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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那些“几乎是要把我们带回冷战时期”的声明时，他“越权了”。1978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卡特：“不只是受最无耻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综合体领导者的一贯影响，他还打算打着反苏政策的旗号争取连任并重回冷战。”两个月后，另一份严峻的评估报告以每季度一次的“政治信函”的形式从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送到了莫斯科。该报告认为，卡特正在重新评估苏美关系。“此事是由布热津斯基和总统的几位负责国内事务的幕僚牵头的；他们让卡特相信，如果他对苏联公开采取更加严厉的方针，那他就可以止住其在国内地位的下滑。”报告援引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Gus Hall）的说法——布热津斯基是“卡特政权的拉斯普京”。
1979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表明，如果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好伙伴的。总统体贴而又耐心——他显然是想找到与苏联领导人的某种形式的情感纽带。在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协议之后，总统突然向勃列日涅夫伸出双手并拥抱了他。他郑重地把下一轮军控谈判的建议削减战略武器系统的提案草案递给了勃列日涅夫。他甚至忍住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起人权问题。勃列日涅夫尽管很虚弱，但还是被打动了。他后来对自己的助手说，卡特“不管怎样，是个很好的家伙”。在告别时，卡特转向苏联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并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说：“回头一定要到美国来，而且要带着你们的总书记一起来。六个月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
欢迎来到阿富汗！
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仍然误以为缓和主要是，甚至仅仅是“新力量对比”和苏联军事实力提高的结果。这些错误认识暂时看来并不致命。但是阿富汗改变了一切。1978年4月，在遥远的喀布尔的一场军事政变让左翼分子上了台。他们立即宣布“四月革命”，并请求苏联援助。苏联人与这一变故毫无关系，对于如何处置它也没有做好准备。最新的证据表明，对于此次左翼分子的政变，就连克格勃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就如雷蒙德·加特霍夫说的，也许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伊朗国王才是导致阿富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在1976年和1977年，伊朗国王说服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改弦更张，不再与苏联结盟，而且还镇压阿富汗左翼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阿富汗局势逐渐明朗后不久，伊朗国王的政权就垮台了。该地区的平衡被打破，接踵而至的是未来多年的灾难性后果。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看，阿富汗靠近苏联边界和中亚，所以，那里的“革命”与非洲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例子不一样。南部边境地区越来越不稳定，这只会使苏联人更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在其牢牢监护下的稳定的卫星国。阴暗的冷战心态在克格勃还占据上风。正像一位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他把阿富汗视为苏联的利益范围并认为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人和中情局在那里扶植反苏政权”。1978年政变之后，借助于国防部、克格勃、外交部以及其他一批负责经济、贸易、建设、教育等事务的机构和部委的渠道，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交往得以迅速发展。来自莫斯科以及苏联各个中亚共和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和许多顾问云集喀布尔。与争夺非洲时相同的那些动机此时无疑也在驱使着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员。顺便提一句，在阿富汗的苏联代表和顾问，就和他们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也门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帮助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权”的同事一样，享有外币支付的高薪。
苏联顾问和来访者很快就掉进难以驾驭的革命者的权力斗争的陷阱。“人民派”的领袖，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和与他一起创业的副手哈菲佐拉·阿明，开始清洗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旗帜派”集团。阿富汗的各位领导人相信革命的恐怖，并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历次清洗的启发。1978年9月，国际委员会的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带着一项秘密使命来到阿富汗并警告塔拉基：如果他继续杀害自己的革命同志，苏联就不再支持他。这些警告以及苏联人要求团结的呼吁都被当作耳边风。阿富汗的革命者们相信：苏联是绝对承担不起不支持自己的后果的。这种想法完全正确。就在波诺马廖夫执行其秘密使命之前，克格勃情报总局的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访问了喀布尔并签订了有关情报共享与合作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情局在喀布尔及阿富汗各地不断发展的势力做斗争”。1978年12月5日，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塔拉基返回了喀布尔，并确信勃列日涅夫本人是支持他的。的确，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位表面上温文有礼的阿富汗领导人。
1979年3月，一个恼人的催醒电话打到了莫斯科。赫拉特市及赫拉特地区发生了反对“人民派”政权的叛乱，暴民们残忍地杀害了喀布尔的官员、苏联顾问以及他们的家人。塔拉基和阿明拼命给莫斯科打电话，恳求苏联武装干涉，以“拯救革命”。这是另一支力量——好斗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最初登台亮相的强烈征兆。政治局再次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以分析这个新的情况。克里姆林宫的讨论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要是以为是勃列日涅夫在起领导作用有多么危险。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对外政策的“三驾马车”主张苏联出兵干涉以拯救喀布尔政权。他们一致认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失去阿富汗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而是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休养。干涉派很快就占了上风。
第二天，一切都变了：原先所有主张干涉的一夜之间都变了卦。乌斯季诺夫第一个说了实话：喀布尔的领导层想让苏联军队去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战斗，而这个祸是他们自己激进的改革措施惹下的。安德罗波夫认为，“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刺刀来支持阿富汗的革命，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葛罗米柯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我们这些年来在缓和国际关系、裁减军备等许多方面费了那么大力气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当然，中国会得到一份好礼。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都会反对我们。”这位外交部部长还提醒政治局，武装干涉会导致与卡特的维也纳峰会被取消，还有原定于3月底的法国总统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访问。
苏联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新材料，尤其是柯西金与塔拉基的通话，澄清了阿富汗的真实情况。不过，更为关键的因素想必是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以及他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态度。就像葛罗米柯说的，勃列日涅夫之于缓和依然有着利害关系。他对于与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兴趣，以及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令他与其他西方领导人的会晤节外生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他眼里，任何武装干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态度是本性使然。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连续三天的政治局会议，并反对干涉。在塔拉基被苏联的军用飞机接到莫斯科之后，他被告知：苏联不会在阿富汗境内部署军队。但苏联人保证会另外再给阿富汗军队提供援助，并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压，限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渗透。勃列日涅夫在听了塔拉基的简短的回答之后就起身离开了，那仿佛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但反对干涉的决定当时似乎还不是最终的决定。“三驾马车”起初的干涉主义立场为未来招来了麻烦。率领阿富汗“沿着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前进”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并没有放弃。实际上，在塔拉基离开莫斯科后不久，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就在他们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重申了这一点。结果，苏联增加了对喀布尔政权的物资投入，而且苏联顾问——大多是军人和克格勃——的数量估计也达到了4000人。
当阿富汗在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再次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做法都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这一结局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作为领导人，哈菲佐拉·阿明要更加精明干练，其为人做事非常像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阿明的角色原型是约瑟夫·斯大林：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依靠残忍的武力；为了追逐自己的野心，他不惜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建立阿富汗军队和镇压赫拉特叛乱时的能量，为他赢得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同情。然而，勃列日涅夫支持塔拉基。1979年9月初，这位阿富汗总理在赴哈瓦那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告诉他，阿明正在策划推翻他的军事政变，而且刚刚把他的人从安全部门的关键岗位上拿掉。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次谈话之后，克格勃连同驻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馆一起，曾经试图除掉阿明，结果未能得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明逮捕了塔拉基，并于10月9日下令将其捂死在他的牢房里。之后，阿明又驱逐了苏联大使。勃列日涅夫的宠儿被暗杀，这让总书记本人在情感上突然间也被卷进了阿富汗的革命事务。据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说：“这个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连与他一起革命的人都被他捂死了？阿富汗革命现在谁来掌舵？别的国家的人民会怎么说？人们还能信赖勃列日涅夫说的话吗？”从这一刻起，苏联武装干涉和除掉阿明的势头就开始增大了。在塔拉基遭到谋杀后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据说就告诉国际部的一位官员说，派部队到阿富汗已是势在必行。
之所以会对不干涉的决定进行重估，很可能跟1979年1月之后伊朗革命的迅速升级——同年3月31日在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伊朗迅速提高对阿富汗西南地区激进叛乱分子的支持力度有关。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知道，伊朗革命将开辟激进伊斯兰运动的新时代，而且它比冷战和苏联存续的时间还要长。他们怀疑而且起初还严重夸大美国与阿富汗的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运动的联系。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特别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开始专从苏美零和竞争的角度考虑阿富汗问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于1979年11月4日占领美国大使馆之后，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波斯湾，这让总参谋部惊慌起来。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回忆说，“我们担心如果美国被赶出伊朗，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巴基斯坦并占领阿富汗”。据说，令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感到不解的是：如果美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进行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那我们为什么就该低调，小心行事，而且还丢掉阿富汗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克格勃从喀布尔发回的关于阿明在耍两面派并秘密会见美国人的报告就让人更不安了。几年前萨达特的背叛加剧了人们的猜疑。
苏联做出除掉阿明并“拯救”阿富汗的决定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尤其是负责制定政策的“三驾马车”“团体决策”的一个突出案例。在10月和11月的某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的意见并开始策划入侵。葛罗米柯和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接着也表示同意。这几位最高领导人对于准备工作守口如瓶，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自己班子中的分析人员都不知情。按照“三驾马车”的想法，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支持。1979年12月初，安德罗波夫向他摆出了主张入侵的种种理由。他写道：“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阿明为了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不会跑到西方那边。”这封信建议策划政变，推翻阿明并让遭到流放的那一派阿富汗革命者在喀布尔掌权。
近来的研究表明，安德罗波夫的基本看法，即说阿明即将背叛，其实是来自一些极其含糊暧昧的证据。这位克格勃首脑似乎扮演了他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也就是用真真假假的情报让勃列日涅夫坚定干涉的决心。12月8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告诉勃列日涅夫，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部署短程导弹，这些导弹可能是针对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设施的。乌斯季诺夫建议，利用阿明多次提出的让苏联出兵的请求，派几个师进入阿富汗，确保顺利接管。而且原来的打算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撤出这些部队。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缓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的担心，本来还有可能再次否决赞成干涉的意见。但这一次，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都没有反对。1979年秋，缓和似乎正在跌入最低谷。勃列日涅夫与卡特的峰会所产生的少量善意已消失殆尽。在几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怂恿下，白宫发了一个假警报，说有一个旅的苏军在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