长征廉正，那么你一定就比周柏林穷，我只要给你比周柏林更多的实惠，你早晚得听我的，如果你依长征是个贪官，更好，贪官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么我给你来个锦上添花，难道你不高兴？而只要你依长征一高兴，事情不就好办了？
戴向军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先喝一杯牛奶，站在窗户边，向远处了望一番，然后重新坐下来，认真梳理一遍自己的思路，看整个计划有没有漏洞，如果有，赶快弥补，如果没有，则找出重点，分清步骤，逐步实施。
这么一梳理，戴向军就把问题归结到两点。第一，华安集团有没有能力租用到中继线，第二，依长征愿意出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来是最没有把握的问题，但经过刚才在镜子面前歪脑袋一想，反而不成为问题了，只要工夫下到家，总有解决的办法，那么现在关键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假定依长征愿意帮这个忙，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怎么才能知道华安集团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戴向军现在需要找一个人商量。这是戴向军的习惯，遇上自己解决不了或没有把握的难题，喜欢找人商量。他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一件事情的智慧远远大于一个人独立思考。当然，对方不能是傻瓜，而是要和自己智商不相上下的人。那么，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又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