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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也换不到美国人的协议。美国不会同意达成平等的协议的。”
除了葛罗米柯之外，利加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对于里根政府的反苏“圣战”也表示担忧。但戈尔巴乔夫已经铁了心要实行他的新政策。他说，与里根政府玩针锋相对的游戏就相当于“给那些破坏条约、罔顾公众舆论的人送大礼，他们会说：苏联人就等着这一刻”。政治局决定通过美国国会中的温和派、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的公众对里根政府施压。
大概就在此时，苏军的高级将领被告知说，要放弃他们长期追求的取得对敌优势的目标，并同意单方面大幅削减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雷克雅未克峰会后不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就在总参谋部的军事学院，一所培养高级精英的军事学校，提出新军事原则草案。该文件陈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取胜的不可能性（因为那将是核战争），并建议苏军不要再争取与美军的势均力敌。文件使军方的听众深受打击。有人低声咒骂着“叛国”。这些骂声传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耳中，于是，戈尔巴乔夫与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12月1日的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刚刚从总参谋部辞职的元帅仅仅被任命为总书记的军事助理。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但我们的将军们却想要吓唬我们，他们害怕被晾在一边、无事可做。我知道他们有许多不满——这是什么领导，在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政治局委员）：人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戈尔巴乔夫：奥加尔科夫就很不高兴。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250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以下。
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们都是好人。是的，他们都是好党员。不过，要是哪位将军认为他比政治局还关心国家，那我们就要跟他把事情搞搞清楚。
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不争取和平，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而如果我们的国防搞不好，人民也不会支持我们。他们可都是些坚定的沙文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用他的讲话技巧克服了军方的阻挠，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批准了新的军事原则。这是个重大的变化，但它也标志着军方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路线曾经有过的积极热情的态度的终结。
即使与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在继续演变，这与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治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但是在政治局，一种出人意料的共识却占据了上风，至少表面上如此。保守派或军方没人愿意向总书记发起挑战。即便是总参谋部，虽然对新的裁军提案和军事原则很是失望，却从来不敢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另外，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可能传递的印象相反，他的思想演变的方向不仅对于政府精英，就是对于党内主张采取稳健的现代化模式的人和“新思想者”来说，仍然不太明朗。总书记说的话，尤其是他做的事，前后不一，令人费解。他靠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很成功，而且也很享受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偏不倚地倾听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在讨论中居间调停；掩盖分歧；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克格勃是保守派最顽固的据点，1987年初，它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执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收缩帝国，走受到管制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克格勃的领导层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想要废除整个倚仗警察镇压的管理体制。它躲过了去斯大林化，在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地位又得到了巩固。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所以后来对他“背叛”的程度感到非常震惊。
戈尔巴乔夫很注意不去公开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以及经常公开承诺要“实践社会主义的潜能”，把莫斯科的那些老于世故的精英们都弄糊涂了，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视同死尸。他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策略和反酗酒运动，让苏联国内外的许多人都以为，他只是想给旧体制注入新活力。雅科夫列夫私下里抱怨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摆脱基于阶级观念的意识形态神话。“在搞公开性的头三年，”切尔尼亚耶夫承认，这位苏联领导人“考虑过按照马列主义范畴去改善社会。戈尔巴乔夫相信，要是列宁再多活十年，苏联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书记崇拜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他把列宁的著作放在案头，重读它们以寻找线索与灵感。
因此，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公开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时机尚未到来。在对外政策的某些议题上，分界线与其说在于意识形态原则，不如说在于苏联的收缩战略。这在政治局有关阿富汗的烂摊子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情局的资助下，齐亚·哈克（Zia-ul Haq）将军的巴基斯坦政权武装并训练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对苏军和亲苏的阿富汗政权发动了无情的打击。苏联人无法打败从巴基斯坦领土上开展行动并且不按常规方式作战的激进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还有政治局的其他人，仍然反对立即从阿富汗撤军。他的理由是，苏联人应该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友好而温和的伊斯兰政权，这样就可以不让美国或者激进主义势力控制该国。到1987年的时候，这显然不切实际。主要原因是，美国、巴基斯坦和激进的穆斯林势力已经结成了同盟。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Sergei Sokolov）、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以及驻阿苏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都主张立即撤军。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也支持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当初支持入侵阿富汗的人当中最后还健在的葛罗米柯也支持立即撤军。
然而，政治局阿富汗委员会的两位高级成员，谢瓦尔德纳泽和克格勃的克留奇科夫，却坚持主张，要继续努力“拯救”阿富汗。因为他们担心，要是激进主义势力获胜，喀布尔就会血流成河，苏联的安全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克格勃早在1986年就提出纳吉布拉是比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更合适的人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此时，“新思维”的主要鼓吹者雅科夫列夫也主张由阿富汗人自己去打这场战争。有关记录和回忆录显示，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没有理睬阿赫罗梅耶夫和科尔尼延科的警告。后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都声称，正是美国无情的政策延长了阿富汗战争。
戈尔巴乔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件孤立的事情。总的来说，他继续支持和维护苏联在第三世界所有传统的扈从国和朋友，包括反以色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越南、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政权、卡斯特罗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这项代价不菲的政策背后的动力和动机现在还有待解释。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既想要改革，又想要维持其大国地位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他以及谢瓦尔德纳泽是不是也出于惰性而在第三世界仍然坚持革命与帝国范式这个遗产？
就像里根政府中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一样，政治局中主张走稳健的现代化道路的人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位总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拖延时间，因为他还没太准备好开始单方面拆除苏维埃帝国。还有，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来没有对第三世界的问题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他的“新思维”使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苏联与“第一世界”的一体化上，也就是在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上。1987年，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开始传递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念：苏联社会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在全球是相互依存的。就像赫鲁晓夫在1955～1957年那样，这位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把和平攻势与去斯大林化以及与西方的谈判和国内的自由化结合在一起。但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暴动之后，赫鲁晓夫曾经在国内又恢复了镇压。戈尔巴乔夫想要比他主张改革的前任走得更远，而且不走回头路。他趁准备雷克雅未克峰会之机，要求重估苏联在人权、移民、迫害国内政治与宗教异见分子方面的政策。雷克雅未克峰会失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赢得西欧各国的领导人、受过教育的精英以及大众的同情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西欧人的施压，就不可能让里根政府回到比较愿意和解的立场上。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说，应该允许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有名的异见分子，结束其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回到莫斯科。1987年1月，苏联人停止了对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西德的“德国之声”的无线电干扰。
此时，多数苏联官员，甚至是克格勃的官员，都不太情愿地意识到，对异见人士和宗教团体的迫害成了与美国谈判的主要障碍。他们记得里根在1983年对于苏联拒绝让一群五旬节派教徒移民美国有多么气恼。在政治局的讨论会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建议，释放三分之一的政治犯，以后再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一半。这个建议跟安德罗波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谈判中，想把犹太人和异见人士作为交易筹码实质上是一样的。1986年后，克格勃开始减少因“政治罪”而遭到逮捕的人数，并反过来强化它所谓的预防措施，也就是对遭到怀疑的苏联公民进行恐吓和讹诈。
这个时候影响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的持续下滑和严重的赤字。最初为了推进改革和改善苏联经济而提出的计划，结果都是一塌糊涂。1985年初，苏联硬通货的支出超过了收入；这造成了对外债务和贸易赤字的双重负担——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危险的形势就让东欧各国的经济步履维艰。另外，在1987年的头两个月，由于部分分权等的错误试验，工业产量骤降6%，而以重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情况最为严重。国家收支出现了800亿卢布的缺口。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从他上台以后，经济与财政形势会急剧恶化。
在1986年秋之前，政治局中的普通成员对军费开支、对外援助和其他秘密预算项目的真实数字并不知情。这些数字是惊人的。除国防开支占苏联预算的40%以外，苏联还支撑着中欧的各个盟国和其他许多扈从国。当政治局成员得知光是援助越南每年就要“花费”400亿卢布时，他们非常吃惊。其他扈从国也便宜不了多少：古巴250亿卢布，叙利亚60亿卢布，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人给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送去了大量的军用设备，包括一线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而这些设备从来没有付过钱。
苏联预算感受到了677亿卢布的国防开支所带来的压力（占预算的16.4%）。但是在1985年给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另外投入2000亿卢布和硬通货的决定中，预算承受的损失可以说更大。这笔投资有必要，但不可能很快就有回报。与此同时，从酒类销售中带来的收入下降了，而最后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石油出口，也在持续减少，因为石油价格从长期的高位一路跌到1986年4月的每桶12美元，而且还在跌。到1987年，苏联除了收税和涨价外，已经没有别的增加收入的方法。1986年10月30日，戈尔巴乔夫说，财政危机“已经扼住了我们的喉咙”。然而他拒绝提高消费品价格并削减国家的食品补贴以平衡预算。六个月后，政治局得知，如果不进行价格改革，到1999年的时候，光是这些补贴就会达到1000亿卢布。然而，尽管有不计其数的讨论、准备和草案，价格改革从来没有进行过。零星采取的一些措施只会使财政危机雪上加霜。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敷衍拖延，原因到现在还不清楚。现在清楚的只是，他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连起码的宏观经济学的认识都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将会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并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
由于经济和财政方面境况惨淡，即便是在政治局的保守派眼中，缓和与收缩也是迫切而必要的选择。苏联再也玩不起外交上的小花招了。葛罗米柯是力主立即改善与西方各国关系的那些人当中的一员。1987年2月，葛罗米柯和利加乔夫开始直言不讳地支持与美国达成“零点方案”协议，消除所有中程导弹。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准备开始对罗纳德·里根发起第三轮和平攻势。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峰会之前，他提出苏联方面将不对等地削减更多的武器。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在当月月底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赞扬了这位苏联领导人“大胆”同意拆除瞄准欧洲的中程导弹。安德烈奥蒂接着又鼓动戈尔巴乔夫“再迈出一小步”，单方面削减苏联的短程导弹。在他看来，“这一勇敢的举措”会破坏美国在西欧部署短程导弹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4月份接见乔治·舒尔茨的时候，按照政治局已经做出的决定，接受了里根关于中程弹道导弹的“零点方案”建议。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告诉舒尔茨说，苏联还将承诺削减自己的新式短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