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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必有重大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学者们往往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归因于一些宏大的、与个人无关的力量：均势的改变、国家之间的矛盾、革命、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起等。而按照目前的学术风尚，同样时髦的还有突出历史的微观层面，即“普通人”的作用与信念、社会生活变化的递增以及作为日常生活现象的权力。在这两种倾向中，认为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塑造的观点似乎完全名声扫地了。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都不愿意承认，掌权者个人的性格特点在紧要关头可以对历史造成重大的影响。
然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戈尔巴乔夫的因素》中坚称，这个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的英俊男人，“对于结束东西方的冷战贡献比谁都大”。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对他最忠诚、最支持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评价很值得一听。他说，戈尔巴乔夫“就个人的品质来说，算不上‘伟大人物’”，但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而那“对于历史来说更有意义”。比较爱挑刺儿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提出了另外一种同样值得注意的评价：戈尔巴乔夫“才智出众，但性格软弱。如果不是这种个性上的矛盾，很难把他理解成历史行动者”。沃尔科戈诺夫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才智、情感和意志”为苏联的解体打上了独特的印记。
在有关戈尔巴乔夫的写作中所采用的那些原始资料几乎都是成问题的。这一保留意见同样也适合于他的许多批评者在事后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充满了怨毒与恶意，例如瓦列里·博尔金（他是与赖莎·戈尔巴乔夫关系最近的人）和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书。尽管如此，这样的书，还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副总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ev）、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戈尔巴乔夫的贴身卫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比较慎重的文章与访谈，还是值得仔细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朋友们的看法表现出另一种类型的偏见。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吉·谢瓦尔德纳泽、瓦季姆·梅德韦杰夫（Vadim Medvedev）、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其他助手和同事，都承认他们以前的上司犯了许多错误，有缺点，但他们对他及其政策背后的那些想法仍然是敬佩的。卡连·布鲁坚茨是唯一的例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戈尔巴乔夫固然使得冷战的结束成为可能”，但也“无意中充当了苏联的清算人”。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一种比较具有启发性的原始资料是他的助手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些记录，以及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及公众人物的会谈记录，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刊发，有一部分可以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里查到。最后，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最为复杂的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了。要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搜集证据并非易事；这些回忆录故意弄得让人难以理解，而且经过仔细的编辑，只有非常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但即便如此，他的回忆录以及有关他执政的那段岁月的回忆，仍然载有他个性的最有力的印记。自从他离开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位以来，他还是他，其独特的言行即使在今天，依然使他与俄罗斯的其他政治家判然有别。
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最后都必然会对戈尔巴乔夫“谜”一般的个性挠头不已。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俄罗斯分析家，同时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的德米特里·福尔曼（Dmitry Furman）认为，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终结冷战和共产主义的那六年，“苏联和俄罗斯并没有得到有机的发展，相反，它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相联系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叶戈尔·利加乔夫写道，政治观念“不可能解释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条政治道路的曲折性。这其中有包括戈尔巴乔夫个人品质在内的一整套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不是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并非要贬低或否认戈尔巴乔夫在和平终结全球性的两极对抗过程中作出的历史贡献。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其国人当中已变得非常的不受欢迎，对他的个性和国务活动进行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只会有助于消除在俄罗斯的那些抹黑他的夸大其词的谣言和杜撰的指控。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切还会发生吗？
描述一下关于冷战终结的标准的解释，是重要且必要的，因为这些解释可以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材料上，放在戈尔巴乔夫的独特个性和领导风格赖以产生强大影响的政治背景与思想背景上。按照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提出的第一个标准的解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力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变得对美国和西方有利了。相对的衰落让苏联人别无选择，只好采取收缩帝国防线并与强大的西方建立密切联系的政策。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察觉到这种实力的转换，就根据现实调整了自己的行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实尽管让克里姆林宫冷静了下来，但没有自动规定好一套感知（或者像现代理论家所说的“叙事”）。在克里姆林宫就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现实与感知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感知到不止一种的选择。
对于世界和苏联自身来说，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年老的苏联领导人在1981年至1984年间讨论的那种选择：对于他们感受到的由于里根政府的扩军和“侵略”行为而带来的威胁进行回击。尤里·安德罗波夫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考虑过采取紧急措施，为在全面的军备竞赛中与美国保持“战略上的势均力敌”而对苏联社会和国家进行动员。尽管克里姆林宫当时准备在这方面走多远目前尚不清楚，但这种反应的基础在于不信任、恐惧和对武力威慑的依赖。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在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也在安德罗波夫的观点的影响下，认为只要里根还在白宫，就不可能达成妥协。
另一种选择跟斯大林死后头几年克里姆林宫的做法相似，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单方面削减苏联的武装力量。这不是说不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而是要赢得“喘息的时间”，以便减轻军工开支给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与第一种选择截然不同，这种选择符合逐步改革苏联集权体制的愿望，但它需要循序渐进并要牢牢地控制住社会经济生活。直至1989年，华盛顿的大多数分析家还在怀疑和担忧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所在。实际上，这种选择中的有些内容的确出现在了1986年至1987年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成员面前提出的看法当中，并于1988年之后在“战略充足”理论中公之于众。
第三种选择是在彼此都削减武器的基础上与西方达成“友好协议”。这一选择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其他人一起在二战结束时提出的，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后呼声很高。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称之为“和平共处”，而且不管苏美关系中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和挫折，他们始终坚持这一点。该选择的核心是一种实用政治，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策略并无不同。其目的是要在世界上保持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影响力，包括与美国在战略上“势均力敌”，留住苏联在国外的盟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种“进步”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据切尔尼亚耶夫说，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相信和平共处是“常识”的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共存，互不干涉”。
在这里，关键的、也是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过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虽然某些国内的批评者与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以为他在采取“和平共处”或赢得“喘息时间”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我下文所表示的那样，他所做的完全不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行为非常缺乏连贯性，也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这一点被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人，尤其是他的批评者在事后看出来了。即使到现在，他们在提起来的时候还认为这是错失了良机，没有走“中国式的道路”。
关于冷战的终结，第二种标准的解释是苏联国内的结构性衰退与危机。苏联的经济、生态以及日常生活质量的每况愈下——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所谓的停滞——连同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种种日趋严重的深层次问题，与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截止到1985年，苏联只能算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国内的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非常之快。美国方面有些人，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中情局首席观察家罗伯特·盖茨，意识到了形势对美国非常有利：不断加深的危机将促使苏联领导层为结束对抗而单方面采取行动，满足美国人的各项要求与条件。
甚至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时候，苏联的老一代领导人就一致认为，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控制军备竞赛的政策，对于国家的经济是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当时似乎也同意这一点。在有关记录中，他对政治局说过：这种竞赛将“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且，我们可以预料，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可能与美国的潜能结合在一起。如果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相当大”
“国内的结构性的”原因是有说服力的，但更加仔细的考察表明，这种解释也是不全面的。重要之处在于，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国家危机只是在1986年到1988年间才开始的，而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和政策，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些选择和政策当中，有两点影响最大。首先，在国家的重建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去依靠党政官员中最务实的那部分人，而是努力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与运动，同时逐步削弱党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的权力。其次，他不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范围内采取价格改革和削减政府补贴之类的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而是鼓励迅速废除这个体制。在1988年之后，这些选择造成了政治混乱与经济灾难。戈尔巴乔夫的“疗法”在把病人推向死亡。
即便在经济与财政急剧下滑的情况下，苏联仍有可能用波将金式的体面的假象来掩盖自身的弱势，并以一种相对势均力敌的姿态与美国谈判。1988年之后，这种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决定开展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同时让党的机构退出经济生活，这就给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在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这一切就等于是革命，并且把苏联领导层都卷了进去。这些政策让苏联从根本上丧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像超级大国一样有所作为的能力。苏联沦落到一种既无力帮助自己的盟友也不能在谈判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境地。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与这种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要按照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条件尽快结束冷战，国内的结构性危机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相矛盾。首先，在1987年初危机变得严重和明显之前，苏联在谈判中的行为就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其次，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全力支持下，苏联在1989年、1990年，甚至包括1991年的一段时间中，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向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越南等扈从国提供军事装备，而当时苏联的国库几乎已空空如也。美方企图说服戈尔巴乔夫切断对卡斯特罗的石油供应，而苏联的激进改革者甚至建议与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建立同盟。但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尽管这样做会赢得美国实权派中许多人的支持。
当时，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那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尽管如此，从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向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模式的逐步过渡还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一个得到党内高层务实派支持的领导人，本来是可以把国家财产逐步私有化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这一突出的现象使得一位观察家表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党的高级官员”本来就准备“随时把马列主义整座大厦送进地狱，要是这样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并继续其事业的话”。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政策不是去拉拢那些老官僚，而是带领苏联社会越过党的官员，进入“民主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很快便使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恢复了元气。不过，后者几乎是立即就转而激烈攻击这位苏联领导人，并开始支持政治分离主义运动并煽动社会骚乱。这一点，再加上被疏远的党政官员的蓄意破坏，使得戈尔巴乔夫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