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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GDP被用于扩军的经费。这一政权通常都是靠挪用人民的储蓄、出售伏特加和暗中累积预算赤字来填补漏洞。另外一个重要的岁入来源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从1971年到1980年，苏联石油天然气的产量分别增加了七倍和八倍，与苏联给华约国家的享有大量补贴的石油天然气的输送量增加的速度相当。1974年后，世界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莫斯科也不得不把它给华约盟国的石油价格提高一倍，并提供十年期低息贷款进行补偿。苏联的经济利益要求削减给中欧各国的如此慷慨的援助，但“社会主义帝国”的利益以及集团内部的义务却要求加大援助的力度。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加剧了苏联集团内部在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再也不能强迫受其庇护的中欧政权去分担重新开始冷战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了。1980年2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这些国家的党的书记们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同志说，要是再减少与西方的经贸往来，他们就承受不了了。华约成员国在经济上对北约国家的依赖性，此前只有民主德国存在这样的问题，而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这样。这些共产主义盟国实质上就是在告诉莫斯科，要堵住“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漏洞，只能由苏联人埋单。
波兰危机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即苏联作为东欧集团经济与资金援助的唯一提供者，其地位不稳。1980年8月之后的一年当中，苏联人给波兰注入了40亿美元，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波兰经济在持续下滑，波兰人的反苏情绪也在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食品短缺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变得更为严重。苏联农业也开始告急，尽管国家作了巨大的投入；食品分配的集权体制也遭遇瓶颈。享有大量补贴的面包、黄油、食用油和肉类从百货商店流入兴旺的“黑市”并以高价出售。就连享有特权的莫斯科，购买食品的队伍也是排得越来越长。在这种形势下，克里姆林宫最终不得不强忍难堪，允许西方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以免波兰陷入饥荒。1980年11月，勃列日涅夫告诉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领导人，苏联将不得不削减对这些国家的石油供应，“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出售这些石油，并用得到的硬通货”帮助波兰政权。显然，万一要由华约的武装力量来对波兰实行武装入侵，那苏联将不得不承担占领的费用。而且谁也说不准西方的经济制裁会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10月18日，莫斯科最后的希望、总理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从卡尼亚那里接管了党的领导权。与西方和波兰国内许多怀有敌意的描述相反，雅鲁泽尔斯基并不是苏联人手中驯顺的工具。在1939年波兰被瓜分之后，他曾被内务部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战期间，他成为由苏联帮助组建的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军官。雅鲁泽尔斯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在把波兰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还认为，只有苏联能够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对于苏联人说要采取军事管制的施压，雅鲁泽尔斯基顶了几个月，但到1981年11月，他顶不住了——因为波兰的经济摇摇欲坠，而寒冬将至，还没有足够的燃料和食物。同时，团结工会的温和派领导人开始被更激进、更缺乏耐心的势力所取代，后者要求结束波兰的共产党政权。雅鲁泽尔斯基则开始暗中准备发动打击。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告诉克里姆林宫。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在最后时刻会见雅鲁泽尔斯基之后对政治局报告说，这位将军神经过敏，“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雅鲁泽尔斯基再三警告莫斯科，波兰天主教也许会与团结工会联手，“对波兰当局宣布‘圣战’”。这位将军最后还要求紧急的经济援助并提供苏军作为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后备力量。雅鲁泽尔斯基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克里姆林宫的那些想要要挟他的人。
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上发了言。这位克格勃首脑警告说，雅鲁泽尔斯基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在苏联身上。安德罗波夫坚决认为，不管怎样，哪怕是团结工会上台，苏联也承担不起武装干涉的代价。“我们首先必须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怎样巩固苏维埃联盟，”这位发言者最后说，“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安德罗波夫担心国内的稳定，因为他知道，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食品短缺也有会更加严重的危险。波兰工人的造反让安德罗波夫搞不准，苏联的工人是否会永远保持耐心。
这位克格勃主席不仅接近于抛弃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还接近于修正克里姆林宫一直奉行的增订版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马修·维梅特（Matthew Ouimet）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造成的危机，“使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非常像因之而命名的那个人。两者都成了一个空架子，靠一个正在衰落却迫切想在世界事务中保持自己地位的帝国来支撑……尽管波兰人民还不清楚自己的成就，但他们已经逼退了苏维埃巨人，而且它再也不会东山再起”。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管制，消除了当前对华约的挑战。但是，波兰危机并没有结束；它是整个苏东集团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危机的反映。要控制住波兰的局势，代价依然很高。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不顾苏联的反对，接受了价值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大量的谷物、黄油和肉类被运往波兰，却像被扔进了无底洞，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波兰的各个工业部门也得到了迫切需要的原材料，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轮胎以及最为重要的苏联石油。
波兰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这些危机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自欧洲缓和的兴盛期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哪怕是在毗邻地区，苏联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克里姆林宫的老近卫军们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准备彻底重估苏联的安全利益及对外政策。只是他们在这方面并未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们是以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方式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政治局与里根
克里姆林宫有关波兰问题的秘密辩论是与另一场不愉快的讨论部分地交织在一起的，那就是怎样对付里根政府向苏联的挑衅。理查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是潜伏在华约军队司令部的美国间谍；从他那里，里根对苏联在波兰问题上面临的压力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位总统把实行军事管制视为人身侮辱。他决心对苏联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并充分利用苏联在经济上遇到的种种问题。1981年12月之后，里根敦促西欧各国下令禁止建造从乌连戈伊（Urengoi）到西欧的洲际石油管道——这项工程是苏联未来增加石油收入的支柱。最后，西德与法国没有支持美国的制裁，就像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的那样，“里根输掉了与苏联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不过，这条石油管道的建设还是被延误了几年关键时间。与此同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与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准了一些非常具有挑衅性的秘密行动，包括在苏联边境和苏联海军基地附近的军事演习，以此向克里姆林宫施压。里根政府还游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大幅降低世界石油价格。美国政府中的强硬派的这些被揭露出来的行为有可能被夸大了，但它还是说明，美国向苏联人施压的力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
对安德罗波夫来说，里根政府的种种举动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就跟美国当时心怀恐惧一样，这位克格勃首脑也开始警告说：“华盛顿政府正在企图把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到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从而加剧了战争的危险。”1981年5月，安德罗波夫请勃列日涅夫参加克格勃官员的秘密会议，并当着他的面说，美国正准备对苏联发动突然的核打击——这令与会者大吃一惊。他宣布从现在起，将由克格勃与格鲁乌（苏联的军情机构）合作，建立新的战略预警系统。这个新的情报行动的代号为RYAN，取自俄文“核－导弹－攻击”的首字母。心存疑虑的专业情报人员误以为这个荒谬的想法是出自乌斯季诺夫和军方。实际上，军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不再认为美国随时会发动袭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后来回忆说，他认为当时的局势“虽说困难，但也不是处处都是危机”。事实上，RYAN是安德罗波夫自己的主意。这位克格勃头子的警觉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巴巴罗莎行动”和冷战初期的种种景象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安德罗波夫希望刺激一下死气沉沉的苏联官场与社会。然而，勃列日涅夫反对彻底地改弦更张。这位总书记颠来倒去地念着缓和的祷文，希望有朝一日美国也会投桃报李。政治局有许多人希望里根回到“现实”中来，与苏联合作。勃列日涅夫希望用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安抚一下西方的公众舆论，便在1982年6月发表讲话，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很快，乌斯季诺夫也公开宣布，苏联“并不指望在核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实际上等于是放弃了20世纪60年代进攻性的军事原则。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睡梦中去世了。苏共政治局几乎立即就宣布，由68岁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担任新的苏联领导人。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首次避免发生此前那种接连使之受到严重破坏的阴谋和权力斗争。冷战的紧张局势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还有一点，即，这位克格勃领导人得到了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的全力支持。只是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可悲的是，他此时已是肾病晚期。
安德罗波夫对里根始终怀有疑心。当里根给勃列日涅夫去了一封亲笔信，建议讨论核裁军问题时，安德罗波夫和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三驾马车”中的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姿态而未予理睬。在此期间，美苏关系又一次陷入低谷。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放弃了先前历届政府惯用的辞令——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去挑战苏联政权的合法性——说苏联是“邪恶帝国”。1983年3月23日，里根又扔出了一颗炸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DI），目的是让所有核武器都“不起作用而作废”。对苏联军方和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来说，这听上去就是要让苏联的所有弹道导弹失效并无法招架住美国的第一波打击。与里根的“邪恶帝国”演讲以及“战略防御计划”相比，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更是加重了安德罗波夫的不安全感。1983年4～5月份，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一次大规模演习中，对苏联的海上监视与预警系统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刺探。美国人还模拟攻击了载有核导弹的苏联战略潜艇。克里姆林宫针锋相对，在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军事演习，包括就各种战略核力量的动员与合作而进行的首次全面演习。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RYAN行动也是势头不减；所有在国外的克格勃特工人员都接受了“长期的行动任务，刺探北约对苏实施核弹攻击的准备情况”。
里根政府的一些资深成员事后把该计划视为苏联行为随后发生变化的根源。中情局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政军领导层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把“开支巨大的新军备竞赛”的前景摆在了他们面前，而且在展开竞赛的领域，“苏联几乎无望进行有效的竞争”。盖茨相信，“战略防御计划”甚至让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些保守分子也确信，“苏联必须进行重大的内部变革”。实际上，苏联反击的雄心要大得多。政界和军界并没有觉得要大难临头。由物理学家叶夫根尼·韦利霍夫（Evgeny Velikhov）领导的，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军控谈判小组得出的结论是，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很可能并不需要立即采取反制措施。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结束争论。苏联军方意识到，从长远来看，“战略防御计划”可以推动新军事技术的发展。乌斯季诺夫对“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感兴趣。他与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Anatoly Alexandrov）一起，启动了一项长期计划，回应里根的挑战。在军工综合体内部也有一些人，包括格尔什·布德克尔（Gersh Budker）院士和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梅（Vladimir Chelomei），拿出了几种苏联版“战略防御计划”的方案。
里根政府在向国会兜售“战略防御计划”时的理由是，该计划在两年内就会迫使苏联人按照美国人的条件开始核裁军谈判。不过，事态的发展在一开始却完全相反。安德罗波夫上任没几天就发起了反腐败运动，目的是整肃纪律和保持爱国主义的警惕。而且他还对苏联国内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散布各种各样小道消息和谣言的人”，提出了“最后警告”——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这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