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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强硬与警惕的政策在精英与民众中激起了广泛的积极回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不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强硬路线，但在1983年的时候，他对此可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军方、克格勃官员以及许多外交人员都支持安德罗波夫的运动。若干年之后还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甚至很可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回想起安德罗波夫时依然带有敬意和怀旧之情。
蔑视、憎恨又夹杂着几分恐惧，让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不信任根深蒂固。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听他说过：“里根这人不可预测。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1983年7月11日，美国总统给安德罗波夫写了封亲笔信。他向总书记保证，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在致力于“和平的道路”和“消除核威胁”。里根最后还说：“历史上，在进行了私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之后，我们的前任都取得了更加令人满意的进步。如果你希望进行那样的交流，我随时恭候。”总书记在小范围内把这一主动示好解读为“欺骗和想让苏联领导层迷失方向”。安德罗波夫礼貌而正式地回了信，但并没有理睬里根的主动示好。
华盛顿越是施压，政治局的立场越是强硬。在1983年9月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被击落事件中，战争的神经绷到了最紧。当时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于9月1日在千岛群岛上空偏离了航向，而那里是苏联环形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度紧张的防空司令误以为它是一架美军间谍飞机而下令苏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将它摧毁。已因肾功能衰竭而住院的安德罗波夫受乌斯季诺夫和军方的误导——他们向他承诺“美国人永远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决定公开否认这一悲剧性的事件。那么多人的丧生和克里姆林宫的搪塞，让里根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目瞪口呆。但中情局、五角大楼及新闻界的其他许多人都决心在宣传上打败这个“邪恶帝国”。苏联对事件的否认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揭穿苏联人谋杀无辜平民的真面目。
由里根政府精心策划的世界性的仇视苏联的运动，成了压倒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他已是一个满心苦涩的垂死的人。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他关于苏美关系的“告别讲话”。安德罗波夫告诉苏联人民：“为了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里根政府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他指责韩国客机事件是“由美国特务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并责备里根本人使用了“在国际关系中不允许的”宣传伎俩。接着这段话很有力量：“如果说人们对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向好的方向转变还存在过幻想的话，那现在，这些幻想已经被完全打消了。”
从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来看，安德罗波夫的可怕的预言似乎是应验了。9月底，苏联卫星监视系统多次报告美国大量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后来证实这都是些假警报，但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10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并推翻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1月，北约军队开展了代号为“优秀射手”（Able Archer）的军演；而在苏联情报人员看来，这几乎等于是准备马上进攻了。此外，第一批“潘兴”导弹也不顾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以及西方公众舆论的深刻分歧，开始抵达西德的美军基地。12月1日，克里姆林宫多次向华约各国政府发出警报。苏联领导层告诉他们，决定沿美国海岸部署载有核弹的原子能潜艇，以“回应对苏联的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通知上说，“华盛顿的冒险家也许就容易想到先手采取核打击，以便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占得上风。一旦军事平衡对他们有利，就可能使美国的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突然进攻”。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就是一例，它说明“美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腐朽的阶级利益，可能不惜发动全面战争”。
克里姆林宫关于国际关系的这番话让人似乎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的愤怒、挫折感，还有他的病入膏肓，让这套危言耸听的新的说辞显得生动可信。苏联给华约国家领导人的另外一封电报说，华盛顿“已经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宣布‘圣战’。那些现在已经下令把新的核武器部署到我们家门口的人，把自己的实际政策与这种不计后果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1983年11月23日，苏联谈判人员在日内瓦军控谈判中的退场，就是对外政策新路线的体现。只是到了最后时刻，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和总参谋部的专家才设法说服政治局：让这扇门开着，好让苏联重返谈判桌。12月16日，安德罗波夫告诉到医院探望他的苏联军控谈判人员，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苏美第一次发生了冲突。他指责里根政府处心积虑，要在阿富汗放苏联人的血。安德罗波夫对苏联从那里撤军不感兴趣。“如果我们让步，”这位垂死的领导人若有所思地黯然地说，“失败就不可避免。”
在此期间，里根也注意到情报工作和西方和平运动引发的紧张气氛，觉得该是与苏联人谈判的时候了。他相信克里姆林宫也许跟他一样想要避免核战争，便在1984年1月发表了相当于“结束冷战的倡议”的和解演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杰克·马特洛克以及里根的其他顾问，与中情局的凯西及五角大楼的温伯格看法有分歧，后两者想要利用阿富汗战争削弱苏维埃体制。里根的幕僚们则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应当挑战苏维埃体制的合法性，也不应当追逐军事优势，迫使苏维埃体制崩溃。他们为未来的谈判设计了一个框架，它有四个组成部分：在国际争端中放弃使用武力、尊重人权、放开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削减军备。不过，被激怒的莫斯科领导层仍然认为，里根政府被那些“吸血鬼”绑架了，他们想要彻底整垮苏联。他们当时拒绝注意白宫做出的改变。1984年9月，在当月同意与里根举行韩国客机事件以来首次会晤的葛罗米柯，告诉自己的助手们说：“里根和他那帮人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法西斯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
显然，苏联外交部部长认为苏美关系已经跌落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的低谷。不过他还是相信，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应该与这位美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多勃雷宁认为，“里根的强硬政策对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论和苏联领导人地位的影响，恰好与华盛顿意想中的相反。它强化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构中强烈主张与里根的政策针锋相对的那些人的地位”。作者当时作为莫斯科“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初级研究人员，可以看出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强硬回应在专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情绪。与此同时，就连那些一贯主张改善美苏关系的人也被美国的反苏言论激怒了。公众当中有许多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什么时候来临？”
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是坚定的现实主义与作最坏打算的心态的古怪的混合物。长期与克格勃打交道加重了这种心态。直到其健康状况恶化之前，他一直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和洞察力在对外政策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不过，他在1984年2月9日的去世，中断了他所有的工作。他的继任者，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个移动的木乃伊；他患有严重的哮喘，要经常服用镇静剂。在契尔年科短暂在位期间，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依然在实际上垄断着军事与外交事务。在克里姆林宫的讨论中，对斯大林时代的怀旧情绪开始抬头。政治局甚至挤出时间来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恢复党籍。乌斯季诺夫把苏联在国际关系中遇到的麻烦归咎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对其提出了严厉批评，建议把“伏尔加格勒”这个名字仍改为“斯大林格勒”。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老人对20世纪40年代很留恋，那时苏联依然是个堡垒般的国家，苏联人民也经受住了无数的牺牲和艰难困苦。
总参谋部对于怎样回应里根合适，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军事预算要增加14%。直接的军费开支，即武装力量和军备的费用，当时已达到61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和国家预算的16.5%。包括间接开支在内的与国防有关的总费用，就像勃列日涅夫1976年承认的那样，要高出两倍半，大约占预算的40%。这个数字比1940年苏联正在进行二战备战时还要高。简单的计算表明，在国民生产总值停滞不前的时代，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必然要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并终止勃列日涅夫与苏联人民约定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从苏联方面的证据材料看不出政治局对于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有过任何争议。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试图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话题。他批评乌斯季诺夫控制的军工综合体的僵化。在他看来，存在的问题有：效率低下；开展了太多耗费巨资的庞大计划；在军备竞赛中追赶美国是一种自杀倾向。乌斯季诺夫没有争论，只是解除了他一向讨厌的奥加尔科夫的职务。对于有人提出的借鉴20世纪40年代的经验，包括改为六天工作制和设立特别的“国防基金”为各项重整军备的计划筹集资金，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也没有重视。在新的现实面前，要想还采用老的动员方法那是不行的。社会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斯大林动员并挥霍了的巨大人力资源，几百万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年轻工人以及满怀热情的党的干部，当时再也找不到了。在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中，几乎看不到理想主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对享乐的追求和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主义。安德罗波夫采取的管理措施——强化蓝领和白领的纪律与职业道德，很快便沦为闹剧。就连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也跟四十年前不同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由于年事已高而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健康、减少工作负担和自己在退休后的特权，而不是考虑苏联的长治久安。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Vladimir Scherbitsky）、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hammad Kunaev）、尼古拉·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和其他“老人”，都暗中排斥安德罗波夫安排到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年轻干部，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
政治局的老人们还在虚度光阴，死神却等不及了。乌斯季诺夫死于1984年12月20日，而在1985年3月10日就轮到了契尔年科。在筹备契尔年科葬礼的同时，一场幕后交易也在紧张进行。结果，主政的“三驾马车”中仍然健在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把他的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对其支持的回报，葛罗米柯很快就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来说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幸的是，巨大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负担几乎压垮了他所继承的这个国家。
克里姆林宫的新面孔
从1985年起，在西方观察家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许多人就已经把戈尔巴乔夫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提并论了。尽管在时代的经历、教育以及风格上两人的差别很大，但他们的确也有许多共同点：农民的社会背景；真心诚意，甚至可以说狂热的改革冲动；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以及强烈的自信；在道义上对苏联过去的反感；相信苏联人民的常识感。两位改革者都相信共产主义体制，信仰马列主义的主要信条，同时也都拥有强大的革新意识，愿意承担责任，投入未知世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著名传记的作者威廉·陶布曼说，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国内遗留的问题就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反动。戈尔巴乔夫的使命就是要在赫鲁晓夫曾经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火爆的尼基塔恰好相反。戈尔巴乔夫不好斗，他是个寻求共识的人。赫鲁晓夫缺乏耐心，他解决问题就像坦克攻击敌人的防御阵地一样。戈尔巴乔夫习惯于拖延，慢慢地编织官僚政治之网（参见第10章）。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在战争中，在针对贝利亚的阴谋中，赫鲁晓夫一再让自己的生命与事业陷入险境。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与死亡擦身而过，而且他得到最高权力也几乎是全不费功夫。在他身后是一帮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小字辈”的候补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Viktor Chebrikov）。军方也欢迎把他作为候选人。戈尔巴乔夫的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列宁格勒党的书记格里戈里·罗曼诺夫（Grigory Romanov）和莫斯科党的书记维克托·格里申很快都心甘情愿地认输了。没人想要成立一个临时的领导集体来监督这位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总书记。
胜利来得如此轻松，证明了安德罗波夫网络的力量。党内级别较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