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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苏维埃体制与苏维埃帝国没有人能够改革得了，只能彻底摧毁。
在他下台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一次坦诚的讨论中承认，他的做法有“许多天真和乌托邦的成分”。但他说他从1988年开始就有意冒着政治动荡的危险，因为他想要“唤醒”苏联人民。否则，他说，“我们的命运就会跟赫鲁晓夫一样”——那就是说，党内的高级干部就会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批评者否认党内官员在1988年曾经真的挑战过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地位。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认为，戈尔巴乔夫“惯于搞阴谋诡计和喋喋不休地蛊惑人心，预见不到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利加乔夫写道：“太迟，对事态变化的反应太慢，这是戈尔巴乔夫政策中最突出的特点。”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说：“当发生某些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常常是拖拖拉拉。我的解释是，他想让别人来分析，什么对社会有影响，什么对社会来说是麻烦的。他希望有成熟的果子掉到他的兜里，好让他捡起来就行了。但是，不随大流常常也是必要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领导人坚持站在少数派一边而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缺乏那种品质。”克留奇科夫在谈话和文章中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容易冲动跟他的个性，跟他的反常的性格特点有关”。
批评者们相信，如果是做事更加有力而沉稳的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结果就会大不一样。这个假想的“他者”可以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逐步改变共产党和苏联。而且，批评者们提出，这本来是在不用破坏国家的基础，不用造成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领导人的自我形象，对于理解冷战的终结是极为重要的。这跟他的目标和理念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使他坚持这些理念和目标的他本人的隐秘的心理“内核”。1988年10月底，戈尔巴乔夫正在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人宣布他的新信仰。他让自己的智囊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国际部新部长多勃雷宁、瓦连京·法林（Valentin Falin）和切尔尼亚耶夫去准备一份发言，回应丘吉尔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著名演讲。“它应该是反富尔顿演讲的，也就是说，是与富尔顿演讲反过来的，”他说，“我们要根据近三年的成果来展示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要强调我们思维方式的人性化和非军事化。”
无论是从他给苏联指出的方向，还是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按照理想化的列宁来塑造自己的——这一点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作为苏维埃国家与帝国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本人和他的创造物几乎不加区分。他把对这些创造物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都视为对他本人的侵犯。反之亦然，要是对他的声誉和权威有任何怠慢（特别是来自外国人），也要被视为对作为一个大国的苏联的声誉不可容忍的侮辱。戈尔巴乔夫没有感到与从自己前任们那里继承得来的那种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及帝国有什么个人的联系。后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存联盟”。然而在实际上，他是想按照他所吸收和发展的思想来发动一场革命。
戈尔巴乔夫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那里继承了总书记的职位。但他除了权力、声誉、稳定和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他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的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合作与非暴力的基础上构建全球秩序。这就把戈尔巴乔夫——至少是在他的自我形象中——置于20世纪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等普遍原则的倡导者行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作为国家建设者或国务活动家，这些人并不优秀。
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都对苏联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这两个人的治国术有天壤之别。斯大林以其粗暴而血腥的方式成为苏联及其外部帝国的设计师；他采取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他所喜欢的惯用手法是划分势力范围，而且让这些范围完全不受其他大国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苏联内部还是苏联支配的其他国家，他都会通过武力威胁和暗中的政治操纵对其进行彻底的控制。至于戈尔巴乔夫，即使是对有苏联驻军的国家，他也坚决拒绝把它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来对待。事实上，对于中欧各国的内政，他很注意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亨利·基辛格1989年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小心翼翼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由苏美共同管理中欧改革的时候，作为“新思维”倡导者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并未理睬，甚至还有点不屑。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
斯大林向整个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灌输了极端排外的思想；他把西方文化的影响视为对其政权的致命的威胁。一旦在某个问题上打定主意，斯大林就容不得不同意见。对其“路线”稍有偏离，他也难以容忍，认为那是异见的表现，要么有造成混乱的危险，要么是失控的征兆。他习惯把事情往坏处想；他怀疑西方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甚至包括那些想安抚苏联的人，都在策划最恶毒的反苏阴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没有一点点排外情绪或文化上的敌意。他喜欢西方人，尊重有着各种各样信仰的西方政治家并逐渐把其中的一些人视为自己的朋友。他遇事总是往好处想，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依照假定的善意、诚实、正直、守信而行事。
在其国外崇拜者看来，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行事风格几乎与西方政治家一样的苏联国务活动家。考虑到他的背景，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当然，在他执政的头几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他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保留着苏联许多标准的老一套的看法。但即使是在把里根和科尔（Helmut Kohl）及其同事作为对手对待的时候，他也已经在开始拆除“铁幕”了：首先是允许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中一部分经过挑选的、拥护现行体制的人与外国人自由接触，然后是为社会中其余的人开放外面的世界。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大家庭”这一想法的转变。这个想法最初是在1985年和1986年间被当作一种外交工具来利用的，是要挑起美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不和。到1989年的时候，它引发了公众的争论并成为“重返欧洲”、拒斥斯大林主义封闭社会的同义语。戈尔巴乔夫把这一想法作为自己信念的基石。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亲密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Sergei Tarasenko）声称，在1988年中期之后，“当我们在国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依靠美国，我们才能暂时维持下去，甚至是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感到，一旦离开美国，我们就会被搁在一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向美国靠拢”。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只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政策。德米特里·福尔曼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Westernism）是一种依赖情结，其他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也都有这样的情结。“对于所有的苏联人民来说，包括党内的高级官员，”他写道，“西方一向是渴慕的对象。到西方旅行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这你没有办法；这是‘在血液里的’，文化里的。”再者，戈尔巴乔夫很享受他个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获得的巨大成功。美国的戈比热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公众舆论相互吸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能够与西方领导人以及西方人民相处融洽，对于这样的能力，切尔尼亚耶夫很是钦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谈到了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建立的友好关系。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思维”毕竟不是原创的或全新的。新的地方在于苏维埃体制的领导人——他本人受苏联社会的影响，却能够如此迅速地摆脱苏联人的那种心态。当切尔尼亚耶夫看到戈尔巴乔夫和科尔聊得很投机的时候，他“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立与仇恨，都开始模糊了”。
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个人在西欧和美国获得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忘乎所以，开始把自己与外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心理上转而寻求西方的认可，那是因为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混乱，他在国内的人气开始急转直下。就如同瓦列里·博尔金理解的那样，“民主化开始了，但它突然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且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他的主要对手叶利钦成了它的领导者。这样，戈尔巴乔夫就把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了”。另外，批评者们还指出，在使戈尔巴乔夫偏离1985～1987年的内外政策并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新路线方面，西方的建议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有害的影响。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直言不讳地说，戈尔巴乔夫为了一时的人气和与西方政治家的良好关系而“浪费了苏联的谈判潜力”。在多勃雷宁看来，西方政治家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弱点。198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急于结束冷战，因为他在国内的前景不太乐观，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突破。结果，“在与美国及其盟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往往占不到便宜”。科尔尼延科认为，戈尔巴乔夫过于在乎西方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就仓促行动，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作为治国者的戈尔巴乔夫一心想用国际公认的头衔“苏联总统”来代替“共产党首脑”这个称谓。
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显示得清清楚楚：1988年之后——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从社会民主党人到反共的保守主义者，西方人也许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资源。在他们那里，他找到了理解、倾听的意愿和——这一点十分重要——对其改革宏图的欣赏。而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当中，甚至是在他本人那些有才识的幕僚当中找不到的。
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也承认他在心理上对西方有依赖感。福尔曼坦承，“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力极度地转向了西方。在他频繁的出行当中，他显然很放松，而在国内，反对的声音和混乱的局面却愈演愈烈”。同样还是福尔曼，他反对这样的说法，即西方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但他也非常遗憾，戈尔巴乔夫不加批判地采纳了那么多西方的建议。在他看来，对于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治家的建议，“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那么在意”，那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西方本身“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会更好。
乔治·布什（George Bush）、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以及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都承认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有过重大的影响但又都否认他的陡然转向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在马特洛克对苏联的事后检讨中，他写道：“如果当初由美国和西欧来控制，把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建成一个民主联盟，它们本来是会乐意那样做的。”不过，与戈尔巴乔夫热情的亲西方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许多西方领导人的内敛的实用主义态度。美国与西方对苏政策的基础不是思想观念、救世的事业和个人的喜好，而是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利益。
对武力的反感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让同时代人和见证者感到困惑不解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非常反感动武。当然，在“新思想者”（new thinkers）当中，对武力的怀疑很常见。它也可被视为一代人所特有的现象，它源自二战的影响又在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浪潮中得到了强化。例如，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私下里把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称作“火星人”，因为他们无视强权政治的法则。“我不知道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一定会有多么不解，”他向自己的儿子坦承，“他们搞不懂，戈尔巴乔夫和他在政治局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明白怎样去利用武力和施压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戈尔巴乔夫有反感动武的性格特点。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经历，不如说是出于他的秉性。非暴力的原则不仅仅是他的内外政策的基础，也是一种真诚的信念，是他个人的道德准则。他的同事和助手都证实：“避免流血是戈尔巴乔夫永恒的关切”；“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不愿流血不仅仅是个准则，也是他参与政治的条件”。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天性就是个不仅不会使用独裁手段，甚至也不会诉诸强硬的行政手段的人”。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没有流血的勇气”，哪怕是在国家利益要求这样做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声明放弃使用武力并非“新思维”或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为了自由主义的目标而使用武力，而且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和以前的异见分子后来都开始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88～1991年间绝对反对武力是有害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格里戈里·波梅兰茨称赞戈尔巴乔夫对中欧放手的决定。但同时他也说，戈尔巴乔夫在南高加索、中亚和苏联其他地区“放出了各种破坏力量”——野蛮、种族灭绝和混乱的力量。“国家的首要职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