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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后者一度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者。这使得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对外政策迅速发生转变——一位西方学者将这种转变说成是，不亚于“对各种同盟关系的倒转”。在与联邦德国关系升温的同时，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阶段。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拒绝再像过去那样，让东德的各位领导人经常性地干扰苏联的对外政策。
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6月11～15日访问西德的时候，大街上挤满了热情欢迎的人群。西德人的戈比热与苏联公民对其领导人日渐冷淡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在其与科尔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之心变得更加坚定。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确保科尔支持其改革并让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想法。反过来，他对科尔提出的联手干预民主德国的事务、赶昂纳克下台并推动改革的建议也几乎没有异议。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联邦德国和苏联的联合声明从应当遵守的国际法的各种原则和准则中特意挑出了这么一条，即“尊重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是在暗示，苏联不会用武力来反对东德国内的变革。同时，科尔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和他的政府并不希望民主德国出现任何动荡。这一非正式的理解对于随后的德国和平统一至关重要。
但是，对于中、东欧的变化给西德的政策所提供的机会，科尔不可能无动于衷。1989年8月25日，科尔与匈牙利改革派领导层达成理解，对民主德国的叛逃者开放匈牙利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作为回报，匈牙利收到10亿德国马克，以填补其预算赤字。这一理解的有关细节——对于民主德国来说命运攸关——只是在最近才公之于众。莫斯科当时对于这笔交易得到了什么情报，现在还不得而知。当匈牙利领导层给谢瓦尔德纳泽送去一份关于他们与联邦德国达成协议的照会时，谢瓦尔德纳泽只是回答说：“此事只跟匈牙利、民主德国及联邦德国有关。”10月，昂纳克告诉戈尔巴乔夫，内梅特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了5.5亿德国马克的贷款，条件是“匈牙利人开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
戈尔巴乔夫作何反应，直到今天还不清楚。从1987年初以来，他与其他“新思想者”一直都把当时开始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埃里希·昂纳克视为反动残余。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季姆·梅德韦杰夫，1989年9月在民主德国，回来时“心事重重”。他认为“本来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决定更换领导人[指昂纳克]”。在此期间，驻民主德国的克格勃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情况并暗示（没有给出明确的政治建议）形势迫切要求昂纳克下台。
1989年10月5日，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正在飞往民主德国，参加它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很不情愿去那里。今天他打电话说：我不会说一句支持昂纳克的话。但我会支持这个国家和革命。”实际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民主德国期间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是正像他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恪守自己的不干涉政策。在与东德领导层会谈的时候，他用隐晦的语言说，历史惩罚了那些延误改革的人。另外，在柏林的一次公开集会上，他还引用俄罗斯外交官和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的诗句说，“爱”也许是比“铁和血”更牢固的纽带。引用诗人的话是不是针对西德领导人并对武力兼并民主德国的计划提出警告呢？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解读是：这是“苏联领导人用它来警告联邦德国要尊重‘战后现实’的奇怪的方式”。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与政治局一起分享的此次访问的最初印象。戈尔巴乔夫告诉自己的同事，昂纳克不了解现实，民主德国国内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也没有讨论任何对苏联可能造成的影响。10月16日，东德领导人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和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派人到莫斯科寻求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要赶昂纳克下台。斯塔西首脑梅尔克认为，要实现权力的有序过渡已经太晚。戈尔巴乔夫没有将此事告诉全体政治局成员，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与会的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克留奇科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沃罗特尼科夫。戈尔巴乔夫提出要跟科尔和布什联系。他还提出，驻民主德国的苏军“要沉住气，不要轻举妄动”。昂纳克最终下台了，民主德国的新领导人埃贡·克伦茨旋即于11月1日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商讨民主德国的前途。在得知民主德国所欠西方债务有265亿美元而且1989年的赤字就达到121亿美元后，戈尔巴乔夫十分震惊。他对克伦茨——后来也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坦承，如果没有西德的帮助，苏联人是无法“拯救”民主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克伦茨的建议，让一些人到西方旅行以缓解东德社会的紧张气氛。对于逐步拆除柏林墙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克伦茨没有详细讨论。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掉，令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东德的各位领导人没有征求莫斯科的任何意见，就决定允许东、西柏林间的居民可以有限流动。但是，这种笨手笨脚地想要打开安全阀的企图引发了民主德国政局的崩溃。柏林的事态发展让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十分意外。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Vyacheslav Kochemasov）徒劳地想用保密电话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取得联系。当时，正如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整个领导层忙得团团转，没人顾得上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没有成立任何危机委员会来处理德国问题。对德国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不仅是德国问题专家，就连军方的代表也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与此同时，就如莱韦克得出的那条正确的结论，柏林墙的倒掉注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要实现欧洲逐步和解的宏大计划失败的命运。民主德国与中欧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耐心等待苏联人和西方去建设“欧洲大家庭”，而是“自己冲过柏林墙”，投入西方的怀抱。
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苏联领导人在想什么？从可以看到的零星的记录和回忆来看，在11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与一些主要同事开通气会的时候，表达了他对保加利亚的政局和立陶宛的分离主义趋势的担忧。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包括，讨论苏联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议程和对宪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讨论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局势。这是为了阻止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独立而急切寻求对策的努力之一。面对种种不利的迹象，戈尔巴乔夫仍然表示乐观：“经验表明，哪怕是最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分子也不会走得太远。”他相信可以靠经济诱惑将波罗的海地区的卫星国留在联盟。沃罗特尼科夫插话说：“要是我们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说的话传出去，就会在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小插曲都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缺乏长远眼光，反映了他的乐观的同时也是得过且过的个性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即便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后来也称他是现代的“拖延者”法比乌斯，那是一位因其拖延战术而臭名远扬的罗马政客。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幻想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中欧和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是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会被“保留下来”。这些幻想使他对汹汹危言无动于衷，并以同情的态度坐视各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轰然倒塌——先是波兰和匈牙利，接着又是民主德国和中欧的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没有——甚至也没想到——要以书面的形式与西方达成任何协议，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例如，防止北约东扩。多勃雷宁后来愤愤地说：“能干却没有经验、急于达成协议却过于自信并且被西方媒体的吹捧弄得晕头转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中计，玩不过自己的西方伙伴。”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早一点直截了当地提出苏方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德国的中立、非军事化和对苏联撤军的补偿）。相反，他是能拖则拖，走一步算一步，丢掉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多勃雷宁现在也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问题上，例如：乐观、自信、对“历史力量”本质上是善的和合理的深信不疑。他认为这种个性特点在国际事务上对他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因为他即使在处境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仍然毫无来由地相信，他会克服困难，说服西方领导人相信他的那些倡议是正确的。多勃雷宁写道，这种“情绪化的赌徒性格”即使是在1989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还可以看到。
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西方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在柏林墙倒掉之后，布什政府迅速从戈尔巴乔夫的正在变得孱弱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并在结束欧洲冷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稳定性的作用。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布什终于像他还是副总统时承诺的那样，按照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模式，扮演起可靠而通情达理的伙伴角色。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峰会上，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他们在几个月前就想建立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私人关系。
事后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就像他之前的里根一样，最后有多么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个有常识感因而会承认西方已经赢得冷战的人。在筹备此次峰会的时候，10月11日，布什告诉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orner），说主要问题在于说服苏联人让中欧和民主德国继续变革。当韦尔纳警告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听任民主德国脱离华约组织的时候，布什说想试试自己能否说服戈尔巴乔夫对华约放手——也就是让他觉得它的军事价值不再是根本性的。“这似乎有点天真，”布什说，“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变化当初有谁能想到呢？”要是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想去说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或者是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放手”，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布什团队的其他成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依然十分怀疑。对他们来说，苏联领导人声明放弃其地缘政治野心，这太具有革命性了，不大可能，所以，甚至到了一年之后的马耳他峰会，他们心中的疑云还是没有散去，而且还试图把这种怀疑告诉自己的总统。当戈尔巴乔夫和美国联手反对自己的长期盟友萨达姆·侯赛因时，布什在与他的幕僚们的谈话中保证，不会“无视苏联获得不冻港的愿望”。
但是，在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倒是有一种罕见的默契。1989年12月，他们在马耳他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且几乎毫不费力地在首次官方峰会上就对所有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布什让戈尔巴乔夫吓了一跳：他一上来就讨论“输出革命”以及苏联在中美洲的存在，而不是欧洲问题。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苏联“没打算在拉美建立势力范围”后，美国人就放心了。当两位领导人开始讨论德国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有很好的机会来决定德国统一的条件，并且作为对支持德国统一的回报，要求从布什那儿得到有关建设“欧洲大家庭”的明确承诺，把同时解散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作为新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他没有那样做，只是一味地指责科尔的“十点”计划，认为西德总理的计划包藏祸心，想要吞并民主德国。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这样做“就让人怀疑，能不能相信联邦德国的政府。接下来会怎样呢？统一后的德国是保持中立、不加入各种军事政治同盟，还是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人明白，现在要讨论其他的方案还为时过早”。然后他又接着说：“存在两个德国，这是历史形成的。那现在就让历史来决定，在新欧洲和新世界的背景下，事态的进程会如何发展以及会走向何方吧。”
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谈论有关全球新秩序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原则而不愿在有关解决德国问题的种种具体事务上讨价还价——如果对比一下马耳他峰会的记录和1939～1945年斯大林的谈判记录，那就会发现，他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再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位苏联独裁者是条难以对付的斗牛犬，同时也是只老狐狸，当（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是锱铢必较，只有在符合他的整个谈判计划的情况下，他才会做出“慷慨的”让步。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对他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高，然而他的谈判技巧就连其他帝国主义的谈判高手，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都不得不佩服。戈尔巴乔夫却截然相反，他甚至都没想到要从布什那里得到某种具体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