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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得不到实际的支持。由于在国内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戈尔巴乔夫就越来越多地到国外去，到西方领导人那里去寻找这种认可与支持。
有关冷战终结的第三个标准的解释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受到侵蚀的结果，也是1987～1989年间倡导公开性短期造成的副作用。有些学者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以为它取代了苏联的旧思想，尤其是以阶级斗争和世界必然划分为两大阵营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在其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的当权派与知识分子当中，对世界的新看法的根源可以远溯至20世纪40、50年代。有些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从国际上的各种源头及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幕僚们那里吸收的。
在改变苏联国际行为方面，思想的作用的确很大。但即便是在当时，关于这种作用也有些奇怪的地方。简单来说，戈尔巴乔夫把思想太当真了。思想在他的行为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不仅比谈判进程当下的需要重要，而且也比保护国家利益重要。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接受这些思想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思想的历史人物。
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关键证据仍然在于存在别的方案。而按照那些方案，拒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对意识形态的修正本来可以再缓和一些，更多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任由追求公开性的进程酿成了一场大揭露，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整个基础乃至政权本身都名声扫地。在知识分子当中认为应该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修正的态度开始露头（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也这样认为）。一些以莫斯科为根据地的修正主义者开始提出，苏联应该单方面为冷战负责，而且唯有它应该负责。他们开始认为西方的政策纯粹是反应性的，是出于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侵略行径以及极权主义威胁斗争的需要。如果采取更加稳健的方法（例如当今中国的做法），本来是可以对历史修正主义加以约束并消除其之于对外政策的日趋极端化的压力的。
摈弃旧的意识形态本来可以导向务实而灵活的态度和某种实用政治，更多地基于对国家利益的适度而清晰的构想，而非基于崇高的原则和思想。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4年说人们可以和戈尔巴乔夫交往的时候，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引用了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话，后者主张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永恒的利益”基础上。但苏联在1988～1991年间对外政策的基础却远远偏离了帕默斯顿的名言。那种政策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浸透着救世精神。1987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写了一本书，名为《改革：我国与世界的新思维》。它描绘了一幅以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图景，苏联在其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而联合国则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戈尔巴乔夫用另外一种救世观念取代了苏联对外政策一直以之为指导原则的那种革命与帝国的救世观念：“苏联的改革只是从属于某种全球性的改革，那将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新的意识形态动机本来用不着一定要彻底放弃使用武力和权力投射。对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以及1985～1988年间他在政治局的大部分同事们来说，积蓄力量、高压政治以及均势，可以说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意义。与对社会主义的远景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比，他们对权力与帝国即使不能说更在乎，也是同样在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范式转换中，拒斥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有后斯大林时期以中、东欧为出发点的苏联地缘政治利益的整个逻辑。
在“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的选择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人们可能会赞同整个那些思想观念，但在是否或者何时要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这些改革必然会导致苏联的衰落与分裂——却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分道扬镳。对于大多数国务活动家来说，思想观念只是工具，而且要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必须仔细检查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被赞成它们的人所运用的。拿戈尔巴乔夫来说，当他企图依照其“新思维”中的想法去塑造苏联及国际关系现实的时候，他显然有点不自量力。
一个境况不佳的庞大国家的领导人，会愿意为了全球的道义事业而拿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自己的政治权力基础本身去冒险，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别的例子。即使是列宁，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英雄，在1918年也为了保住权力而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有过妥协。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在1988年3月由所谓的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的来信而引起的辩论中，他在政治局同事面前阐明了自己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他放弃了安德罗波夫主张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比较冒险的激进试验。这使得他身边的人们日渐分化。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中大多数人都担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失去控制。赫鲁晓夫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有人开始表示不满，认为戈尔巴乔夫想要毁掉并抛弃斯大林建立的所有东西。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警告戈尔巴乔夫，如果猛揭老底，苏联人的心理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崩溃。意识形态保守派的代言人叶戈尔·利加乔夫，也首次提出对共产主义集团解体的担忧：“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渡过难关，但还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怎么办？历史变成了政治，而我们处理此事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过去，还要考虑将来。”
戈尔巴乔夫把自己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当作恐慌制造者而大加嘲讽。而谢瓦尔德纳泽则宣称，“原始主义和思想狭隘使得赫鲁晓夫未能把党的二十大路线贯彻到底”。所谓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至于社会主义集团，他继续说道：“拿保加利亚来说，拿波兰过去的领导来说，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目前的情形来说，那是社会主义吗？
到1989年春，就连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助手们也看得很清楚：自上而下的彻底重估苏联的意识形态与历史，已经引发了自下而上的汹涌的政治波涛。戈尔巴乔夫正在无可挽回地失去对国内外事态发展的控制。1989年5月，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在我的内心里，压抑与惶恐与日俱增，那是对戈尔巴乔夫理念的危机感。他准备走得很远，但那意味着什么？他最喜欢的口号是‘不可预测’，但我们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国家的崩溃和混乱。”
命运攸关的个性
上一章对戈尔巴乔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做了对比，但这种对比应该再深入些。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科兹洛娃（Natalya Kozlova）对苏联时期俄罗斯农民的心态做过研究。她发现，“农民文明”（peasant civilization）的带有暴力色彩的迅速终结，带来了惊人的社会流动性和人员流动性，年轻的农民搬到了大城市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新加入城市文明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从“愚蠢的乡村生活”跃升至他们可以够得到的最高的社会阶层。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塑造出第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充满活力，坚定而务实，相信物质上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批这样的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平时期出现的，当时是苏联城市化和大众教育的最后阶段。这批人有着乐观的世界观，但对于文绉绉的论述和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怀有天真的信任感——这与老于世故、犬儒化、习惯于双重思维的城里人不一样。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共同的根基与差异就应该从那里去寻找。
有理由认为，在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份显著的自信与乐观。他受挫后的恢复能力非同一般。作为个人，戈尔巴乔夫拥有非常健康的自我和稳定的价值观。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俄罗斯南部库班哥萨克所在的地区、莫斯科大学和政治局本身——他在政治局无疑是最年轻的成员）养成了他健康的自尊心。不管怎么样，他对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都没有动摇过。
钦佩他的人说，戈尔巴乔夫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本能就是源自这种自发的乐观。据切尔尼亚耶夫判断，戈尔巴乔夫“天生的民主本能并没有因为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而完全变质，尽管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某些‘痕迹’”。据说在他搬到莫斯科并加入政治局的时候，权力高层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观念着实让他感到震惊。虽说有许多不法行为和肮脏的交易跟他也有牵连，但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他的民主冲动对他的行为仍然在起着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看来，一种后天养成的、重要的态度就是他的天真。他的助手之一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同事们的常识有一种天真的信任”。在德米特里·福尔曼看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发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民能够领会。路德很可能也同样认为自己的真理显而易见，可以很容易让教皇相信它们”。戈尔巴乔夫的调整（perestroika）乃是一场“改革”；他需要像传道者那样，改变共产主义异教徒的信仰，使他们皈依一种更公正、更合理的新教义，帮助他们摆脱威权主义体制、军国主义和贫穷。
戈尔巴乔夫（及其妻子赖莎）的生活道路促成了他对“改革”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并在斯大林主义发生危机、人们对“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产生罗曼蒂克的憧憬的时候，来到了外省的斯塔夫罗波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外省回到了莫斯科，而当时那些罗曼蒂克的憧憬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和日益犬儒化的党的官员中间已经凋谢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列宁依然是他的典范。从列宁的个性中（毋宁说是从他那经过剪贴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对革命思想的威力的狂热信念、“历史”乐观主义以及应对社会政治乱局的坚定决心。甚至是在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还向切尔尼亚耶夫坦承，他在精神上要“仰仗列宁的意见”。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自信和民主本能，批评者们看问题的眼光完全不同。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照他的性格就无法理解”改革会有多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说，在戈尔巴乔夫和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之间，有很深的心理隔阂。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官员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写道，“有知识分子气的”戈尔巴乔夫跟大家长式的勃列日涅夫不同，他跟苏联民众在一起感到不自在，宁可跟西方人说话。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们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俄罗斯及苏联的主流心态有多么不一致。但他们与他而不是人民站在一边。例如，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苏联社会中尽是些“堕落的、只想着索取的人”。在戈尔巴乔夫的朋友看来，他完成了一项丰功伟业：从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可怕的麻木和奴役状态中唤醒了社会。其余的，切尔尼亚耶夫认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证明，这个社会配不上它的领导人，“新思维”是超前的。鉴于所有这一切，当苏联社会失去控制而横冲直撞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刹不住了。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敌人都强调他那种自发的乐观与天真的一个重要后果：喜欢“心血来潮”，天生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讨厌治理的实际细节。他们都承认他的改革毫无计划性，而“新思维”也模糊不清，无法为改革提供实际的指导。戈尔巴乔夫喜欢说的除了“不可预测”之外，还有“听其发展”和“事态在不停地发展”。照德米特里·福尔曼的判断，这与他对人民尤其是苏联人民持过于正面的看法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为了他们自己，人民似乎总是很乐于把生活安排好的。”他对下面这一点几乎毫不怀疑：最好是放手让社会自行变化，然后只需袖手静待，因为“进程”自会产生最合乎情理的结果。
即便是钦佩他的人也承认，戈尔巴乔夫一直未能给国家机器绘制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未能采取持久而审慎的行动计划并防止社会中的心理混乱和思想崩溃，这一点跟他的心理特征有关。切尔尼亚耶夫的政治回忆录反映了他的挫败感和耿耿于心的怀疑。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却未能实行有针对性的经济改革。在价格改革的问题上，他一拖再拖，任由财政危机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还任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的阿富汗战争变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战争”。他让鲍里斯·叶利钦在1990年和1991年凭借与名声扫地的旧政治秩序的决裂而夺走了政治主动权。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还是强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致命的缺陷。他们认为，既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变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那就只能依靠试错。同时，他们还认为，要是戈尔巴乔夫真的预见到自己使命的全部复杂性与危险性，说实在话，他就永远也不会去做了。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能力的评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