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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承诺。他当时显然是把他与布什的“特殊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布什说他不会“在柏林墙上跳舞”，也不会为德国的统一推波助澜，这就让戈尔巴乔夫心满意足了。
从1989年11月起，莫斯科各方面的官员，包括驻联邦德国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Yuli Kvitsinsky）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就一直警告说民主德国即将消失，并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向科尔施压，支持这两个国家结成邦联。此外，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建议，努力朝“新拉帕罗式的关系”发展，也就是说，与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前达成协议，把它与德国对新的泛欧洲安全体系的义务联系在一起。
但戈尔巴乔夫对于先发制人的行动和实用政治的交易丝毫没有表示出赞成的意思，不管它们有可能成功是多么重要。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的对外政策举棋不定，耽误了关键性的几个月。只是到了1990年1月底，在准备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四大国和两个德国的外长会议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与自己最亲近的幕僚举行了决策讨论会。他们在德国问题上接受了“4+2”的谈判模式。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承认，事态的进程会导向统一；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民主德国能够通过自身的“改革”而得以保存。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作如是想，据说是受到某些德国问题专家的误导——他们反映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反对统一。公正地说，即便如此，其他专家也早已警告过他，民主德国维持不了多久。另外，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情愿让“两个德国”在和谈中起主导作用，并且在后来轻易接受了由“2+4”来取代“4+2”的模式。只是到1990年7月，他才采纳了切尔尼亚耶夫的建议，与科尔在北高加索的度假胜地阿尔赫兹（Arkhyz），就德国问题达成单方面的和解。事已至此，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手段已极为薄弱；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要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牌，即苏联在德国境内的军事存在。“新拉帕罗式的关系”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也没想那样做，这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相形之下，在布什政府的支持下，科尔一方的政策就非常坚决，要迅速而协调地把历史的方向向右扭转。这种协调的政策——布什政府的两位年轻成员把它叫作“治国方略的研究”——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德国成了北约的成员国，而关于未来欧洲安全体系以及莫斯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承诺。
苏联的掘墓人
决心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必须在政治上发动两场战役：一场是针对西方，另一场是针对他自己的人民。他在个性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理想主义、对道德状况的乐观主义、优柔寡断和拖沓、对常识感的坚定信念和对“所有人的价值”的普遍主义理解——使他在西方得宠而在国内受到排斥。由于这个原因，内外之间的优先次序也逐渐颠倒了。起初，对外政策的目的是用来克服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改善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并逐步停止军备竞赛。但是到了1987年和1988年，戈尔巴乔夫与党内高级官员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且在苏联社会也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支持，于是就把重点放在使苏联融入世界共同体上。这样，对外政策就成了国内政策的决定力量。他的“新思维”成了目的本身，代替了“正常的”治国方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关于共同利益、不使用武力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罗曼蒂克的方案，就等于一张使他和苏联加入“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门票。
戈尔巴乔夫要带领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主义冲动，使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在苏联的中欧“帝国”崩溃之后，苏联本身，一个由众多新老民族组成的“积极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帝国”，也摇摇欲坠。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现存国家结构眼下受到的侵蚀，这些都需要采取行动。然而戈尔巴乔夫就像以前一样，继续仰赖基层的“变化进程”，并相信自己会设法打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的苏联。他的过分自信再一次让他失望了，但这次拿来冒险的不是苏联的外部帝国和在中欧的影响力，而是苏联自身的命运。在1987年和1988年，他执意拒绝将鲍里斯·叶利钦派往某个遥远的小国出任大使，从而除掉这个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和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分子。当别的“新思想者”警告他叶利钦有野心而且很危险的时候，他愤愤地反驳说：“你们拿我当勃列日涅夫吗？”到1991年的时候，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并想把这个共和国从名义上的实体变成可以挑战戈尔巴乔夫权力的真正的根据地。让“新思想者”难以理解的是，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拒绝作为苏联总统参加大选。这是个致命的政治错误。他还让冥顽不化的强硬派德米特里·亚佐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和奥列格·巴克拉诺夫继续负责军队、克格勃和军工综合体。
1991年8月18日，戈尔巴乔夫、他的妻子赖莎以及他的对外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这时，戈尔巴乔夫手下的多数派夺取了政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联盟条约》——该文件会把苏维埃联盟变成邦联。接下来就是对1964年10月罢免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的拙劣模仿。莫斯科到处都是坦克和军队；首都之外和各大城市的苏联公民都缩起脑袋，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掌权的小集团——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成员——似乎缺乏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意志。他们甚至未能逮捕新当选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以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为首的政变领导者（名义上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领导），后来都声称他们想要说服戈尔巴乔夫站到他们一边。而戈尔巴乔夫——据他自己说——愤怒地拒绝了，并称他们为“罪犯”。就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这位最高领导人被克格勃囚禁了三天。政变的策划者说他“病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不得不依靠自己忠心的保镖给他们的一台短波收音机来获取消息。赖莎·戈尔巴乔夫当时已濒临崩溃，显然她是认为自己和丈夫随时都会被暗杀。她坚持要录制一盘磁带（作为他们还活着的证据），由一位保姆把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瞒过守卫的克格勃带了出去。
到1991年8月，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权威已经被他挥霍殆尽。由于他一直未能选择一条连贯的经济与财政改革的道路，苏联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债台高筑，几乎到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无力偿还的地步。裁军和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并没有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国内的贸易和分配系统也已失灵。以前苏联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甚至在二战期间也没有。正是这种严重的危机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鲍里斯·叶利钦从中大为受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许多同胞眼里，在世界上苏联以前的盟友眼里，是个优柔寡断的可悲的人物。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尽管他和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培养和帮助很多），并热情地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反共路线和宣传。就连他的那些伙伴，那些从他的政策方向得到了好处的西方国务活动家，也没有兑现承诺，没有给已经破产的苏联预算提供他所要求的大笔补贴。1991年7月，在财政和政治上都濒临绝境的戈尔巴乔夫，请“他的”乔治·H.W.布什动员某种形式的“马歇尔计划”，帮助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本来只是几百亿、也许几千亿美元的许诺，但在财政上比较谨慎的美国总统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苦苦请求反应冷淡。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预算也没钱给苏联。马特洛克认为，虽然布什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这位政治家，但他“似乎在找理由不去帮助苏联，而不是想法子去帮助它”。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西方朋友抛弃了他，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强硬派放胆去实施了政变计划。
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个人权力的同时，不仅苏联的人心散了，国家也丧失了它的权威，军队和官僚系统也乱了——这一点，谨慎的保守派早就警告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民主运动削弱了苏联在那里的控制力。自1956年以来，基层政治运动第一次席卷了首都和俄罗斯的其他各大城市。俄罗斯人民当中为数可观的少数派——在全苏联也许多达15%——与比例甚至更大的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居民一起，都支持民主化。即便如此，俄罗斯的民主运动还是少数人的运动，而叶利钦虽然在俄罗斯人当中受到欢迎，但他所掌握的权力工具很少。正是一次愚笨得可笑的政变把俄罗斯联邦的大权拱手交给了叶利钦和作为少数派的“民主人士”。
抵制政变是“六十年代人”的辉煌时刻。他们与年轻人、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一起急忙去保卫俄罗斯议会——叶利钦在那里与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对峙。以议会周围的日夜警戒和三位被派到莫斯科街上的装甲车轧死的年轻人的葬礼而告终的8月冲突，引发了“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开始提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包括CNN在内的国际媒体在全世界播发了这样一幅图片：在有可能遭到攻击的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桀骜不驯的鲍里斯·叶利钦挺立在一辆装甲运输车上。与此同时，被草草从中欧撤军和自由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搞得晕头转向、士气低落的苏联军方，对使用武力去杀害自己的同胞感到很不情愿。领导者们拿不定主意，政变也就失去了势头，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一下子瓦解了。可悲的是，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和其他策划政变的人，都飞往克里米亚，到那里乞求戈尔巴乔夫的宽恕并当场束手就擒。
这次“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从来没有把至少5万～6万的示威者算在里面，但这并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大多数知名人士都反对政变，支持“革命”。苏联官员和军人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成群结队地投向叶利钦阵营。随着那位莽撞的俄罗斯总统领导的“新俄罗斯”取缔了共产党并脱离了苏维埃联盟，其他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也赶紧独立。12月8日，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政府的狩猎小屋里，叶利钦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苏维埃联盟。戈尔巴乔夫拒绝为继续执政而使用武力。这是最后一次拒绝使用武力，但事已至此，不管怎样很可能都太晚了。1991年12月25日，获得胜利的叶利钦及其支持者逼着戈尔巴乔夫离开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一会儿之后，苏维埃联盟的旗帜也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降了下来。
可以肯定，只要俄罗斯人还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想要培育一个充满活力、自我依靠的公民社会，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及其个人选择的争论就会持续下去。也许现在还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看法，就与倡导国家强大的保守派的关切截然不同，哪怕是最“开明”的保守派。例如，下面是一个“开明”的保守派、俄罗斯伯爵谢尔盖·图尔别茨科伊（Sergei Trubetskoy）对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逊位之后的临时政府首任总理格奥尔吉·李沃夫（Georgy Lvov）的看法。它与现代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非常相似。1940年，流放中的图尔别茨科伊在巴黎写道：
李沃夫的民粹主义具有相当多的宿命论色彩。我在搜寻恰当的字眼来说明他在总体上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普通人看法的特点。他在如同透过玫瑰色镜片的虚假的色调中想象他们。“别着急，”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发动首次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李沃夫对我说，“我们用不着使用武力。俄罗斯人民不喜欢暴力……一切都会自行平息下来。一切都会好的……人民自己会根据他们智慧的本能创造出公正而愉快的生活方式。”我被政府首脑的这番话惊呆了。在这危难时刻，他本该采取有力的行动。在经济事务上，他是个真正的斗士，而在国家事务上，他可以说是个无条件信仰非暴力的人。
另一位俄罗斯流亡者米哈伊尔·盖勒（Mikhail Geller）在一本关于苏联社会的历史的书中[由以前的激进“民主人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Afanasyev）编辑]，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差不多：“戈尔巴乔夫依旧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他用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来安慰自己，以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会允许他保住权势——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扩充权势。”至于按照西方的条件同意德国统一的决定，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决定不像是一位仔细考虑过自己那样做的后果的国务活动家所为，倒像是赌徒所为。他以为自己牺牲了民主德国，就会作为回报，得到几张王牌，可以在国内打出来。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像是热气球的驾驶员——他发现自己的气球正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