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使欧洲列强瓜分整个非洲的那种情形的再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非洲问题专家卡连·布鲁坚茨和高级情报官员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把苏、美两国比作两个拳击手，互相攻击成了他们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把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都卷了进去的刚果危机，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国内和世界新闻的焦点。
苏联第一波非洲攻势的结果具有一种醒脑作用。在付出相当多之后，苏联人输掉了刚果争夺战，并被赶出加纳和几内亚。把几内亚变成“社会主义窗口”的试验结果尤为令人痛苦，这也使得苏联人认为有可能在十年内改造非洲的信念冷却了下来。1964年的波利扬斯基报告批评赫鲁晓夫采取的支持非洲“进步政权”的方针。它认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常常缺乏实际的了解，然而却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苏联在非洲的慷慨援助在许多时候“结果都很可悲：那些国家的领导吃我们的，然后又不理我们。资本主义者嘲笑我们，而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从来没有否认苏联对非洲的介入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他们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太冲动，忘记了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有所选择。
这些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又被忘记了。现在也许有人认为，当时，莫斯科与北京在全球争夺“进步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霸主地位，促使苏联重新回到它积极介入非洲事务的立场。但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1970年曾经自信地向政治局报告，中国人在非洲的“攻势”失败了。1972年4月，勃列日涅夫告诉基辛格：苏联驻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外交官曾经在沙漠中央发现一座中国饭店。“到这座饭店吃饭的人在离开时都带着一捆免费的中国人的宣传资料。那是他们想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嗯……在他们争夺该运动领导权的企图落空并失去自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关闭了这座在阿尔及利亚的饭店。”然而，正是在1970年秋，在莫斯科为反对中国的“饺子外交”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才提出并得到政治局的支持，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非洲政策。
促使苏联重返非洲的原因是：仍然支配着克里姆林宫思维方式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非洲大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真空状态；非洲的领袖们自己也积极要求苏联的介入。就像在克格勃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在多年试图从美国和西欧国家获得援助之后，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是唯一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大国”。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再次错失影响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
不过，这一次苏联对非洲的介入不单单是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圣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之角”成了苏军展示其新的力量投射（power-projection）能力的地方。苏美对于非洲的争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扮演全球大国的角色，要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从1964年起，苏联就着手建立战略海军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航母舰队。在“赎罪日战争”中，这些能力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苏联海军司令部，尤其是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渴望与美国海军一较高下，并要求在非洲建立基地。1974年，他们在索马里得到了一处基地。正如事实将很快显示的那样，这个基地带来的麻烦让苏联人得不偿失。
如果缺少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就不能完整地描述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这让苏联坐收渔利。苏联的原油产量从1973年的每天800万桶增加到1980年的每天1100万桶，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每年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中得到的硬通货收入增长了2250%，达到20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迅速增加使得克里姆林宫能够承受在非洲的帝国扩张的代价。
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的出现也是在这些年——那是在政权、苏联精英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社会约定，是由外快、特权、“影子经济”和各种各样特殊的挣钱渠道组成的一套复杂却足以让人过得舒服甚至可以说富裕的体系。苏联社会出现了很多富裕的迹象。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为“小交易”开启了没怎么宣扬但却很丰富的新的可能。它为苏联军方和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创造了几万个报酬极高的工作岗位。驻非洲各国的大使馆成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失宠因而处于半流放状态的党内高级精英最喜欢的地方。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莫桑比克苏联大使馆翻译的社会学家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Georgy Derluguian），当时的工资是用特殊的“外币支票”发放的，其购买力要高出苏联平均工资的15-20倍。在非洲尽了几年“国际义务”后，苏联公民就能购买莫斯科的公寓、汽车、夏季别墅。他们还能到国营的小桦树特供连锁店买到西方生产的消费品，那里只收外币，不收卢布。因此，杰尔卢格扬认为，苏联的各个部委和机构就出于这些个动机，游说赞成向各种据说带有“社会主义取向”的非洲政权提供“国际援助”。“就像在许多帝国中那样，在势力范围扩张的背后，有官僚主义固有的尔虞我诈和想要创设有利可图的新职位的愿望。”
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斗掩盖了这种逐利行为。在缓和达到高潮的同时，美苏对非洲的争夺也开始加剧。在非洲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都有彼此虎视眈眈的情报机构。1974年，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非洲各地视察时发现，“美国想到处都有充分的存在，这既是因为如此方才符合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也特别是为了盯住苏联的代理人。苏联为了声望和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这个大陆，当时在非洲也几乎到处都有常驻的特别使团”。自尊和双边竞争的逻辑——而非战略或经济的利益——使双方走上了冲突的道路。
有两起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和1975年4月越南南方的陷落。国际部的切尔尼亚耶夫充满激情地把在葡萄牙发生的政变与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终结相提并论。“一个大事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际部的另一位官员则表示，苏联介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以及后来的入侵阿富汗，是因为“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受到国内缓和批评者猛烈抨击的福特和基辛格也开始认为，在越南的惨败有可能引发某些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基辛格，他对共产主义分子在葡萄牙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并认为美国必须防止苏联人填补安哥拉的真空——那里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赫尔辛基大会前夕，福特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让中情局在安哥拉暗中开始行动，在该国恢复有利于美国人的均势。
1975年对安哥拉的介入，跟苏联先前在非洲的大规模攻势一样，没有任何清晰的战略计划或目标。不过，糟糕的是，这一次在决策上还存在放任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对非洲的事态发展几乎不感兴趣，所以就把那里的日常事务大体上交给了有关机构而没有交给任何具体的个人。由于没有一个得力的领导人，对外及安全政策就掌握在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他于1976年4月去世后这个职务就给了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手中。但这“三驾马车”的表现并不像是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倒像是几个老迈的官员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忙于互相捧场和互相吹捧。他们之所以能有现今的地位，都得感谢勃列日涅夫；尽管如此（就像赫鲁晓夫的下台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政治上又一同对总书记构成了威胁。在他们之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迹象表明，结成了超出规定界限的伙伴关系，都可能使自己成为勃列日涅夫怀疑的对象，而那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结束。鉴于上述原因，“三驾马车”十分谨慎，只有在正式场合，在政治局会议上才会见到对方。他们也极不情愿挑战彼此的地盘。结果，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第一发言权。而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则在军事问题上拥有实际的垄断地位。安德罗波夫消息灵通，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不过，由于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另外两位的利益范围内，他情愿跟在他们的后面。“三驾马车”的成员都希望保持现状，也就是逐渐架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而总书记甚至在自己的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依然是唯一权威，可以使“三驾马车”拥有对其他政治局成员的合法的支配地位，而那些人可能随时都想接管制定政策的过程。
由于职能和个人方面的这些原因，苏联领导层没能采取大胆的计划和积极的行动。这就让其他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强力人物，包括安哥拉的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o Neto）和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尤其是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战友，把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拖进了精心策划的非洲棋局。与美国人想象的相反，古巴的各位领导人并不完全是莫斯科的傀儡或代理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直到他在1967年死亡）以及古巴的其他革命者一直在支持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几内亚比绍的革命游击队的行动。古巴人相信，美国在1975年的逃离越南，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一轮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来临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古巴与苏联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因为1962年苏联人“背叛”的阴影还笼罩在哈瓦那的上空。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试图修复与古巴人的亲密关系——领导这些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继承了第三国际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1965年，安德罗波夫告诉自己的一位幕僚说，将来与美国的竞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非洲和拉美。如果苏联得到那里的基地，它就能拥有与美国人同等的地位。格列奇科和军方强烈支持这样的逻辑。安哥拉是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克格勃从1970年起就主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提供援助和培训——该组织的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老朋友。从1974年的后期开始，安哥拉就成了苏古合作迅速扩大的地方。
关于苏联扩大其在安哥拉的存在的完整故事仍然埋藏在档案中。有一种说法是，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当时向政治局建议：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有限的非军事援助，但要注意不直接介入安哥拉的内战。然而，国际部在几天后向政治局递交了安哥拉人要求得到武器的请求。在短暂的犹豫后，“三驾马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这一请求。1974年12月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刚过，军援的渠道就开通了。政治局的立场之所以会彻底改变，除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官僚的互相捧场之外，还有可能是由于内图的苏联朋友和古巴朋友的游说。1979年在阿富汗问题上，决策又出现反复，而且影响更大。
美国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的决定，也压缩了克里姆林宫的选择空间。葛罗米柯的第一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苏联对安哥拉的介入之所以会逐步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颠覆性的政策。1975年秋，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三驾马车”提出，帮助安哥拉是他们的“国际主义道德义务”。在勃列日涅夫与其写作班子一起在他的乡间别墅工作的时候，作为“开明”幕僚之一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曾经警告过他：介入安哥拉的事务会对缓和产生严重的影响。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愤怒地表示反对。他提起在1935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对共和派的援助。他还提醒勃列日涅夫，1971年当受美国庇护的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多么嚣张。总书记此时在缓和上投入的精力和兴趣越来越少，他在这场争论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选择支持哪一方。不过，后来他还是选择了附和占据上风的干涉主义倾向。1975年10月，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安哥拉的事态发展在美国引起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但这只能激怒总书记。他确信美国人没有理解苏联的“诚意”。他说，苏联并不是想在安哥拉建立军事基地，而只是想帮助当地的国际主义者。
这种局面为古巴人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在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两周后，卡斯特罗给勃列日涅夫送来一份计划，准备把古巴正规军运到安哥拉。勃列日涅夫当时断然拒绝扩大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援助或者把古巴人运到那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的时候，第一支古巴战斗部队就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参加战斗了。科尔尼延科后来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