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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形势与我们未来的政策”，1979年4月1日，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委员会，译文见于CWIHP Bullelin，no.3（Fall 1993）：67-69；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顾问的数量的估计见于New York Times，April13，1979。?????
Gai and Snegirev，“Vtorzheniie，”204-8.电报的日期是1979年9月13日，多勃雷宁从自己的笔记中引述了这封电报，Lysebu Ⅱ，89；Westad，Fall of Détnete，129-30。?????
Chazov，Zdorovie i vlast，15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9年12月20日，NSArch。亚历山德罗夫对卡连·布鲁坚茨讲过这番话，但布鲁坚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Kevorkov，Tainii kanal，243.?????
关于人质危机及美国对此的回应，参见Farber，Taken Hostage；关于苏方的担忧，参见瓦连京·瓦连尼科夫的看法，见于Lysebu Ⅱ，73；Brutents，Tridsat Let，417。?????
安德罗波夫个人给勃列日涅夫的这封信以及1979年，12月初他（和乌斯季诺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情况简介的内容是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发现的；参见Lysebu Ⅱ，91-93；以及Westad，Fall of Détnete，134-35。?????
多勃雷宁引述了上述内容，见于Lysebu Ⅱ，91-93；引自Westad，Fall of Détnete，1350?????
这一重构是基于Lysebu、Musgrove和Fort Lauderdale中的讨论以及作者在这些大会期间与一些苏联资深官员之间的私下交流。?????
Dobrynin，Lysebu Ⅱ，91-93；Westad，Fall of Détnete，135；“最后一根稻草”的看法见于Lyakhovsky，Plamia Afghana，123。?????
Lyakhovsky，Tragediia，109；Lyakhovsky，Plamia Afghana，121；Varennikov，Lysebu Ⅱ，85-86.?????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46-47；多勃雷宁的证词见于Westad，Fall of Détnete，141-42。?????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9年12月30日，NSArch。?????
Termez，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城市，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阿姆河北岸。——译者注?????
欧加登（Ogaden）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为争夺该地区而发生了战争。——译者注?????
薇拉·邓纳姆（Vera Dunham）把斯大林执政时在政府与中产阶层之间形成的那种迁就与通融称为“大交易”（Big Deal），它主要表现为在实践中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的平等观念，以适应中产阶层的利己的、物质的追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没有进行大的制度改革，改革和变化主要限于微观层面，例如在关系密切的亲友网络范围内提高政治经济的自由度，给予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商业以更大的宽容。这些就被称为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Little Deal）。引自James R.Millar：The Little Deal：Brezhnev's Contribution to Acquisitive Socialism,（www.ucis.pitt.edu/nceeer/pre1998/1987-801-15-Millar.pdf？）——译者注?????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俄罗斯神秘主义者，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后期俄罗斯宫廷中有影响力的人物。——译者注?????
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
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
——安德罗波夫，1980年秋
20世纪80年代初超级大国的对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疯狂的军备竞赛，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的暗战，还有激烈的心理战，这就跟斯大林统治后期如出一辙。里根政府也像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想要逼退苏维埃帝国。西方有人预言，接下来将是个危险的十年：“只要其领导人认为帝国的完整受到威胁，苏联就会不惜发动核战争。”
本章的重点是，在对抗日益加剧时的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最后岁月和接下来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领导下的两年过渡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基础开始恶化。包括中情局那些人在内的西方分析家，都觉察到了苏联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苏联对中欧控制力的动摇，但他们想象不到形势实际上有多糟。1980年和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及华约其他国家在经济和财政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重的依赖性，极大地削弱了斯大林建立的“帝国”。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缺乏阻止苏联式微的政治意志与谋略。从1981年至1985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从来没有考虑过准备与西方最后摊牌之类的事情。
波兰：柱石崩裂
1980年8月，格但斯克（Gdansk）工人的罢工酿成了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危机。团结工会大获成功，尤其是这个看上去闹哄哄的民主运动所显示出的惊人的效率与协调性，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及其顾问怀疑有“看不见的手”——也许是受过良好训练、由外国资助的“地下组织”，在领导这场革命。在苏联人看来，更糟糕的是，这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克格勃报告说，在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梵蒂冈以及美国的波兰流亡组织之间存在着联系。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被认为是波兰事态发展的最危险的煽动者。
波兰革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自身的边境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1981年，克格勃报告说，受波兰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特别是拉脱维亚的工厂，发生了大规模罢工。1981年春，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告诉政治局，“波兰的事态发展正在影响我国西部各省，尤其是白俄罗斯的局势”。苏联当局在与波兰接壤的边境地区落下了一道新的“铁幕”，终止了旅游观光、学生计划以及与这个“兄弟”国家的文化交流。波兰期刊的订阅被取消，波兰的无线电广播也受到干扰。
在苏联和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接下来对团结工会运动的应对措施。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对外政策专家与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都在担心会出现那种人们所熟悉的前景：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入侵波兰。不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那样做。虽已年老昏聩，这位越来越孤独易怒的总书记却也不想同意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波兰人。
勃列日涅夫决定避免对波兰采取干涉行动，这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总书记实际上也并不在克里姆林宫，而是隐居在自己的国家别墅。由于他不在，安全事务就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这“三驾马车”。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扮演了一个显要的角色，负责政治局处理波兰危机的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人当中，国防部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要求出兵干涉的理由最为充分：必须确保波兰成为驻德苏军与苏联之间的重要纽带。失去波兰，华约也就毫无意义；实际上，华约总部就设在波兰城市莱格尼察（Legnice）附近。以华约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Viktor Kulikov）元帅为首的乌斯季诺夫的下属们，几次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波兰。
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是政治局决策圈的关键人物。他以前曾力主苏联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但是在1980年秋，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一位亲信下属说：“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把自己当作勃列日涅夫的当然继承人的安德罗波夫明白，如果再进行武装干涉，那将是他生涯中灾难性的一着。在苏联干涉阿富汗之后，欧洲缓和的形势已是命悬一线，如果再入侵波兰，就会让它一命呜呼，甚至还会使整个的赫尔辛基谈判进程功亏一篑，那可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国务活动的最大成就。
就连苏斯洛夫也认为，把社会中的一些民主人士吸收进波共政府，要比动用苏联军队更为可取。但这并不等于克里姆林宫在波兰问题上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政治局开始倾向于“毕苏斯基方案”，也就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性质的独裁体制，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建立的政权。“共产主义的毕苏斯基”的候选人，有波兰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yslaw Kania）和波兰武装力量司令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按照预定的计划告诉卡尼亚：“如果发现有人要推翻你们，”他说，“我们就插手。”整个会晤就是用苏联干涉的可能性来吓唬卡尼亚，让他对团结工会采取严厉措施。但是这位波共领导人缺少实施这一拟议中的打击所需的勇气与决心。苏联宣传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列昂尼德·扎米亚金（Leonid Zamyatin）从华沙回来时的印象是，这位波共领导人已经成了一个在酒精中寻求慰藉的极度神经质的人。因此，那种逼迫波兰领导层采取行动的方式，会使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为：苏联即将入侵。而在会晤的同时，华约军队在波兰境内及边境附近的地区恰好又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更让人深信不疑——这与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苏军的动作一模一样。
12年前施压的对象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现在轮到卡尼亚了。1981年3月，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再次来到莫斯科，而乌斯季诺夫把这位波共领导人训得像小学童一样。“卡尼亚同志，”他嚷道，“我们的耐心耗光了！在波兰我们有的是可以信赖的人。我们最后再给你两周时间，去恢复波兰的秩序！”在波兰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后不久，华约军队和克格勃就开始对波兰大肆恫吓，包括连续三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过，乌斯季诺夫的威胁是在虚张声势，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此时并没有考虑入侵。
1981年夏，苏联人竭力想在波共内部寻找并组织“健康的力量”，以便另外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施压，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波共内部的强硬派几乎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其中包括记者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克里姆林宫有许多人将其视为危险的“右倾修正主义分子”。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对这些新的情况可以说是更为担忧。当年夏天在克里米亚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开始要求武装干涉。然而勃列日涅夫坚决地拒绝了。”
勃列日涅夫仍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恢复欧洲的缓和局面，所以对入侵波兰的主张很讨厌。此外，波兰危机中的经济问题也让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知难而退。与波兰人打起来已经是够糟的了，但入侵和占领在经济上的代价也不啻为一场灾难。切尔尼亚耶夫1981年8月在自己的日记中评论说：“勃列日涅夫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一聪明的方法。让波兰在经济上一直依赖我们，这我们承担不起。”的确，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多余的资源用来承担迅速增加的各种义务。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苏联在全世界共帮助或扶持了69个苏联的卫星国和扈从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每年有超过四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