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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边缘地位的精英们都在热情地为戈尔巴乔夫欢呼，更不用说公众了。在多年的老人政府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不过，尽管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接受提名的讲话中，他宣布“不需要改变政策”。现在的这条道路是“可靠、正确、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只是在后来，在4月的党的全会上和在1985年5月电视转播的列宁格勒之行中，他才说了许多人想听到的话：苏联需要“perestroika”（字面意思是调整、改组）。“perestroika”是当时忌讳的“改革”（reform）一词的同义词，起初只是指改变经济管理方式。后来它将成为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代名词，然而其含义却难以界定和系统化。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小心翼翼，暴露出他对于处于困境的苏联经济与社会还缺乏针对性的治疗手段。就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想改善现存的体制，但他不知道如何下手。不过，他知道，改善现存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之摆脱停滞与迫在眉睫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对于自己起初采取的措施几乎是带有歉意地写道：“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的意识立即摆脱先前蒙蔽和束缚他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花了两年时间“解放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为势在必行的激进改革做好准备。
在其执政的头两年，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很少偏离安德罗波夫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制定的蓝图。这位新总书记相信，清除掉勃列日涅夫的那些腐败无能的密友与官僚，可以让苏维埃体制运转顺利。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调查人员和克格勃，不仅对东乌克兰、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中亚的地方官员而且还对苏联中央官僚机构中强大的腐败网络采取了行动。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解除和调整了几百名地方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想背离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数年之后，他解释说他起初曾想利用现存的党政机制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而只有在那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上彻底改革的条件才会成熟”。这个稳健的现代化方案包括两部分。首先，它打算把对重工业的投资几乎翻一番——主要是通过赤字财政。依照“加快速度”这个一厢情愿的口号，政治局计划十五年内把工业产量提高20%以上。让人奇怪的是，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又犯了老毛病，像20世纪50年代末的赫鲁晓夫一样，提出了一些“轻率的计划”，甚至讨论起怎样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美国。其次，它设想通过行政手段与腐败和松弛做斗争，强化劳动纪律。这一做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性的反酗酒运动。戈尔巴乔夫与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其他人一道，都以为大幅减少酒的零售就会使俄罗斯人摆脱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酗酒。实际上，这些举措非但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还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这个黑洞会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当中让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寝食难安。
与国内政策不同的是，对外政策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的舞台。尽管1981年至1983年间的国际形势依然十分紧张，但政治局与大多数苏联官员都不希望与西方的对抗再度失控，而是希望重新回到缓和的轨道上来。总参谋部、外交部、克格勃和军工委员会的某些官员和专家也开始明白：苏联的行为无意中成了堵死缓和之路的原因之一。在中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的决定和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受到越来越仔细的检讨。在官僚系统内部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势头，要求恢复已被取消的与美国和北约的谈判。甚至在契尔年科1985年1月去世之前，安德烈·葛罗米柯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并就美苏武器谈判的框架达成一致。1985年4月，政治局停止了对SS-20导弹的部署。
出于个人的与政治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一心想早点在外交事务上取得成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自己很早就决定，“要对对外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他解释说，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没有“有利的国际环境”，“经济生活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行不通。总书记把国内政策委托给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并迅速采取措施确立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的最高地位。第一步就是削弱葛罗米柯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让格鲁吉亚党的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不是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延科和多勃雷宁担任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深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到1987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一帮忠实的助手的帮助下，已经完全控制了外交政策的制定。
正是在外交政策的讨论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了需要“novoe myshlenie”（新思维）。这个词与“perestroika”一样，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以作极宽泛的理解。戈尔巴乔夫的同事和党内精英在几十年的思想运动中已经变得犬儒化了，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以为这纯粹是一种说辞，至多也只是一个吸引人的宣传口号。他们错了。对总书记而言，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给国内改革赢得喘息机会的工具，也是变革的手段。他想让苏联对外开放，并由此克服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仇外与孤立的倾向。必须对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提出质疑，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取消。很快，“新思维”就成了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
起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如饥似渴的阅读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为党的领导层翻译并限量出版的西方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他还很喜欢与自己信任的下属一起，在私人聚会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进行这种讨论的小圈子包括他的妻子赖莎（Raisa）、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 Primakov）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私人圈子中，赖莎是个关键性人物。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配偶都安于家庭主妇的角色，没什么抱负，但赖莎跟她们完全不同，她自诩为“六十年代的妇女”。跟戈尔巴乔夫一样，她也是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受到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细节和系统化上有追求完美的激情，并积极介入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在1978年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夫妇二人从斯塔夫罗波尔搬到莫斯科的时候，赖莎“立即投身于学术讨论、研讨会和各种会议当中”。她还加入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毕业生网络，那是她从1950～1955年的时候就已耳闻的。每天晚上，往往是在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或其他重要的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都带着他的妻子出去散步，一路上讨论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并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要是没有她的建议，他就无法作出决定。”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后来告诉杰克·马特洛克。
雅科夫列夫是这个核心圈子中的另一位关键成员，而且也是其中在才智上最有抱负的人。他早先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者，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交换生，后来又成为中央意识形态与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他与其他人一起在媒体上发起了充满敌意的反美运动，同时也抵制苏共内部日益明显的新斯大林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1971年，他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降级发派到加拿大担任大使。他在“流放”时暗中把自己改造成具有改革意识的社会民主派。1985年底，他建议戈尔巴乔夫深化政治改革，目标是废除一党制。结果，就像他回忆的那样，围绕是否需要抛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学说，围绕是否需要紧紧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充满矛盾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发生了争论。总书记还没准备好要迈大步子，但他专心听取了雅科夫列夫的意见。
在这一小群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开始自己的事业、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的“开明”官员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直接而热情的拥护。这个充满生气的小集团的人员构成包括：作为笔杆子曾经在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身边工作过的人、学术智库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国际关系专家。有些人曾经是勃列日涅夫的笔杆子和“开明”顾问，但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都陷入了幻灭感和犬儒化。他们对僵化和腐败深恶痛绝，希望仍然采取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叫停的去斯大林化及文化“解冻”政策。他们还是最早也最坚定地支持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直接给戈尔巴乔夫列出了一份改革清单，目的是打破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单方面削减苏联部署在欧洲及中苏边境的武装力量；甚至把1945年兼并的千岛群岛还给日本。
戈尔巴乔夫对这位院士提出的急救措施还有点不相信，于是就把这份备忘录搁在了一边。不过，1986年1月，他还是邀请了另一位“开明”官员和能干的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成为他个人的外交政策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不仅赞成阿尔巴托夫提出的所有想法，还赞成自由移民和释放政治犯。1985年10月，总书记给了知识界的精英丧失已久的特权——无须得到允许便可会见外国人。这是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并一直在执行的仇外的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这位总书记已经在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当中开始确立自己作为“开明”统治者的地位。
抛弃斯大林主义的两极对立的世界观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由此而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戈尔巴乔夫感到控制核武竞赛尤为紧迫，因为他对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感到不安。这种态度的根源要追溯到他的性格形成期的经历。戈尔巴乔夫的出生地是库班哥萨克生活的地方，那里遭受过革命暴力、骨肉相残的内战和斯大林的集体化带来的巨大痛苦。然后又是纳粹入侵。戈尔巴乔夫属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战争的烈火灼痛了我们，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整个世界观。”作为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他不用服兵役，而且还可以接触到与官方的军国主义宣传相抵牾的思想。
与管理过军工综合体而且熟悉苏联军事力量基本情况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不同，戈尔巴乔夫只是在他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核武器方面的问题。按照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确立的传统，党的领导人也就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Oleg Baklanov）当时是苏联原子能与导弹综合体的负责人。他在后来回忆说，直到1987年为止，戈尔巴乔夫对导弹技术都显得缺乏兴趣或者说了解。在一次与俄国核物理学家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承认，当他意识到自己要亲自对积聚而且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负责时，他就有一种道义上的厌恶感。他还坦承自己熟悉有关“核冬天”的报告——该报告预言，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结果将是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参加模拟苏联应对核攻击的秘密战略演习，当要他下达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命令时，据说，他拒绝按下核按钮，“即使只是训练”。
无论是在苏共内部还是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和“新思想者”都面临着美苏冲突这个巨大的现实。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都决心打赢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圣战”。里根急于和苏联新领导人会晤，并在舒尔茨和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做好了谈判的准备。可惜，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对里根的善意毫不知情。
里根有关第三世界的言论触怒了“新思想者”。华盛顿坚持要求苏联单方面从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动乱地区撤军，却对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行动闭口不谈。苏联人还认为——这一点非常正确——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想让苏军在阿富汗“放血”而不是帮助他们撤走。因此，戈尔巴乔夫决心在国际上不做出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示弱或让步的行动。这位苏联领导人不顾士兵母亲的大量来信和自己那些高参的呼吁，决定不立即从阿富汗撤军。1985年春，他在自己的工作簿上草草地写道：“冲突要分阶段解决。”他还写道：“有件事很关键：完全放弃阵地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在1985年和1986年，苏联武装力量大力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无能的卡尔迈勒被一位更强悍的人物、阿富汗安全部门首脑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取代。拖延从阿富汗撤军，再加上误入歧途的反酗酒运动以及经济改革的不足，日后为戈尔巴乔夫政府带来了麻烦。
戈尔巴乔夫行动最为迅速的是军控问题。到1985年夏，他已经在与罗纳德·里根通信，讨论怎样降低核武器的威胁和控制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从1977年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