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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必须按照政治局的指示到斯德哥尔摩宣布苏联接受现场检查。本身的地位已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大为动摇的元帅只好照办；几天后，条约签订。
总书记本人此时已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包括“帕尔梅委员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内的有关裁军及“共同安全”的著作。他还读了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科学家反对核战争的“帕格沃什运动”的著作。由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然后就向美国那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盟友发出呼吁，倡导一种新的安全哲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都表达了对“新思维”的同情和对美国领导层的极端不满。在1986年7月会见法国总统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抨击里根以及“那些扶他上台的势力和团体”搞“战略防御计划”，不理解人类的新的安全需要。密特朗承认，“军工综合体也许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不过，他也说，“应该记住，里根虽然受到自己周围人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常识感和直觉的”。他提醒戈尔巴乔夫不要把美国的政局看得一成不变：“形势是会变化的。”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真心实意的安全关切，他还很贴心地在苏美之间充当了中间人。
英国的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扮演了非正式的使者的角色。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鸿沟，但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很好。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裁军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主张，撒切尔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了，但她拒绝接受让世界无核化的想法，认为那是一种危险的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现在回头看来，撒切尔是对的，因为裁军的进程印证了她的看法。但是，就像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要是戈尔巴乔夫不那么固执，不那么执意向世人证明核武器是绝对的恶，不能把它作为建立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那么，[缓和]进程根本就不会开始”。
克里姆林官与白宫之间还有一位非正式的调解人——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20世纪70年代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尼克松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1986年7月，他告诉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政府中的确有人不希望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能够在外交上孤立苏联，在经济上对其施压，在军事上占据优势，那苏联的秩序就会崩溃。当然，这种事不会发生。多年来，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里根也被认为属于抱有这些想法的那帮人。但他现在不是。我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与您的会晤对他想法的变化产生了缓慢但无可否认的影响。”
这些谈话让戈尔巴乔夫更加急于推行他的“新思维”。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与财政方面传来的坏消息。改革进展不利；国内改革的口号与低迷的经济状况以及依旧死气沉沉的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一个月的开支就达到了30亿卢布。这笔意料之外的开支影响了政治局有关继续与西方进行战略武器竞赛会造成的财政负担的讨论。自从在波兰危机中有过争论以来，这也许是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苏联财政的严重透支。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承认，由于石油价格暴跌，苏联预算损失了90亿卢布。苏联人估计还会出现贸易赤字。反酗酒运动也减少了150亿卢布的国家收入。在国内事务上，总书记在书记处的利加乔夫的帮助下，对党政官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希望借此来恢复苏联党政系统的活力。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采取激进的措施，例如稳定物价、遏制隐蔽的通货膨胀。而且他也不清楚如何去改造社会主义经济。他希望通过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而获得“和平红利”即降低军费开支和获得西方贷款来缓解经济形势。
由于发生了可算是实际上的间谍战，而且还真的造成了死伤，美苏关系恶化了。在莫斯科，克格勃从中情局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那里获得了在苏联的美国间谍的所有情报。1986年，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后，他们遭到逮捕；其中有些人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长期潜伏的苏联“鼹鼠”也被发现并逮捕。8月底，这一肮脏的战争继续升级。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克格勃特工——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为掩护的根纳季·扎哈罗夫（Gennady Zakharov）。克格勃也以牙还牙，诬陷并逮捕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Nicholas Daniloff）。在里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大众媒体上新一波的反苏情绪似乎要把美苏关系带回到1983年的低谷。
戈尔巴乔夫急于取得重大突破。9月初，扎哈罗夫与丹尼洛夫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他给里根写信，建议不要等到下次的华盛顿常规峰会，而是尽快举行一对一的会晤，“让我们在冰岛或伦敦面谈”。为了把里根与他身边的右翼分子隔开，戈尔巴乔夫建议进行“严格保密的、不公开的、坦率的讨论（可能只让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参加）”。会晤的目的是“起草跟两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有关的协议”，确保它们准备在下次峰会上签订。
后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里根的幕僚们都声称，戈尔巴乔夫把里根诱进了一个圈套。的确，戈尔巴乔夫不仅仅是准备讨论“两三个很具体的问题”，还准备就削减核武器问题拿出一个革命性的协议。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想对里根搞伏击。作为峰会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指示总参谋部放弃在几天内打到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性战略，而是基于“战略充足”与防御姿态制定新的军事原则。他还告诉军方，他打算接受里根关于撤走苏美部署在欧洲的所有中程导弹的建议（“零点方案”）。最后，他建议说，苏联的一揽子谈判方案应该包括接受削减50%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那可是苏联战略武库中的撒手锏。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会晤成了冷战最后的岁月中最具戏剧性的外交事件。
苏方建议的基础是有关“战略充足”的观念，这些观念早就在莫斯科的学术机构和军控谈判人员中流行了。它们认为，在数量上维持战略武器势均力敌并非至关重要。当然，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没人敢公开提出来，因为害怕受到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叛国的指责。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得把他的“新思维”说成是权宜之计。在1986年10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要想用传统的针锋相对的方式回击里根的挑战，苏联负担不起。“我们会被拖进一场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到了极限。而且，可以预料的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能把它们的经济潜力与美国的合在一起。要是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将会大得难以置信。”
结果，“战略防御计划”又一次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绊脚石。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认为，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战略防御计划”与其说是安全关切，不如说是借口，以便“推行政策创新，打破僵局，结束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但相关的证据表明，事情恰恰相反：里根的计划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个实际的关切。他仍然摸不透里根的意图是不是侵略性的。就像对待日内瓦峰会一样，政治局给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指示是个折中方案，兼顾了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路径和他在安全方面的一贯的担忧。虽然军方领导层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不过，正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要求，签订任何削减战略武器协议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里根必须打消“战略防御计划”的念想，并重申美国遵守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准备雷克雅未克之行期间，戈尔巴乔夫在跟一小群“新思想者”谈话时提出，必须改变里根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态度。“如果不行，那我们就能说：我们过去防备的就是这！”
雷克雅未克峰会是从两位领导人一对一的亲切会谈开始的。总统首先提出美国的四点议程，把裁军进程与苏联改变其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以及在国内尊重人权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让里根放心，他会根据“同等安全”原则，支持“最终消除核武器”。他还说，为了打消美方的疑虑，在核查问题上只要有必要他就会尽力配合。同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明确地把华盛顿峰会的日期与在削减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联系在一起——卡特执政期间苏联人也有过类似的要求。
在其他参与者看来——他们可是经历了几十年僵局的人——两位领导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超现实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解决的裁军问题似乎要比他们所有的前任做的都要多。从美方专家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做出的让步比他们25年来从苏联那里得到的还要多。对此，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冷冷地回应说：“那好，就让他继续让步吧。他的提议可是我们施压了五年的结果。”政府中其他那些更多地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成员都感到担忧。里根看到了可以完成自己使命和防止末日核决战的机会。他也没有与五角大楼或美国的盟友商量，就在谈判中提出：首先是到1996年要彻底消除核弹道导弹，然后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但坚持要求不包括太空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计划。然而里根受其朋友卡斯帕·温伯格的误导，以为“战略防御计划”如果仅仅限于实验室的范围，国会就会把它“毙掉”。他就要戈尔巴乔夫“给他个人帮个忙”，允许在太空进行试验。他告诉总书记，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让步，会对“我们未来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戈尔巴乔夫毫不妥协：要么彻底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包括暂时在实验室的试验，要么免谈。峰会破裂了，显然有点心烦意乱的总书记和美国总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败在国内造成的影响。现在清楚了，十年或更多年的实验室试验并不会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担心的那样，可以“毙掉”或“制造出”反导防御系统。戈尔巴乔夫当时并不准备消除苏联的所有核武器，更不用说苏联的弹道导弹了。
戈尔巴乔夫返回了莫斯科。他指责美国人“没有放弃追求优势地位”，他们到雷克雅未克只是为了得到他的让步。对于美国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来说，这种指责基本属实。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里根“像个骗子”，他“驾驭不了他那帮人”。不过，仅仅几年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就说雷克雅未克之行让他有一种心灵的顿悟，就像切尔诺贝利事件带来的震撼一样。这也许是因为，在总书记的心中，一向令他担忧的问题再次与“新思维”发生了冲突。他在内心里惊奇地发现，里根对于核裁军的看法似乎是真挚的。苏联其他参加此次峰会的人也有同感。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后来回忆说，“里根对于末日核决战的看法，以及他认为核武器应该最终禁止的几乎深藏不露的信念，结果会比他骨子里的反共倾向更有力”。由于早先的对抗而在苏联对外政策实权派当中形成的有关里根是个敌人的印象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而且还时断时续。
“新思维”与迫在眉睫的危机
雷克雅未克峰会的失败并没有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全球事务中对“新思维”的钟爱。相反，他很快就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在山间美丽的湖畔与世界上的思想精英——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一起探讨核威胁及其政治应对措施。面对这样一群高水平的听众，兴奋的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表示，“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创新让利加乔夫和党的宣传工作者很是费解。“在正统思想家阵营中扔了一颗炸弹！”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高兴地说。到1987年春，戈尔巴乔夫思想上的转变使他感到与自己最忠诚、最得力的支持者——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看法不再与他一致。雷克雅未克会晤后的几个月是戈尔巴乔夫与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产生分歧的第一阶段，后者过去只是把他的“新思维”视为说辞，是为掩盖苏联暂时的后撤与收缩而采取的务实政策。从调整关键指挥岗位上的人选到实现经济“提速”，戈尔巴乔夫开始转变立场，改变苏联的指导思想。
里根政府在此期间的反苏“圣战”也在继续加剧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复杂性。12月1日，里根政府宣布，美国不会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强加于美国战略武器的限制。美国领导层的挑衅行为——这是第二次峰会后的第二次了——让政治局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向里根屈服，等将来再有机会；要么加大力度，继续展开和平攻势。在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忍不住对戈尔巴乔夫执着于裁军问题表示怀疑：“要是我们销毁了花了25年时间才造出来的核武器，那接下来会怎样？我们是不是要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善意上？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太空竞赛中超过我们？不，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