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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混乱。”波梅兰茨责备说。另一个批评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强调说：“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坚定是必需的，更别说苏联了。”
随着冷战在欧洲开始走向终结，苏联也出现了最初的分裂——这不仅仅是巧合。在这两者当中，戈尔巴乔夫的偏好与个性都扮演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位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把结束冷战与苏联的成功转型这两个目标分开过。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非暴力的观念，它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反感武力的产物。在1989年4月第比利斯惨案之后（应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请求，俄罗斯军队使用铲和毒气对付举行集会的民族主义分子，致使21名格鲁吉亚平民死亡），戈尔巴乔夫宣布禁止使用武力，哪怕是在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分裂国家的情况下。他对政治局说：“我们已经接受的一点是，即使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武力也无济于事，那在国内就更是如此——我们不能也不会诉诸武力。”显然，戈尔巴乔夫这样做也就放弃了维护秩序的权力，而维护秩序是国家主权的基石，也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除少数例外，戈尔巴乔夫一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天都在恪守这条古怪的原则。
西方政治家，尤其是布什和贝克，看出了戈尔巴乔夫治国之道的这一特点并成功地利用了它。例如，在马耳他，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那里的民众运动正开始要求摆脱苏联获得彻底独立——布什向戈尔巴乔夫建议，达成一个君子协定。这就触犯了苏美关系中由来已久的禁忌，即，不干涉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不过，布什找到了正确的方式。“我想要对您解决波罗的海问题的方式有最充分的理解，”他说，“这方面不能有任何闪失。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好，因为我非常想看看，您对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问题是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示关切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全球秩序而防止美苏伙伴关系出现闪失，戈尔巴乔夫也就爽快地同意了。结果，双方达成理解：美国人不要有任何企图，想帮助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运动，反过来，戈尔巴乔夫也不能用武力去解决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
在下台数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仍然坚定地信仰不使用武力。他后悔有几次在苏联国内对民族主义分子使用了武力。在提到那几次和其他一些危机的时候[1988年2月阿塞拜疆暴徒在阿塞拜疆工业城市苏姆盖特（Sumgait）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kh）的种族冲突、1989年4月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1990年1月在巴库发生的更大的流血事件、1991年1月维尔纽斯和里加的镇压]，戈尔巴乔夫说：“有过多次要对我施以血的洗礼的企图，但它们都没有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戈尔巴乔夫就像利加乔夫说他的那样：“就需要使用暴力拯救人民而言，只有当国家中的最后一位公民都认为别无选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会用它。这是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特点。”每当按照莫斯科的模棱两可而且很可能是口头的命令动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对付民族主义分子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立即回避，任由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体对军方狂轰滥炸而坐视不管。这样的行事方式既让苏联军队无所适从，也长了想要毁灭苏联的那些势力的志气。
要把放弃使用武力作为内外政策的主要原则，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决定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同凡响、绝无仅有的。加拿大学者雅克·莱韦克写道，“苏联将其与自己的帝国分离开来的方式，与它自己的和平终结”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可以看作是它对历史的最有益的贡献”。但是，被戈尔巴乔夫奉为圭臬的非暴力原则，虽然在西方很受欣赏，却不可能在俄罗斯国内得到拥护。撇开戈尔巴乔夫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不谈，对他的同胞而言，他首先是他们稳定与生计的保证和权威，也是国家的存在本身的保证和权威。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能力，甚至可以说拒绝扮演这种角色——这是苏联突然崩溃以及数千万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陷入混乱与不幸的原因之一。
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和平革命及德国的重新统一
乐观、天真、做事喜欢心血来潮、对西方的推崇和对武力的反感——这些性格特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影响，从苏联在各个共产党政权崩溃期间对东、中欧采取的政策和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重新统一前的外交活动中就可以反映出来。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指出，在1987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很少在政治局进行正式的讨论，而仅仅是在幕僚小圈子中进行讨论。在谈判方面，戈尔巴乔夫依靠的是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且还渐渐地开始与外国领导人“面对面地”讨论问题。由多个机构共同组成的决策体系（国防委员会、制定裁军提案的五人委员会、克格勃的非正式“加盟”，还有国防部）常常只能袖手旁观。在德国问题上，一名参与者证实，戈尔巴乔夫“实际上都是独自，或与谢瓦尔德纳泽联手”操纵了“所有谈判，把职业外交官都晾在一边，也很少通知政治局”。总之，戈尔巴乔夫虽说拒斥斯大林的遗产，但他还是行使了斯大林的那种权力，在重大决策中一手遮天。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和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种种怪癖影响着苏联的政策，而且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反斯大林”的个性与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和平终结（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外）有很大的关系。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初的动摇，正如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的广泛研究所显示的，是由苏联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溢出效应直接造成的。随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权的相继崩溃，事态的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又开始溢出，蔓延至苏联，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削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但并不是政治局成员和军方的所有人）为什么决定对苏联的那些共产主义盟友坐视不管，任由中、东欧的局势自行发展呢？这其中关键是“新思维”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戈尔巴乔夫要把北美、欧洲和苏联联合起来的救世目标。1989年1月底，戈尔巴乔夫委托由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的政治局外交政策委员会与各种各样的机构及智库一起未雨绸缪，以应对中、东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的不测事件。雅科夫列夫从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征集了许多分析报告。它们大多预言在同盟方面会出现全面的危机。有些人直言不讳，认为苏联的各个盟友已经暗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处于“西方强大的磁场中了”。由奥列格·沃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各执政党不对反对势力做出让步，那它们就会面临“政治上的火山爆发”。其他分析家则预言，会发生“非常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后果难料”。所有的报告都反对苏联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最具代表性的结论是，任何政治军事的干预都不能保证成功，反而有可能引发接二连三的暴力反击和苏联集团的崩溃。不过，该委员会并没有征求总参谋部的意见。这些备忘录是向已经接受这些想法的人宣讲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那些“新思想者”（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都相信，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极端错误的，而他们不管怎样都不会考虑动用苏联军队。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解释苏联为什么会没有积极介入，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设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一起协调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并保持克制，不单方面采取有可能加速华约组织内部动荡的措施。苏联之所以听之任之，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出现了两方面的新情况。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1988年底发起的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之后，国内的各种新情况纷至沓来，让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疲于招架。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包括负责对华约各国的局势进行“监护”和“瞭望”的人，都开始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准备1989年3月议会的半自由选举的各种备忘录与报告的写作，以及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中，后来又投入到戈尔巴乔夫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稿和各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中。第二个新情况是严重的财政危机。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中、东欧的苏联驻军减少14%，并将军火产量减少19%。这些措施证明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反富尔顿演说”并非空话。同时，它们也是苏联领导层为了削减国家开支的无奈之举。苏联领导层拿不出钱来影响中、东欧的事态发展，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转而向西方寻求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让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分离出去，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89年3月3日，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Miklos Nemeth）告诉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匈牙利西部和南部边境彻底取消电子的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它现在只是用来抓住想通过匈牙利非法逃往西方的罗马尼亚的和民主德国的公民”。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当然，我们还要跟民主德国的同志谈一谈。”记录下来的戈尔巴乔夫的话只是寥寥数语：“我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开放。”
不干涉主义和缺乏切实可行的策略，成了1989年夏秋之际的危急关头苏联外交的显著特征，当时中、东欧的形势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1989年6月4日，波兰人选举团结工会成为他们的政府的领导者；尤其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职位也受到威胁。莫斯科与华沙之间在这危急时刻的光缆通信及其他通信联系的内容现在还看不到。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是波共内部的主要改革者。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只是叫他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很小心，没说任何具体的建议或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干涉波兰事态发展的话。9月11日，当主张改革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为想要逃往联邦德国的东德人开放边界的时候，莫斯科明显保持沉默。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当时有几万名东德人涌入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动摇了这些国家的政权。9月27～28日，谢瓦尔德纳泽估计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詹姆斯·贝克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讨论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结果是，东德难民被允许暂时留在这些城市的西德使馆的大院里。”
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到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从中欧撤出所有的苏联军队，但他想一步一步地慢慢来——主要是考虑到国内的反对而不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切尔尼亚耶夫在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当时担心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撤军，人们就会大声质问：‘我们过去是为什么而战的，在二战中我们的几百万士兵是为什么而牺牲的？’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政府和西德政府的立场特别在意。关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罗曼史”，当时在华盛顿并不存在共识。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新思维”不屑一顾，认为它往好里说是演戏，往坏里说是欺骗。即便是苏联从阿富汗的撤军——到1989年2月已经完成——也不能说服他们。务实而“现实的”斯考克罗夫特把它理解为是为了“减少损失”，并认为“苏联的重点没有变，只是范围缩小了”。
不过，到1989年夏，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认为，他们必须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他们还意识到，他的个性是个关键。“瞧，这个家伙现在成了改革的化身。”布什对仍然表示怀疑的专家们说。他没有理睬中情局苏联司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对事态发展的控制，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伙伴。7月，布什到了波兰和匈牙利。在那里，他对共产党改革派表示支持并劝反共的民族主义分子不要捣乱。这次访问以及与布什的当面交流减轻了戈尔巴乔夫的担忧。1989年9月，谢瓦尔德纳泽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建立了不一般的友好关系，并与之敞开讨论了困扰苏联领导层的诸多国内问题。
西德的立场及其有关民主德国的计划，也是戈尔巴乔夫很关心的问题。除了一帮“新思想者”，苏联对外政策和军方的实权派对联邦德国仍然感到不放心。不过，到了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已经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