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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纲领。一位研究缓和的学者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确立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领导地位”。他还“公开主张，苏联要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大会代表对于勃列日涅夫的和平纲领以及向西德开放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和欢迎。这种赞同与欢迎并不纯粹是走过场，也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要平息对于自己对外政策的批评，勃列日涅夫就占据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葛罗米柯在大会上挑明了这一点。他不点名地批评说，在党和政府的内部，有些人把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理解成某种阴谋。
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告诫自己的笔杆子们说：“我们一直在为争取缓和而斗争，也已取得了许多成就。现在我们与西方那些最大的国家谈判时，我们的目标是寻求一致而不是对抗。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发表一份关于欧洲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宣言。这也许会把战争延后二十五年，甚至很可能是一个世纪。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外交部和我国的公共组织，还有我们盟友的那些，在思想和行动上要统一起来。”但是，“争取缓和的斗争”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个中的原因与其说是国内的掣肘，不如说是外部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必须克服的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越南战争以及美苏的持续对抗。
美苏缓和的阵痛
多年来，勃列日涅夫及其在苏军指挥部和军工综合体的朋友们，都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对手。军备控制和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妥协，这些想法不太符合他们那种浸透着反美情绪的思维方式。更糟糕的是，赫鲁晓夫时代的军事指导思想的目标就是要打赢核战争。除了要在战略力量上势均力敌，国防部坚持要把与美、英、法旗鼓相当的中、短程核导弹力量部署在西欧和苏联周边的海上。最终，苏军指挥部（以与美军指挥部几乎同样的方式）要求保留完全的自由，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少数外交官逐渐意识到，要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目标应该放在基于相互信任和通过谈判形成的均势上。但苏联军方对于这些人的想法依然表示怀疑。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声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当时是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些外交官也不是特别地支持。在1969年10月赫尔辛基的谈判开始之前，当他给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下达指示的时候，他严令他们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他警告他们说，克格勃就在他们身边。
1969年2月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的秘密渠道，有几个月都没有产出什么结果。苏联给白宫的每一份电报都必须经过烦琐的程序，得到政治局的集体同意。尼克松的意图在莫斯科受到猜忌和强烈的怀疑。多年来，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只知道他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并对他的当选作了最坏的打算。在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存在的尖锐分歧，对于苏美关系也不利。政治局认为双边的军控谈判是头等大事，而尼克松惦记的却是越南问题，而且他把所有的军控议题都与自己的这样一个要求捆绑在一起：克里姆林宫要向河内施压，以结束越南战争。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愿意那样做。当尼克松建议举行峰会的时候，揣摩到领导层心思的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反对草率地与美国总统会晤。他坚持要求要把峰会与成功签订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各项协议联系在一起。政治局表示赞成；尼克松的建议被搁在一边，数月之后才作出答复。
勃列日涅夫本人直到1971年才对秘密渠道的沟通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过，到这一年的夏天，他表示愿意与尼克松会晤，甚至访问美国。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在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之后以及在成功会晤了巴尔和勃兰特之后，勃列日涅夫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次是突然宣布的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中苏边境冲突最终使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确信，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合力支持北越这种事是异想天开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他们的“三角外交”，想要同时与北京和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从此，葛罗米柯的拖延战术就行不通了。
最终的推动力很快就出现了。1971年8月5日，勃列日涅夫收到尼克松给他个人的第一封信——直到当时为止，秘密渠道通信的苏联官方收信人都是柯西金。总统恳请勃列日涅夫成为他讨论“重大议题”的伙伴。总书记立即回信，建议于1972年5～6月在莫斯科举行苏美峰会。多勃雷宁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从现在起，勃列日涅夫将亲自监督峰会的筹备工作。
就像对“新东方政策”一样，这位总书记只有在看到取得突破的合理前景的时候，才会决定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投入到与尼克松的关系之中。不过，通往莫斯科峰会的最后几英里却并非坦途。第一个爆发的危机，是勃兰特面临西德联邦议院的不信任投票，从而有可能妨碍苏联与西德之间条约的通过。那样一来，苏联外交和勃列日涅夫的处境就会极为尴尬，苏德友好的成果就会被搁置，或者更糟，会被逆转。勃列日涅夫请求白宫干预西德政局，帮助勃兰特渡过难关。克格勃甚至一度考虑贿赂联邦议院的某些议员。1972年4月26日，勃兰特以两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信任投票。5月17日，西德联邦议院批准了《莫斯科条约》。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与尼克松谈判时占据了政治和心理上的有利位置。
接着在南亚出现的新情况对即将开始的苏美对话提出了最为严峻的考验。1971年11月，就在苏联刚刚与印度签署了《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三个月之后，巴基斯坦与印度爆发了战争。苏联领导层遵照条约的规定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后来回忆说，那样做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是为了平衡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两个超级大国领导层的意料。有条约和武器物资撑腰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批准印军入侵当时还属于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以援助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此后巴基斯坦人又袭击了印度的机场。尽管巴基斯坦军队很快便输掉了东部的战争，但战火仍有可能蔓延到克什米尔，那是两国间主要的争议地区。
印巴战争让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情绪简直要失控了；他们将其视为苏联的阴谋，目的是破坏美国三角外交的整个计划，特别是美国利用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牵制苏联的企图。他们要求勃列日涅夫保证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尼克松似乎准备把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峰会与苏联人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美国海军派往孟加拉湾。包括多勃雷宁在内的苏联人不明白白宫为什么要支持巴基斯坦而反对印度，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巴基斯坦挑起的。勃列日涅夫起初也莫名其妙，但很快就勃然大怒。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甚至提出，要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印度。幕僚们竭力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几年后，当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向勃列日涅夫提起此事的时候，他还是余怒未消，对美国人的行为极为不满。
但是峰会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越南战争。1972年春，河内在越南南方发动了新的攻势，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甚至都没想到要与莫斯科商量一下。4月，美国空军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并误炸了四艘苏联商船，造成几名水手身亡。5月初，尼克松下令对河内实施更为野蛮的轰炸并在海防港布雷。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认为，由于轰炸及其给苏联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取消与尼克松的峰会。勃列日涅夫动摇了。他的助手回忆说，华盛顿的挑衅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尼克松是想维护自己在美国公众眼中的威望，但这跟勃列日涅夫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苏美会晤这件让他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的事情，现在成了一场赌博，而且[尼克松]是在把他往绝路上逼。”
但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对于峰会的兴趣还是让他控制住了情绪，而且他还恳请自己的同事保持克制。要让河内的军事行动半道上停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就尽力在基辛格与河内的代表之间斡旋。他们还很快达成一致：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于4月21～22日访问了莫斯科。基辛格非但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施压[这是尼克松要求他那样做的]，而且还尽力与勃列日涅夫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基辛格也抱着妥协的态度：在“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内容上，他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做出了让步。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所概括的那样，“这份文件相当于承认了苏方多年来一直坚持和争取的那些最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总书记来说，最重要的是承认“平等”是苏美缓和的基础。
现已解密的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记录显示，这位总书记作为谈判者来说是一流的。他自信、快乐、精力充沛，身着配有金色表链的很有格调的深蓝色西服，风度与气质不输于他那位作为前哈佛教授的伙伴。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体型还保持得很好。他发挥自己的魅力，迅速进入会谈的各种话题，抛开预先准备的稿子，轻松自如地应对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总书记对自己的客人尽情施展自己的幽默感，而美国人也投桃报李。他还想知道，美国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越南。“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七年，”他提醒基辛格说，“那简直是白费时间和力气。你们面临的情况也一样。”他还告诉尼克松的那位多疑的顾问：“对于尼克松总统结束战争的想法，我肯定是支持的。那是我们大家最终的目标。苏联肯定没有私心。我们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谋求过什么好处。”不过，勃列日涅夫显然想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全面缓和”的其他议题上。他告诉基辛格：“目前的这些讨论代表着未来的一个重要进程的开端，代表着建立互信的开始。”应该本着“他们所肩负的高尚使命”，采取“其他善意的举措，以巩固苏美间的良好关系”。
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外交活动是在异常有利的条件下开始的。自“伟大的同盟”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如此努力地想要赢得苏联人的信任，并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可以有那么多接近白宫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出于各自的原因，没有把他们的战略意图告诉国务院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以及实际上美国的整个权势集团。基辛格先是把多勃雷宁后来又把勃列日涅夫当作自己的知己，抱怨华盛顿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体制”和尼克松的“独特的风格”。有几次，基辛格是在绝密的位于白宫西厢的战情室单独接待多勃雷宁的。勃列日涅夫就像其助手所回忆的那样，对于基辛格一再恳求他要把会谈的某些方面的内容作为他们的私人秘密不要公开感到“非常开心”。同时，他对于这样一种排他性的关系也禁不住有些自得。
但是，基辛格的使命虽然成功了，却并未能够驱散由于越南问题而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政治局的意见依然不统一，有些委员强烈要求撤销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坚定地与河内团结在一起，以重树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威望。怀疑派为首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也是“国家元首”。其背景与文化水平跟勃列日涅夫非常相似，但他缺少他朋友的魅力和灵活性。波德戈尔内一直在用一种嫉妒的目光关注着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的积极行动，并从1971年起就想插手外交事务。有勃列日涅夫撑腰的葛罗米柯，坚决挫败了他的那些侵犯别人地盘的企图。但在1972年4～5月，波德戈尔内感觉到自己在外交事务上公开表态的机会来了。他的潜在盟友是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一个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怀有虔诚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暗中批评勃列日涅夫领导能力的人。谢列斯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外交事务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实力，取决于人民对我们的信赖，取决于我们完成自己计划与承诺的程度。”在他看来，缓和充满了风险。最糟糕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和朋友都出现了动摇：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明确反对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这位在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纯洁性问题上的最高法官，对于即将到来的峰会令人生疑地不置可否？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容易挑动人们情绪的、关于是不是要与越南同舟共济的争论，“可能会在公众和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中引起共鸣”。
对于自己建立共识的方式充满信心的勃列日涅夫，在等待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为举行峰会的想法辩护。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发言支持该想法的竟然是柯西金。他和葛罗米柯都表示，取消峰会可能会使当时正在波恩等待批准的与西德的《莫斯科条约》节外生枝，而且可能会使与基辛格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上达成的各项协议被无限期地搁置，而正是那些协议构成了美苏战略均势