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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古巴人欺骗了苏联的驻古军事代表，并使他们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批准由他们把古巴人空运到大洋彼岸。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都感到很意外；他们一致认为，古巴的介入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严厉反击，这不仅对缓和来说是节外生枝，甚至在古巴自身的周围也可能出现紧张局势。在此期间，为了拯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古巴人已经开始了“卡洛塔行动”。现在，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来自哈瓦那的古巴档案的证据还是一片空白。
两年前，勃列日涅夫拒绝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贷款请求，从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同年，苏联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埃及的影响力。1975年8月，对共产党在葡萄牙取得胜利的热切期望也破灭了。在准备苏共代表大会报告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上遇到了三次明显的挫折。如果再算上安哥拉的那就太多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觉得，既然苏联的威望现在受到了威胁，那就有必要“拯救安哥拉”，支持古巴人。科尔尼延科回忆说，“国际主义责任感的本能反应当时在起作用，尤其是由于此事是发生在南非共和国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实际上，这一干涉即便不是美国组织的，也得到了它的支持”。此外，要是放弃在安哥拉与由美国资助而且其中还包括部分外国雇佣兵的敌军作战的古巴军队，那就意味着再次牺牲加勒比的小盟友——第一次是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后退。
1976年初，杰拉德·福特从自己的字典中删掉了“缓和”这个词。对于苏联人利用古巴军队作为代理人深感不安的基辛格宣布，美苏伙伴关系不可能“在经历了安哥拉这样的事情之后还继续存在”。在此期间，由于从苏联得到了大批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肃清了安哥拉大部分地方的南非雇佣兵和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非洲各国开始承认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安哥拉政权。一事顺事事顺。苏联和古巴的顾问开始训练南非黑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好斗分子。苏联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力加强了。而古巴人的胜利也让苏联人可以克服苏古关系中的龃龉。这次胜利也是送给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代表大会的大礼。它有助于苏联领导层在不结盟运动中赢得支持，也有助于苏联领导层从世界上那些支持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团体那里赢得支持。
卡特招来的麻烦
虽然为了安哥拉的问题大吵大闹，但勃列日涅夫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是希望福特能够赢得大选，并恢复缓和的伙伴关系。多变的美国政治又一次让克里姆林宫的期待化为了泡影。1976年11月，一个不出名的种花生的农场主、佐治亚州的前州长吉米·卡特，击败了福特。卡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善意、坚定的信念、在考虑重点上的模糊性以及注重细节的管理风格揉为一体。他非常希望摆脱冷战这个“旧议程”，而且还是核裁军的坚定的拥护者。新总统承诺采取一种“新对外政策”，它将更加公开、透明，更加注重人权。
在公开场合，卡特宣称该是克服“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的时候了。不过，在私下里，白宫担心的主要问题却是，苏联是否会像赫鲁晓夫在1961年考验肯尼迪那样来考验卡特。勃列日涅夫很快向卡特保证：这次不会有任何考验。克里姆林宫对卡特也有自己的担忧。一些苏联专家认为，这个缺乏经验的新总统可能成为各种反缓和势力的囚徒。卡特的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是个有名的言辞谨慎的支持缓和的人物。相比之下，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眼下就让人担心了。他是一位波兰外交官的儿子，也是一位研究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重要学者。作为削弱苏联在东欧影响力的战略设计师，作为协调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个资本主义中心的三方委员会的幕后策划人，他在莫斯科是臭名昭彰。
卡特的人权运动立即损害了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由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在1975年8月之后组成的赫尔辛基监督团，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很活跃；他们监督苏联违背《最终法案》的情况，并将其通报给外国媒体。莫斯科监督团的一位资深成员回忆说，“我们最为乐观的预计此时看来是可以实现的：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中似乎很有可能会包括坚决要求苏联人兑现在赫尔辛基做出的承诺。西方政治家和苏联异见分子的同盟正在开始形成”。为了报复，1977年1～2月，克格勃对赫尔辛基监督团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它们中包括尤里·奥尔洛夫（Yuri Orlov）、亚历山大·金茨堡、阿纳托利·沙拉恩斯基（Anatoly Shcharansky）在内的激进分子。2月18日，多勃雷宁接到指示向万斯转达这样的看法：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1972年达成的“基本原则”。十天后，卡特邀请异见人士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到白宫做客。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维持伙伴关系并在军控方面有所进展要比在人权问题上吵吵闹闹更为重要。在卡特就职典礼的前夕，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向他传递积极的信号。1977年1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讲话时首次采用明确的防御性的措辞，描述了苏联的安全原则。他说，苏联并不谋求先发制人的优势，苏联军事政策的目标是加强潜在的防御能力，使之足以震慑任何潜在的入侵者。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话消除美国媒体中“苏联军事威胁论”的影响并对卡特有所帮助。不过，他的一位笔杆子认为，这种姿态是不够的。“有关苏联威胁论的喧嚣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写道，“总说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这不管用。如果不切实改变我们自身的军事政策，过去那种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经济陷于枯竭的军备竞赛还会持续下去。”
苏联人渴望维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持与白宫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他们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卡特向苏联人表明，伙伴关系的条件必须得改一改。多勃雷宁想通过布热津斯基激活与卡特的秘密渠道，但却未能成功。新总统决意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不倚仗秘密外交。他想通过万斯和国务院来执行对外政策。此外，他采纳了由参议员杰克逊的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制定的军控提案，那些人当中包括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该提案设想对某些战略武器系统进行“大幅削减”，尤其是要消除一半的“撒旦”火箭。这自然就意味着要抛弃饱受批评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它还意味着苏方将失去自己发射井里半数的最好、最大的导弹，而美国人只是承诺将来不会部署与之相当的系统。它还推迟了有关美国巡航导弹和苏联“逆火”轰炸机的限制问题，而那是苏联人以为近乎解决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被激怒了。他感到自己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付出了自己健康的代价。如果接受新的提案，那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国际开始新一轮的讨价还价，那疾病缠身的总书记可没有这个精力。他指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给卡特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敦促他在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协议基础上迅速达成协议。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强调，这将为他们个人的会晤扫清障碍——这位苏联领导人把这样的会晤看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信中的语气之严厉出乎卡特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宣布万斯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和若干新提案造访苏联。新提案之一是“大幅削减”，另一个则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为基础，但没有提出对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轰炸机的限制。对于苏联军方来说，两份提案都无法接受。在万斯抵达莫斯科之前，总书记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与“三驾马车”召开了会议；极有可能所有在场的人都决定，该是“教训一下美国人”的时候了。
苏联拒绝美国的提案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严厉的程度还是令人大感意外。在1977年3月28日的首次会晤中，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他和葛罗米柯没有掩饰自己对卡特政策的鄙视，而且在言辞中还带有对卡特的人身攻击。他们打断万斯的发言，甚至没有让他读一下退一步的提案，而该提案本来是有可能开启通往妥协的道路的。美国代表团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了。更有甚者，葛罗米柯还在特别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的提案。这就像万斯后来说的那样，“有人把湿地毯扔在我们脸上，叫我们回去”。
莫斯科谈判的失败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肯定是有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政治上要优先考虑的重点出现了新的分歧。特别关键的是，苏联人想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而这对于美方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先前拥有明显的优势。即使在十年以后，当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时，他们也未能就其余的战略武器达成全面的框架性的一致。
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成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征兆。在与务实的基辛格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相信，卡特只是想通过贬损他们换取廉价的宣传资本。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些苏联领导人就是无法想象，那位总统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异见人士个人的命运。葛罗米柯甚至禁止自己的助手把这方面的材料放到他的桌上。他在与万斯会谈时表示，他不理解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量怀有敌意的对苏宣传？白宫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正在做的那样，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建设性方面？安德罗波夫一直坚持认为，人权运动只不过是“敌人的企图，是要为苏联国内的敌对分子提供资金和其他物质援助，好让他们行动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莫斯科谈判的失败将意味着苏美高层伙伴关系的终结，而那是缓和的主要动力源泉。1977年2月，按照葛罗米柯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只有在准备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的时候才会与之会晤。结果，苏美的下次峰会一直等到1979年6月，而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现在很容易认为，到1977年之后，苏美关系的日益恶化已无可救药。学者们各抒己见，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各个主要的方面和事态的发展：苏联对非洲的持续干涉；缓慢而没有什么结果的军控进程；美国国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反苏情绪。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此前就已存在，缓和却仍能发展良好。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大的障碍也没有挡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谈判伙伴。有人认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要是勃列日涅夫当初仍然愿意坚决致力于维护与美国领导层的政治伙伴关系，那缓和就会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并不是有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苏维埃体制和美国民主体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不过，它强调了在国际关系史的危急关头，当新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的时候，高层人物及其政治意志的关键作用。
吉米·卡特对苏联缺乏清晰的设想，这对于缓和的失败来说，与勃列日涅夫在想象缓和时所抱有的那些信念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布热津斯基和新保守主义批评者的影响下，美国总统开始怀疑苏联是个做事不计后果也不可预测的大国，这就混淆了克里姆林宫年老昏聩而反动的领导层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激进而桀骜不驯的领导层。1978年5月，卡特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国野心带来的政治短视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相结合，就有可能诱使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局部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动荡，同时恫吓我们的朋友，以谋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最终甚至要谋求政治上的优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苏联在非洲的行动，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加强军事实力感到不安。我还看出，苏联的某些布局是经南亚指向印度洋，也许是为了包围中国。”为了遏制在非洲的苏联人，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提出了一种基于实用政治的策略：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用“中国牌”对付苏联人。万斯反对这样的政策，认为它会危及苏美关系，但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想法。他派布热津斯基去北京，后者获得了广泛授权，以实现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这样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由此造成的影响要比苏联当时的行为理应受到的更为广泛和深远。大约同时，多勃雷宁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者想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莫斯科当前情绪激昂的气氛了”。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苏美关系中那种非常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又强势回归了。
就政治局而言，它完全没有理解卡特对于推动军控和缓解紧张局势的愿望有多么深切。相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总统是其幕僚手中的工具。葛罗米柯私下对万斯说，当布热津斯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