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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的条件：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要会晤就必须签订重要的协议。里根的大部分幕僚都反对与这位年轻有为的苏联领导人会晤的想法，但总统从1983年开始就在等待私人间坦诚的交流了。他同意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准备首次峰会的时候，双方领导人又开通了华盛顿与莫斯科间的秘密外交渠道，并通过它进行了大量通信。戈尔巴乔夫否定了里根提出的有关阿富汗和人权问题的较为广泛的会谈框架，建议集中讨论削减核武器问题。他警告里根说，苏联不会对“战略防御计划”坐视不管。尽管“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的安全利益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它到头来有可能引发美苏间新一轮的危险而且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他表示，“严重破坏了稳定。我们急切地向您建议，停止这项会造成剧烈动荡的危险计划。”日内瓦峰会前夕，戈尔巴乔夫写信给里根说，“厌恶核战争和消除军事威胁是我们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兴趣”。他敦促美国总统同意“太空的非军事化”。为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高调主张，1985年8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议程与勃列日涅夫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议程，看上去仍然是惊人地相似。峰会前政治局下达的指示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指示重申了有关缓和的陈词滥调，同时也再次强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目标。峰会前为政治局起草这些指示的专家们，正确地预见到不会就第三世界的冲突达成一致。另外，他们还警告说，“里根肯定不会同意取消‘战略防御计划’”。
苏联外交官和军方密切关注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表现并感到满意。这位苏联领导人充满魅力，但却是个强硬的谈判者。不出所料，双方领导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永远不要打核战争，那不可能打赢。”在莫斯科，大家都认为与目前的美国政府打交道几乎只能得到这么多。在政治局和党内精英面前，戈尔巴乔夫批评里根“粗鄙的原始主义、穴居野人的眼光、弱智”。他依然认为这位美国总统是军工综合体的工具并许诺加强苏联的防务。不过，这位总书记私下里震惊地发现，里根说的是真心话。他因为未能说服里根放弃“战略防御计划”而“有点尴尬”。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猜测里根的动机却未能理解它们。峰会后他还在想：这个军事计划是不是异想天开，是不是一种手段，以迫使苏联在外交上做出让步？或者，它是不是一个“拙劣的企图”，“让我们放松警惕，盲目自满”，而他们却在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日内瓦峰会的结果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拼命地寻找对策，以打破美苏竞争的恶性循环。与在类似情形下坐等美国人出手的勃列日涅夫不一样，戈尔巴乔夫决定发动“和平攻势”，在核裁军问题上与美国总统过过招。1985年的除夕之夜，他接见了苏联的武器谈判人员并要求他们拿出新的对策。根据他们提出的新对策，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一个到2000年实行全面而彻底的核裁军计划。被里根政府视为宣传伎俩而未予理会的该项计划，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对核裁军这一想法的执迷。该计划的那种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近乎乌托邦的性质，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的乐观的天性以及对宏大观念的信任。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开始认为：“只要抓住裁军问题，就可以消除战争威胁。”
戈尔巴乔夫是利用这些会谈未雨绸缪，为即将于1986年2～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做准备。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这样的大会虽说带有仪式性质，但却十分重要。他避居于黑海的一处度假胜地，并在那里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博尔金一起研究了学术智库的建议，讨论了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草案。他的前任们既想要缓和，又坚持其对于这个世界的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幻觉。戈尔巴乔夫用世界一体和相互依存的观点取代了有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教条。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对我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告草案说：“总的政策是，军事对抗没有前途”；“不仅是核战争，就连军备竞赛也不可能有赢家”；“安全建设的任务看来是一项政治任务，它只能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这段小插曲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倾心于新的、宽泛的理论概念，而不是对外政策的具体措施。
当戈尔巴乔夫把草案交给自己的同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都坚持要求把意识形态的老一套加进去。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老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私下里发牢骚说：“干吗要这种‘新思维’？应该让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思维。你想拿我们的对外政策怎么办？难道你反对武力，那可是帝国主义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戈尔巴乔夫报告的最终版本是新思想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旧语言相互折中的产物。尽管这样，正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得出的结论，报告消除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和平共处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核战争即便发生，也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从1947年起就成为苏联革命与帝国范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斯大林的“两大阵营”理论，也不复存在了。
苏联国家安全领域实权派中的明眼人，尤其是那些幕僚以及智库领导者，都认为裁军倡议和戈尔巴乔夫的大会报告是个转折点。雷蒙德·加特霍夫作为一位长期关注苏联人的观察家，当时恰好在莫斯科；当那些老熟人承认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合法的并且在原则上可以与苏联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他十分惊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总书记就警告自己的幕僚圈子说，不要把苏联的倡议仅仅当作想在宣传上得点分的手段。“我们真的想要缓和和裁军。骗人的把戏现在行不通了。要想蒙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就在同一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还强调说，从“新思维”出发，苏联势必要承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与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设法达成和解。
不过，华盛顿对苏联人的话并不相信。里根政府想要看到在阿富汗和人权问题上苏联的行为有实际的改观——那是总统评估苏联人意图的最重要的依据。美国人无视苏联暂停核试验的声明，宣布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核试验。中情局在阿富汗继续升级对苏战争，并对克格勃发起情报战。1986年3月，两艘美国军舰在离克里米亚海岸六英里的苏联海域举行了极具挑衅性的演习，而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那里度假。在苏联盟国利比亚的海岸附近，也进行了具有同样性质的行动，结果引发了冲突，美国空军袭击了这个国家。特别是，里根身边有许多人都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可以一石三鸟，或者更多：它可以让昂贵的扩军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带动国内的经济，还可以把苏联人吓得全线后退。
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严厉反击。他指示自己的笔杆子“把美国狠狠地教训一顿”。在政治局成员面前他说得很粗鲁：“用这帮家伙什么菜也做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甚至提出要再次冻结与美国政府的高层接触。不过，对苏联内部讨论的更仔细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狠话也只不过是狠话而已。他反对针锋相对，仍然坚持要与美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修好。“我们在外交上处于攻势，因为我们一直在向世界提出切合实际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承认美国人的利益，只是不包括他们的霸权要求。”一个月之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幕僚们说，美国人和西欧人即便在裁军问题上继续合作，苏联也应该更进一步，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推进“日内瓦进程”。就这样，“新思维”激发了戈尔巴乔夫推动缓和的积极性，只是他没有考虑美方的意图，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多边主义的新世界观看作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战略防御计划”。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视察搞研发的实验室并与主要的科学家们商讨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的“反制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详细审查了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主持的专家委员会三年前得出的结论，以找到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不对称的反击”。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这样的反击即使再增加十倍的开支也不是一个全面的方案。这位总书记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新安全观与自己纠结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矛盾呢？有时他近乎如此。1986年3月底，针对里根那个“危险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自己的幕僚圈子中说：“也许我们不该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了！[里根政府]实际上就希望苏联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害怕‘战略防御计划’。所以他们才向我们施压，让我们疲于应付。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个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要克服他内心的矛盾，戈尔巴乔夫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两个戏剧性的事件恰好提供了这种帮助。
切尔诺贝利和雷克雅未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30，一声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切尔诺贝利的四号核反应堆。爆炸引发了仅次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为严重的人为核灾难。乌克兰的这次突然的灾难使得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领导层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安全事务。起初，苏联领导层和苏联军工综合体的多数人都本能地选择捂盖子，对事故轻描淡写，想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就像大韩航空007号航班悲剧发生后那样。可就在这时，谎言被戳穿了；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使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苏联社会也从无线电广播中得到了消息。恐慌像潮水一般蔓延开来，并从乌克兰很快传到莫斯科。在贻误了数天之后，苏联当局从辐射严重的地区疏散了十万人。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在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中，有8000人死亡，435000人的健康和幸福受到影响，而且后者的人数还在增加。
政治局有三个月的时间都是把精力放在切尔诺贝利这场大灾难上。它彻底动摇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军国主义化的旧心态。被这场国际丑闻弄得灰头土脸的戈尔巴乔夫，对死板的官僚体系非常愤怒，决定先拿军工综合体开刀。作为苏维埃体制中最隐秘、最难以渗透的部分，它的核计划成了人们猛烈批评的目标，其罗曼蒂克的英雄形象也无可挽回地黯淡下去。军事科学家和军队指挥部门的地位也受到动摇。苏联武装力量第一次以那么大的规模参与营救和消除核污染的行动。对于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来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人想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但是，这次灾难的教训不是要提高警惕，加强军事建设，而是说明有关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原则是个空架子。而且它还让军队指挥部门明白，在到处都是原子能反应堆的欧洲，哪怕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也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阿赫罗梅耶夫回忆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核危险对我国人民来说，就不再抽象了。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
切尔诺贝利事件要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其他任何单个事件对苏联政治领导层的影响都要大。“我们知道了核战争可能是个什么样子。”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当然，相比于前些年美国的施压和扩军，这场灾难对于苏联官方心态的彻底改变作用要大得多。灾难要求结束仇外的心态和对保密的执迷，并重新评估核时代的安全政策。事故后不到一年，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控制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谈判的方式以及军事原则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切尔诺贝利事件还迫使政治局引入公开性，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这种做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这个国家中绝迹了。在灾难发生几周后，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我们的工作现在对全体人民、对全世界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强迫我们掩盖真相。”
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们建议说，苏联应该提出更好、更大胆的裁军倡议，停止军备竞赛。1986年5月底，这位总书记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了外交部，并对一大群外交人员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里根政府企图把苏联困在一场会把人拖得精疲力竭的军备竞赛中。他最后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必须缓解军费开支的压力，必须尽其所能减轻国防开支的压力。外交人员还被告知，要消除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在任期间曾经流行的缺乏个人思考和主动精神的官僚主义心态。戈尔巴乔夫批评苏联以前的外交是“无谓的固执”。苏联的外交不应该去为冷战挖堑壕，等待华盛顿出现一个更愿意和解的领导，而是必须对里根政府主动出击，用种种和平倡议包围它，借助它自身的西欧盟友去影响它。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对外政策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是，就常规武器控制与核查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取得了突破。由于苏方拒绝接受美国人提出的现场检查的建议，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总参谋部对北约有可能进行的检查十分恐慌，因为那样一来，苏军中的许多波将金村庄就会暴露。在政治局会议上，阿赫罗梅耶夫对苏联参加斯德哥尔摩谈判的首席代表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提出质疑。不过，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遮遮掩掩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